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为什么要读《水浒传》（上）

宁稼雨

宋元时期以抗击外族侵略为题材的“说铁骑儿”一类说话艺术，到了元明两代又与反抗官府、表达江湖草莽豪杰观念的绿林题材小说融为一体，形成英雄传奇小说的浩大声势。《水浒传》便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

全面了解《水浒传》的主旨和文本文学价值，是避免《水浒传》阅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重要途径。中学生为什么要读《水浒传》？这要从该书的文化文学价值说起。

    一、“世代累积”而成的英雄传奇小说

宋江起义在历史上实有其事，其时间大约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宋史·徽宗本纪》《宋史·侯蒙传》《宋史·张叔夜传》等正史，北宋时期李若水《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诗等都有宋江起义的记载。南宋时期的一些野史如《东都事略》《十朝纲要》《通鉴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诸书还载有宋江征讨方腊事件。

宋江起义的故事在宋代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宋末元初，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其画已佚，赞和序存周密《癸辛杂识》中）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可见它不仅在民间流传，而且也受到士大夫们的注意。

宋江起义也成为南宋以来说话和杂剧艺术的重要题材。据罗烨《醉翁谈录》，话本名目中有《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等，说明这时宋江起义是以英雄个人事迹的形态出现于说话艺术中。今所见《水浒传》成书前最完整的水浒故事，是《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有关部分“梁山泊聚义本末”。虽然叙事粗略，但情节与《水浒传》大体一致了。

元代杂剧中有多种搬演水浒题材的作品。今存剧目二十几种，其中六种存世。这些对《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和主题形成，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文献中关于《水浒传》的作者记载并不一致，所以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水浒传》的作者有施耐庵著、罗贯中著和施耐庵、罗贯中合著三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正确，还不能确定。

至于施耐庵是何许人，学术界也有较大争议。有人说是子虚乌有的托名，并将其具体化为嘉靖武定侯的门客；有人认为宋末元初《靖康稗史》的编者“耐庵”就是写《水浒传》的施耐庵；有人认为元末明初江苏白驹场人施彦端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有人提出施耐庵是苏北人，后来陆续发现了《施氏族谱》及淮安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铭》等材料。近年江苏又发现了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延佐墓志铭》和《施氏家簿谱》（《施氏长门谱》）等。但《施氏家簿谱》中所载施彦端是否就是施耐庵，以及《施耐庵墓志铭》的真伪等，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看法，多数人倾向于否定意见。

《水浒传》的版本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较少细节描写；繁本描绘生动，文学性强。这两个系统孰先孰后，学界意见不一，但多数人认为繁本在先。按照这种说法，所谓“简本”实际上只是繁本的节本。

繁本系统分为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其中在社会上流传较广的是七十回本。该本系明末金圣叹据百回繁本作底本的修改删节本，仅取前七十回，并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写为“梁山泊英雄惊恶梦”结束全书。该本问世后取代了其他版本的地位，成为清代以来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版本。他对《水浒传》的评语，也成为古代小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本系统比较重要的有明刊本《忠义水浒传》和万历二十二年余象斗刊《水浒志传评林》等，因简本系统文学色彩不强，所以目前主要为研究者使用。

二、作品主旨是绿林文化精神

《水浒传》全书的故事情节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为第一至第七十一回，写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吴用、武松、李逵、石秀、杨雄、卢俊义等一百零八名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经过，主要是梁山好汉的个人英雄传奇故事；第二部分从第七十二至第八十二回，写梁山义军同官军对抗作战，后来又合伙受招安的过程，是梁山好汉的集体传奇故事；第三部分从第八十三回至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至一百二十回），写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奉命征辽、征方腊（一百二十回本包括征田虎、王庆的内容）直至最后失败的经过，是梁山起义的最终悲剧结局。

我们认为从《水浒传》的文化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历史价值上来认识它的题旨，或许能够抓住问题的肯綮所在。而《水浒传》的内容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其思想观念也在广大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绿林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

1．“逼上梁山”是多数梁山好汉上山聚义的共同原因。

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尽管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等，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很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水浒传》中描写的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现实社会背景。

小说中梁山好汉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被逼上山的经历。宋江是被黄文炳所逼，柴进为高廉所逼，解珍解宝为毛太公所逼，武松又是为西门庆所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冲被逼上山。从妻子被高衙内调戏，到自己被诱入白虎堂，刺配充军，再到草料场险些被陆虞侯烧死，林冲步步被逼，毫无退身之地。如果不造反，只能是死路一条。林冲的经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有意将这段故事放在全书的开端，除了突出“逼”字以外，还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后人以“逼上梁山”作为说明被逼无奈而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的成语，足见它所包含的绿林文化精神的底蕴。

2．“替天行道”是梁山好汉的政治行动纲领。

《水浒传》中梁山“替天行道”的大旗，无疑是受到流落到民间的墨侠思想影响的产物。有意思的是，梁山好汉除了以自身的力量抗争天命外，还如同读过《墨子》一样懂得借助上天和神明的力量。书中几次写到梁山好汉祈祷神灵佑护，还几次写到呼风唤雨的战法，特别是宋江在还道村接受九天玄女赐书并面授机宜一节，形象地写出宋江起义与天神佑护之间的依存关系，很有一点象征的意味。梁山好汉理直气壮地提出“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等口号，因为他们感到有天意、神明和抗争精神在给自己撑腰，所以能气壮如牛。

在明白了“替天行道”中的“天”指的是什么后，再来看看“道”的含义。这个“道”，就是墨子所提倡的“兼爱”、“尚同”等乌托邦理想。读过《水浒传》的人，立刻会发现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与墨子的乌托邦设计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3．“以贤为能，纪律严明”是梁山好汉的组织原则。

墨子提出的这一套选举办法，明显地带有原始氏族部落推选酋长的痕迹。虽然它质朴得近于原始，但却因其公正而能为追求大同世界的绿林侠士所接受。晁盖就是在林冲火并王伦之后被推上寨主宝座的。王伦被火并，就是因为他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第十九回）宋江被立为寨主虽然屡经周折，却是这一原则的细致体现和最终胜利。晁盖临终前留下的遗言，“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第六十回）这并不符合以贤为尊的原则，所以吴用等人借口山寨不可一日无主，让深得人心的宋江做了临时寨主。而宋江没有遵循以贤为尊的原则，煞费苦心地赚来卢俊义，想让他做寨主。可这一打算不仅没有得到梁山众好汉的赞同，而且也被苍天所否定――让宋江先打下东平府，不得不做了梁山之主（第六十一至七十回）。这实际上已经隐含着众人推选贤者为首领的做法得到了上苍的肯定和支持。

4．“接受招安”是梁山起义的必然结局。

在梁山起义事业初期，人们主要面临的是被官府所逼活不下去的问题。所以“贼”的名分和“忠君”的意识暂被抛到脑后，去赴汤蹈火，拯救自己和天下。随着人们生存状态的好转，那些以前来不及顾及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而解决名分和忠君问题的最佳途径便是接受招安。这在宋江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随着宋江个人怨仇的解决和境遇的改变，对“贼”的名分的自省和接受招安的心理，便从朦胧到自觉，越来越清晰。在被刺配之前，他有过不少侠义之举，但同时也想过招安的问题。当武松要去二龙山投鲁智深时，宋江便嘱咐他见机行事，为日后招安做准备（三十二回）。这说明他上山本是无奈之举，一旦私仇已报，生存问题解决，那被压在心底的招安念头便逐渐浮到上面。当宋江凭借强大武力，向宿元景借用金铃吊挂时，全然没有胜利者威风凛凛的居高临下态势，反而低三下四地说出“专等朝廷招安”的话来，足见招安在他的心中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

在梁山好汉大获全胜排座次的菊花会上，宋江一首《满江红》词，把他的接受招安的迫切愿望展示得淋漓尽致，“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正是因为这样的强烈愿望，所以后来宋江指挥的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实际上都是为实现招安而制造筹码。这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儒家的名分和忠君意识如何在墨侠思想部分地实现后及时地对其进行补充，完成封建秩序的自我循环和调节的。梁山起义事业是如此，历史上许多绿林事业的结局也大抵如此（被镇压者除外）。

（本文原载《中学时代》2023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