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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物谈|陶渊明之二：人生历程对于传统士人文化人格的逼问

发布时间：2021/12/27 阅读次数：1197 字体大小: 【小】【中】【大】

魏晋人物谈（24）
陶渊明：士人文化人格精神的转折标志
宁稼雨

二，人生历程对传统士人文化人格的逼问

经过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积累和汉代儒家学说定于一尊，中国思想文化基本形成儒道两家的主导和互补局面。它们似乎成为捆绑在一起的敲门砖，所有要踏入中国主流社会的人，都要接受这方面的基础教育和熏陶培养，才能实现自己既定的人生目标。但由于每个人的生长环境，家族背景，社会关系，个人秉性差异，由儒道两家思想引领派生的出世入世情怀也就会有不同的表现。来自世家大族的谢安，可以随心所欲、自如游走于仕隐兼修、出世入世的如意道路上。而来自普通庶族的陶渊明，则只能凭借自身的文化知识积累和身家性命的需求，去社会上摸索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陶渊明早年受到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与大多数古代文人没有太大差别，基本是游走在儒道之间。其《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见儒家入世思想是他最初的教育烙印。因而他也曾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的志向。不过，与华胄贵族子弟不同，陶渊明的抱负志向和入世理想，首先要建立在衣食温饱的现实目标上：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其十）
这首诗大约是陶渊明对一生游宦生涯的总结和回顾。其中有几个要点值得关注：
首先是交代出出游的目的和初衷。“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与那些“修齐治平”的高大上目标相比，陶渊明的游宦目的简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直接得不能再直接。我就是出于温饱需求才出游的。这应该不是陶渊明的矫饰和做作。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这段话可视为上文“似为饥所驱”的注脚。不过“恐此非名计”一句，似乎又表达出作者内心的某些纠结矛盾。从字面上看，他应该是在否定一生出游的求名目的。但这个否定的前提，则是自己承认曾经有过通过出游求名的想法。这正是一般中下层庶族士人的面世心态：一方面为生计所迫，需要入世以求生计。但同时也抱有通过求生的过程来改变命运，一展宏图的理想。儒家的入世思想，被他们结合自己的境遇身世，得到具体落实和运用。
其次是诗中大略涉及的游宦生涯范围之广。“东海隅”为东海边，此当指曲阿（今江苏丹阳）。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赴任途中写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指晋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渊明三十六岁时，曾奉桓玄之命由江陵使都，返回途中因遇大风受阻。写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这种长期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涯，也是陶渊明一类寒族士人因生活贫困不安定生活状况的反映。相比之下，王谢之类高族门阀没有这样的切身经历和体验。
再次是作者对宦游生涯的最后反思和否定。“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是对一生宦游经历的否定——通过一生的颠沛流离生涯，最后得出结论：既然宦游不是求名的良策，那么就应该急流勇退，辞官归隐。这是陶氏本人在亲身经历中摸索体验出来的人生道路选择判断。
陶渊明对宦游生涯的否定，主要还是因为宦游经历不顺的结果。这个不顺有两方面的原因，从社会方面看，门阀士族把持的九品中正人才选拔制度，很难给来自贫寒之家的陶渊明出人头地的机会。另一方面，陶渊明本人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他很难适应官场生活，因而也每每发生他主动放弃从政机会的故事。从晋孝武帝太元五年（380）陶渊明被征召为江州祭酒起，他先后在桓玄幕府受命任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尽管职位低微，但如果环境作美，他的那一点入世初衷或许可以尝试实现。但这个时期，正是桓玄实现称帝野心，并为此与朝廷拉锯般厮杀角逐的混乱时段。陶渊明本来就微弱的从政求仕之心因此发生严重顾虑，并且终于因县吏束带迎督邮之请而发出“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的官场告别书，从此步入田园归隐之路。
陶渊明这条人生摸索之路带有强烈的寒族士人境遇地位特征：因为没有显赫的门阀世族背景，无法凭借家族势力进入上流社会，无奈只能只身出游闯荡，寻找出头之路。但这条路既没有使他改换门庭，也没有让他出人头地。相反却使他切身感受到入世无门，永远回归隐逸之路。于是，陶渊明以他自身的经历，提出了士人文化人格的品类问题：构成士人文化人格的社会基础，是否只有出身门阀士族那一个族群？如果不是，那么非士族的寒族士人的文化人格应该由什么人员和内涵构成？怎样去实践一种新型的士人文化人格？
陶渊明的人生历程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也回答和实践了这个问题。

（节选自宁稼雨《陶渊明：士人文化精神人格的转折》，《文史知识》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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