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拍摄于大连五卅街家中）

雅雨饮食之九：十年“三两”，口腹之难


从1963年开始，国家逐渐走出“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低谷，经济形势逐渐复苏。在全国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下，除了国家计划经济的主渠道外，为了鼓励刺激经济复苏，政策上对个体经济也开放了一些缺口。当时出现一种叫做“自由市场”的私人贸易渠道。主要就是农民可以把自己自留地种植的蔬菜水果和饲养的家禽等物品拿到那个“自由市场”去出售。此前，这种行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坚决取缔的。它之所以能够重新抬头，就是因为邓公说了那句非常经典的话：“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招果然奏效，短短两三年时间内，粮食和副食供应就明显见效。我当时还在小学二、三年级，当时对这些大环境大背景的情况不太清楚，但对自己的肚子是清楚的。我能明显感觉到的是，几年前所谓“自然灾害”期间每天饥肠辘辘的感觉没有了，蔬菜、鱼肉也能经常见到了。
这种幸福情景大约持续到1968年。从1966年开始，革命风暴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大串联活动持续了大约半年。这个期间，全国中学以上的红卫兵都可以凭借自己所在革命战斗队盖章的介绍信，到全国任何地方进行革命“大串联”。在此期间所有的宾馆旅社和饭店餐馆，一律免费。一时间，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学、高中、初中学生几乎倾巢而出，举起“革命大串联”红旗，周游各地。其中有少部分人坚持步行串联，但绝大部分人的采用火车作为交通工具。那时火车的拥挤程度，远远超过后来任何一年的春运高峰大潮。那时上下火车不仅仅要走门，更要走窗户；不但坐席上要坐人，连过道和行李架上也都堆满了人。与此雷同，虽然政策上是凭借介绍信可以吃遍天下，但前提还是要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和服务资源。印象中当时开始的时候还好，有饭有菜还像个样子。但好景不长，后来出去串联的要想吃得满意，还是真不容易。有些大哥哥大姐姐回来跟我说，有些地方根本就吃不到像样的饭菜，有的甚至只能米饭或馒头基本管饱，但菜就非常不堪，甚至有的地方只能用酱油拌米饭来吃。四处物资告急的信息反馈上来，上峰不得已宣布停止革命大串联。但从此开始，人们能够感受到的现实就是，虽然物价没有怎么上涨，但物资逐渐匮乏却是人们越来越感觉明显的事实。当时我家楼下就是肉店和副食店，记得肉店往往一早卖出有限一些肉之后便空空如也了，蔬菜、水果货架上也往往只是残枝败叶了。如果哪一天有了有鱼进货的消息，卖鱼案前一大早就挤满了人群，直到下午才进货上案，很快被疯狂的顾客一抢而空。
1968年下半年大约是一个转折的节点。从大环境来看，国家形势是逐渐趋向稳定了。造反派武斗被停止了，全国实现“山河一片红”（大陆29个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已经停课两年的全国学校，在校大学生全部毕业走向社会，在校全部中学生全部上山下乡或参加生产建设兵团。我所在的大连市（当时还是旅大市）小学原四、五、六共三个年级同时升入中学。这是一片形势走向安定平稳的态势。
但是另一方面，几年的动荡给全国经济物资造成太大的浩劫，可以说是元气大伤了。很快，我所在的辽宁省进入了我平生中物质生活最艰难的时代，其艰难程度可以用“三两”时代来形容。
所谓“三两”，是指当时辽宁省境内实行副食凭票供应供给制。首先是一直沿袭下来的粮食定量供应。当时按人口性质进行粮食定量定类供应。普通成年居民每个月27.5斤粮食。其中大米、小麦粉各3斤，其余均为玉米面（不是正常的玉米，是进口的被抽出玉米芯的那种玉米）。除此之外，又新增添了其他几项“三两”供给制：每人每月供应生肉3两，食油3两，鲜鱼3两，豆制品3两，等等。除每年有数几个大节日（国庆节、元旦、春节）会另外稍有增加外，全年情况基本如此。这种供给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就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我经历了继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人生第二次严重的口腹艰苦岁月。
这十年当中也正是我个人从少年走向成年，从中学生走向教师岗位，继而又考取大学的年代。尽管人生角色变化跳跃比较大，但饮食的艰难状况却是基本一致的。

（1970年在大连立新照相馆与三位小学拍照留念。前排左起：黄浪群，马云宽，后排左起：宁稼雨，陈卫东）

最艰难的是中学三年。那个时候姐姐出嫁，哥哥插队下乡，家里只有我和父母。生活本来就简朴拮据，常常为口腹之欲发愁。按现在的眼光看，三个人的粮食定量（大约90斤）应该不少了。但因那时副食严重匮乏，这个粮食供应定量也仅仅勉强够吃而已。为了争取在有限范围内改善生活，也是绞尽脑汁来弥补和加强。那时普通人家根本无力下馆子吃饭，因此造成饭店效益不善。为了扩大营业额，饭店也是想方设法。有的饭店用买菜可以搭配主食的方式来吸引客源。因为粮食供应米面细粮太少，有的饭店规定，购买任意一个菜可以搭配一斤米饭，或10个火烧。我家有时为了改善一下生活，便偶尔采用这个办法。有一次，听说三公里外的斯大林路食堂可以不用带菜每人供应20个合面（小麦粉和玉米粉）馒头，我那天冒着鹅毛大雪，从家里步行到那里买回这点盼头，因而获得一点小小的成就满足感。

（1970年，大连15中就读时拉练途中，与同班同学握雪球吃雪）

后来母亲去世，家里吃饭又进入严重危机。少一个人就少了一份粮食定量。但有时哥哥从农村回来居住，奶奶有时也回来居住。两个人的粮食定量完全难以支撑。当时周围人们各自自顾不暇，难以支持我们。在此危难情况下，父亲从郊区表姑那里获得重要帮助。不但带回了米面粮食，而且还带回不少粮票，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表姑此举让我大受感动，终生难忘。后来我将表姑视为“漂母之恩”，每次回大连老家都要去看望她老人家。即便如此，也只是勉强维持吃饱肚子而已，那时胃口总是感觉不足和空乏。记得有一年学校到农村拉练，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负责巡夜执勤，半夜回来入睡，起床时已经过了饭点。我们去吃饭处一看，主食干粮已经被吃光，只剩下半桶稀粥。我们几个人饥不择食，每人喝了七八碗粥，才是是把胃口填补上了。

（1970年，大连十五中学红画室三位同学完成一项大批判专栏书写绘画工作后在栏前合影留念。左起：李

╳╳，宁稼雨，王涛）

大连15中学三年正是我跟随徐世政老师学画的三年。那三年我每天中午带饭在学校吃，晚上八九点才回家吃饭。带的午饭基本是家里的剩菜和窝头。那三年印象最深的美食美味有两次：一次是我们跟随徐世政老师利用1968年冬天寒假时间，为全校完成了红色环境宣传的工作（伟人像、大标语、走廊的伟人语录等）。这项工作结束时，正赶上学校老师完成了当时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清理阶级队伍），学校为老师们举办了一次会餐，我们几位徐老师的弟子也有幸破例享受了这次会餐。所谓会餐其实也就是自己用饭盒打回两道经典东北名菜（小鸡炖蘑菇和酸菜白肉）。这两道菜现在也只是家常菜而已，但当时感觉真是天下最好的美味了。第二次是我受徐世政老师派遣，担任所在学校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组的舞台美术工作，临近毕业时应邀到大连周水子空军基地演出。演出结束后部队招待我们吃了一次桌餐。如果是现在看，那个桌餐也也不过是简单的菜品，但至少鱼肉具在，当时也感觉是天堂的美味了。
从大连十五中毕业后，我来到大连师范学校美术班学习，本来为期两年，结果一年多就提前结束分配到大连三十八中任教。这一年多是我本人和家庭走出低谷的开始，在饮食方面能略见一斑。

（1972年，家庭合影）

从家庭方面看，此前家里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的户口，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从1971年底开始，又增添两人，一是继母，一是插队的哥哥回到城里就业。四口人一下子有三人有工资，我在师范学校也有基本的伙食和生活补助，基本上自己够用。只是这时还仍然处于“三两”时代，副食供应还是非常短缺。但至少能吃饱肚子了。
师范学校在距离市里三十多公里的夏家河子海滨，风景优美。我每周一早上乘火车到学校上学，周六（那时候还是周日单休日）返回市里家里，有时学校事情多周末就留在学校不回家了。学校的伙食非常简单，我们是集体户口，仍然还“享受”“三两”待遇。大约每周能有一两次“打牙祭”的油腥菜，平日每天都是连汤带菜的半饭盒菜，里面不过是见不到油腥的白菜或萝卜，带一点粉条或豆腐之类，然后就是两个窝头。那一年在饮食方面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大约每个月一次的油炸食品，二是自己设法挤出生活费购买一点解馋的小食品。油炸食品在我们学生中享有极高的期望值。那时每天早上要跑早操，凡是早上有油炸食品的早晨出操时，从食堂飘过来的浓郁油炸香味，给我们这些长久缺乏油腥而又饥肠辘辘的学生们引起极大的渴望食欲。有的同学一边跑操，一边眼睛投向食堂方面，盼望早些下操就餐。班里有位同学每到这个时候嘴里就不由自主地流口水，于是大家送他一个外号——“哈喇子”。下操哨声一响，大家便火速冲向食堂，尽情享受那人间美味。
解馋小食品其中有个小梗。我们当时食堂吃饭是凭饭票吃饭，每个月每人发一个月的餐票。一天早午晚三张餐票大约是五六角钱。如果周末回家，餐票没有用过，那么学校会把这些餐票收回之后再返回现金给本人。如果一个月每个周末回家，每次能换回四五张餐票现金，大约有两三块钱。这两三块钱就成为每个同学的用来购买解馋小食品的小金库。那时候学校没有一个商店，大家平时要买点生活用品只能步行一刻钟左右到夏家河子火车站附近一个军人服务社去买。品种也很有限，不外是点心糖果之类。我比较中意的是江米条，有两种，一种是纯江米面做的，七毛五一斤；另一种是面粉做的，六毛五一斤。买哪一种要视那个月我用餐票换回来的现金多少而定。宽裕一点就是江米面的，否则就来六毛五的。一斤大约要“享受”一个月左右。当时每天晚上要上自习，晚8点全校要在广播喇叭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这个时候同时也是大家消化解馋小食品的时候。在那个缺少油水的“三两”时代的住校生活中，晚上一边听广播，一边细嚼几块江米条，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自己能够享受的最幸福的美好人生时刻了。
有一段小插曲，我们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听到母校传来的消息：我们在校时那个食堂管理员，因贪污学生伙食费被逮捕法办了。我们当时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五六毛钱，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伙食费还被人贪污了。那么我们的伙食质量会是怎样的情况，可想而知了。

（1974年在大连38中学音乐教室学钢琴）

1973年2月，我从大连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大连三十八中任教。直到1978年高考离开这个学校，总共待了大约五年半时间。尽管参加了工作，经济收入有了增加，但大环境仍然还在“三两”时代，副食供应仍然还是那么紧张。收入增加的一点好处就是可以量力而行，中午饭可以适当找一些食堂性质的地方去用餐，改变一下饮食口味而已。“量力而行”就是严格控制消费额度，一般每顿饭不能超出一毛钱。那几年比较常去的有两个地方，一是我们三十八中学的管校工厂（那时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对口工厂派出工宣队来管理，学校书记或革委会主任必须是工宣队成员）食堂。既然是管校工厂了，我们被管学校的老师可以作为工厂成员去食堂吃饭（我所在三十八中没有食堂）。那时的饭菜内容分别是：多数情况下的菜就是汤菜合一的大锅大杂烩，里面就是白菜、粉条，几块豆腐，绝无肉（和我在师范学校的主流菜一样），每份5分钱。主食是每顿饭两个窝头，每个窝头2分钱。那么每顿饭就是9分钱。偶尔改变一下就是面条或包子，基本食材还是那些，只是改变了一下做法，公同的一点就是：没肉，少油。二是有时去离家比较近的一个面馆吃面。面馆的面有几种，其中比较豪华的是大肉面，这是有肉有油水的，但太奢侈，三两面两毛钱一碗，一碗还不够，所以基本吃不起。另一种是素面（阳春面），里面除了面条，只有水一样的汤，上面有几个葱花。这种面每碗2两，4分钱，我每次要吃两碗，共8分钱。大概几个月才会狠心吃一次大肉面。不过那时也有那时的乐趣，尤其是中午去管校工厂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基本是几位比较投缘的老师一起去（记得主要有王明海，梁希礼，魏叔恒，关东媛），路上大家说说笑笑，有什么不快烦恼也都随之烟消云散了。此外去这里吃饭还会享受一些福利，比如那时洗澡困难，但工厂有浴室，我们就经常在中午没有课吃午饭前，工人还没下班时候先去洗澡，然后再去吃饭。既省了钱，又相当方便。还有一个福利是夏天的时候工厂工人防暑降温劳保项目之一是免费供应冰棍。我们跟工人师傅混得比较熟，也经常能享受这份福利。往往在饭后，工人师傅给我们用一把烧水壶装满冰棍送过来，我们几个人就坐在马路边，品尝这免费的冰棍，每人大约平均3-5个，一直吃到胃口都凉透了才罢休（完全不去考虑是否伤胃），然后把壶还给师傅回到学校。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荒唐透顶，但在那个“三两”时代，如饥似渴的人们就是这样想法设法填饱肚子和追求有限美味的。
我那几年早晚两顿饭在家里吃，因为毕竟还有“三两”的供应，这有限的“三两”就是每个月最大的口腹之欲寄托，所以饭菜质量能稍微高出中午的简餐。总的来说，那三两肉是完全不可以烹制“红烧肉”这种重量级硬菜的，一般也就是隔三差五，切一点肉丝或肉片炒菜，或是切一点肉剁成肉馅包饺子或包子。这种时候便是那几年平日里最难得的美味佳肴了。那时在饮食方面最现实的期待有两个方面，一是过年过节，这时往往在“三两”之外有所增加，往往鱼肉之类会比平日多出一些；二是每到春节，农村老家的亲戚杀猪后会送来一些鲜肉，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显得非常富有了。所以那时之所以大家都盼望过年，主要是因为一年当中这是饮食资源最丰富的时候，也是味蕾能够最大限度得到满足的时候了。
平日里没有过年的那两项奢望，只能寄托在一些意外收获上。大约是1975年前后，不知是外贸出口出现什么问题，大量出口对虾在市场上出现，都是免票供应。记得好像是三毛八分一斤。这个价格在当时算是比较昂贵了，但之前即便有钱也是买不到的。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大家都量力而行，纷纷抢购。记得我家好像买了十多斤，当时没有冰箱，除了盐水煮熟管饱一顿外，其余都煮熟晾干，放在阴凉处，以后做菜时候拿出几个干虾切片，也算是能荤素搭配了。但这种机会非常有限，用“百年不遇”有些夸张，但“屈指可数”总是合乎实情的。
因为这十年“三两”时代的摧残，我的胃口产生最大的渴望欲就是吃到油水。当时曾经立下一个遥远的饮食理想：如果有机会，家里一定常备一桶食用油，做菜和油炸都可以不受“三两”限制。这个理想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因为现在完全是小菜一碟了。可是在那个时代却真真是遥不可及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