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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物谈(24)
陶渊明:士人文化人格精神的转折标志
宁稼雨
把陶渊明作为整个“魏晋人物谈”的收官之作,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从时间上看,他是跨越晋宋两代的人(365-427),年龄上晚于大多魏晋名士;但更重要的是,从士人文化人格精神的内涵来看,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是中国士人文化人格精神的转折标志。
一,非主流家族背景的熏陶培育
学过中国文学史,对魏晋文化典籍稍有了解的人往往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从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影响来看,陶渊明是东晋文坛首屈一指的文学巨匠。在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陶渊明要么独自占一章,要么独自占一节。这个量级的作家,人们一般将其视为“一流作家”。但是与此状况不甚吻合现象是,荟萃魏晋时期诸多重量级士人文化重量级大咖名流轶事的《世说新语》中,却找不到陶渊明的身影。早年曾对此颇有不解,并为此专门做过一点了解研究,写成《<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天中学刊》2000年第三期)一文。现在在此基础上,结合陶渊明家族背景,可以进一步发现证明,在魏晋时期门阀观念作用下,陶渊明所在家族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并不彰显,甚至受到高高在上门阀士族的歧视和蔑视。
首先可以注意的是,陶氏家族的郡望至今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这本身就不是世家大族应有的缺憾。《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宋人汪藻《世说叙录·世说人名谱》中收录名门族谱凡二十六种,未见陶氏在内;另有二十六族无谱者,陶侃、陶范在列其中,未言郡望。直到唐代,陶家的郡望才在有关的姓望材料中被肯定为江州寻阳郡。北京图书馆藏位字七九号唐写本《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和斯坦因敦煌文书第2052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均在江州寻阳郡下载有陶氏家族。可见陶家的郡望也只是因为陶侃的功业和陶渊明后来的名声而被肯定下来。
其次可以看到,尽管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在东晋官居要职,封长沙郡公,在当时算是较有地位的人。但即便如此,当时的门阀高族也仍然没有把陶侃放在眼里: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世说新语·容止》)
苏峻之乱的起因在于此前当朝权臣庾亮处理不当,致使苏峻以讨伐庾亮之名造反。如同丧家之犬的庾亮不得已向时为征西大将军的陶侃求援。如此紧急情况下,温峤却仍然称陶侃为“溪狗”。据余嘉锡笺疏引述李慈铭言,文中“溪”当作“傒”,为“鸡”之误,乃古人对江西人之蔑视称呼,犹呼北人为“伧父”。与此解稍有不同,陈寅恪先生则以为“溪”为溪族,乃高辛氏女与畜狗所生后代。陶侃及陶渊明一族即出于溪族(《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周一良也认为:“所谓溪人者,多以渔钓为业,如唐代蛮蜑渔蜑之比。”(《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可以佐证此说的文献有:
钓禨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山犹有侃迹存焉。” (刘敬叔《异苑》,《津逮秘书》本)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左鱼右差)饷母。母封(左鱼右差)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世说新语·贤媛》)
周一良说:“盖陶公正是渔贱户之溪人,故贵显后犹不能逃太真之轻诋。”(同上)可见“溪狗”为人们对陶氏家族为狗裔的蔑称。正因为陶氏祖先有这样旧闻,所以它一直受到人们(尤其是世家大族)的蔑视和嘲弄。
在晋宋时期,陶氏家族还是被人蔑视的小族。这一点,在《世说新语》中不乏例证: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世说新语·方正》)
陶胡奴即为陶侃第十子(或言第九子)陶范。余嘉锡此条笺疏云:“《侃别传》及今《晋书》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于清议,致修龄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其子夏、斌复不肖,同室操戈,以取大戮。故修龄羞与范为伍。于此固见晋人流品之严,而寒士欲立门户为士大夫,亦至不易矣。”
然而陶侃父子为陶氏家族创立的这份基业似乎并没有被后代继承和发扬光大,而是很快消歇衰败。陶渊明祖父的名字似乎都难以确定,而到了他的父亲,事迹基本已经无可从考了(参见李长之《陶渊明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到陶渊明的时候也更是继续滑坡。除了门第不显,家境也日益贫穷。这在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中还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弱年逢家乏” (《有会而作》)。
晒出陶渊明家族的这些老底,是要说明,构成魏晋士人主体人格精神的根基是门阀士族的家族背景。陶渊明虽然在文化修养方面和文学成就方面并不输给王谢之类高门大族成员(甚至优于他们),但其家族背景从根子上看就与后者不在一个层面。这正是陶渊明在士人人格精神方面与魏晋主流发生转折的根源和基础。
(节选自宁稼雨《陶渊明:士人文化精神人格的转折》,《文史知识》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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