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于南京中山陵，左起：宁稼雨、程毅中、薛洪勣）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四十年来程毅中先生对我的学术教诲


宁稼雨


在我受教的诸位师长中，除了先师刘叶秋先生之外，在文言小说领域对我指导教诲最多，我受益最大的应非程毅中先生莫属。


一．
从我刚刚涉足学术开始，程毅中先生和他的著作就一直伴随在我身边，直至今天。
1979年，我还在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就是中国古代小说。那时候无论是古代小说研究论著，工具书，还是作品，都很难找到，文言小说方面尤其如此。我刚开始备考中国古代小说的时候，能够看到的相关基础参考书只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因为指导我备考的大连图书馆王多闻先生指点我治中国小说史，不可不了解古代笔记暨文言小说。可是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文言小说研究的工具书和著作，王先生亲自为我开了需要阅读的笔记小说目录。在我按计划读过一些笔记和文言小说（包括《世说新语》和《搜神记》）之后，大约在198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先师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和程毅中先生的《古小说简目》，嗣后又有袁行霈、侯忠义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问世。这几部著作成为我最早系统了解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入门津梁。那时候还想不到，也不敢想，这几位先生后来都成为影响我一生学术道路，并且都有过密切交往的学界师长。
198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师从刘叶秋先生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因为先师在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工作（主持修订《辞源》，为第二版《辞源》三位主编之一），是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我需要经常去北京向先生请教学问。那时候中华书局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与商务印书馆同楼办公，所以还能经常见到中华书局的很多前辈学者。
也许是上苍的安排。我第一次去北京拜见先师的那天就有幸见到了程毅中先生本人。去北京之前，我给先师写信，请示去北京在何处落脚下榻。先生回信说来了我自有安排。结果让我意外感动并惊喜的是，到商务印书馆老师办公室拜见先生后，老师说跟你师母商量过，为方便起见，你每次来北京就住我家里吧。那天老师下班后，我们一起在商务印书馆门口搭乘104路无轨电车，前往珠市口老师家。完全没有想到，上车后竟然在车上遇到程毅中先生（那时候，像这样级别的大学者都是乘坐公交车上下班）。当时车上座位已满，我们三人站在车厢中手握安全杆交流。当老师向程先生和我各做介绍之后，一时间被幸福和激动电击得有点手足无措的我，竟然有点语无伦次地向程先生表达仰慕和崇拜之情，特别提到从他的大著《古小说简目》中获益良多。还是先师在一旁用简练清晰的话为我解围，他对程先生说：“您的大著他一直奉为圭臬！”从那天起，开启了我向程毅中先生长达整整四十年的求学历程。
因为此前对程先生的崇拜和此次巧遇，后来我去北京向先师求学，有机会便去同楼里程毅中先生办公室去拜见和请教，并同时也不断从当时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南开大学中文系我的大学长黄克先生那里听到很多程毅中先生精深学问的传闻。
因为程毅中先生家学渊源，从小就受到深厚的传统国学教育，到他考入北京大学时，他在同届同学中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学养优势。当时能够考上北京大学的本来就是精华，在中文系的同届同学中，大部分人都已经系统了解接触历代名家作品。入学之后，很多人开始系统阅读历代名家的个人别集。但是，这个时段的阅读内容程毅中先生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当别人还在阅读历代名家别集和小说戏曲名著的时候，程毅中先生已经一头扎进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善本阅览室，开始大量接触善本古籍，在善本与普通本的对比中去发现很多学问的线索。他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了解熟悉程度，在当代学人中很少见到。
正是因为学养的如此深厚，作为中国当代学者型编辑典范代表的程先生，在编辑业务方面也显示出卓越的才能与天赋。据黄克先生对我讲，我们同在中华书局，大家都在看稿子，程先生的看稿审稿能力远非我们很多同仁所能及。一部几十万字的书稿，一般编辑大约要看一周左右。但程先生常常能在拿到稿子的同时，或者与书稿作者，或者与相关同仁一边寒暄，一边翻阅书稿，大约半小时左右，程先生大致就能对该书稿的价值和问题拿出基本的评价意见。在中华书局这样的国家最高级别古籍出版社中，能有这样的编辑，的确是国宝一般。
这些了解不断增加我对程先生的崇拜和敬意，我向程先生学习请教的愿望也不断增强。


二、
1985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答辩结束并留校工作后，在一次去北京拜见先师的时候，我专门给程毅中先生呈送了硕士论文，请他赐教批评。程先生看到我的论文，非常高兴。他说：“目前研究文言小说的人不多。方诗铭先生经常跟我感叹我们这个研究队伍太小。你的论文填补了学界一个空白，这个部分现在开始有专人来研究了，说明我们这个研究队伍开始扩大了。”程毅中先生是从中国学术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并评价我的硕士论文，让我非常激动并增加了学术使命感。程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那时候开始，程先生把我视为文言小说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有机会便安排我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大约在我毕业留校工作后的1986年，黄克先生策划组织编纂一套“中国文学流派丛书”。这是一套按文学体裁来分别总结书写各种文体的流派演变线索和特点的著作。其中《中国古代小说流派》一书，由程毅中先生领衔担纲。他将该书设计为十一章，大体是按照断代和分体的方式来设定章节。作者基本都是各领域的权威名家，如“源远流长的志怪小说”一章由先师刘叶秋先生撰稿，“文备众体的唐代传奇”由程毅中先生本人撰写，“各有门庭的宋元话本”由宁宗一先生撰写，“变化多端的神魔小说”由刘世德先生撰写，“登峰造极的人情小说”由卢兴基先生撰写。在如此强大的作者阵容队伍中，程先生特别安排设计了“独树一帜的志人小说”一章，并指定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来撰写。
接到这个任务，我是又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能够参与诸位师长辈名家的重要工作，说明程先生对我的充分信任和全力提携；忐忑的是，以我的学力，恐难以胜任如此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下决心要认真写好这篇文章。为此我在回顾自己的硕士论文基础上，又根据这次任务的内容和体例要求，反复几次向程先生请示沟通，并同步向先师汇报。因我当时还年轻幼稚，有些规矩和惯例还不十分了解清楚。记得当时就志人小说的界限范围问题，我和程先生的看法还稍有出入。我在信中坦诚表达了我的想法，并同时向先师做了汇报。先师回信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大意就是你资质浅陋，怎么能和程先生讨论争论，显得没有礼貌。接到先师的信我也十分惶恐，担心会冒犯程先生。但程先生回信却十分大度，他鼓励我应该大胆思考，认真论证，并表示可以采用其中言之成理并能自圆其说的部分。程先生虚怀若谷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并遵照指示努力把文章写好。稍有遗憾的是，该书编纂完成后，原签约出版社因为经济效益缘故取消了出版计划，使这部诸多名家参与的重要书稿石沉大海。又是程先生左右奔走，多方联络，最后终于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出版社为了发行需要，将原定书名作为副标题，加上一个“神怪情侠的艺术世界”这么一个希望借以博人眼球，扩大销售的书名。尽管不伦不类，但作者们还是理解体谅了。最遗憾的是，先师刘叶秋先生生前未能见到该书的出版。为此，书出来之后，程毅中先生亲自登门拜访师母，将样书呈送给先师家属，算是功德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程毅中先生交给我的第二项工作是参与编写《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相关词条的任务。大约九十年代初，在已故《金瓶梅》研究专家，前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刘辉先生策划下，由刘世德先生领衔主编，发起组织全国古代小说研究学者编纂《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程毅中先生担任该书编委会副主任，兼任“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五代小说”“宋辽金元小说”三编的主编。
根据全书的安排和我本人的实际情况，程先生安排我撰写宋元和明代的部分词条，总共约二十多条。这又是一次我向程先生学习的极好机会。本来程先生安排我写的词条大多已经比较熟悉，但我写完初稿交给程先生后，收到程先生给我的审稿和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在肯定主流的成绩外，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其中既包括文献资料方面的疏漏和失误，也包括内容书写方面的表述不当。这些批评意见反映出程先生对相关文献的了如指掌和精准把握，修改意见让我茅塞顿开，心悦诚服。感觉好像是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之后让学生重新写作业，根据程先生意见修改之后的稿件明显感觉增色不少。过了几年，编委会根据全书反响情况，为进一步提高书稿质量，决定修订此书。这次修订给每位作者的任务是，除了修订自己撰写的词条外，还鼓励大家发现和提出书中其他作者撰写词条的问题缺失，共同完成好修订工作。按照这个指示精神，一方面，我在自己撰写原稿基础上又做了部分修改订正，同时也根据几年来在使用该书时发现其他词条的不妥之处一并提交给程先生，帮助该书扫除了一些隐藏问题。这次参与小说百科全书撰写工作使我感觉到真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锻炼和提升机会。在这个工作中我得以具体感受和学习到程先生的深厚学问功底和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三．
从第一次见到程先生开始，我就一直把自己视为程先生的私淑弟子，经常主动向程先生学习请教，不断从中获益。
从1983年起，经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中文系设立编辑学专业。先师刘叶秋先生作为南开中文系兼职教授，为南开编辑学专业的创建贡献了很多智慧和力量。他除了身体力行，亲自为南开编辑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编辑的语文修养”一门课程外，还以他个人的名义，邀请国内诸多资深编辑来南开为编辑学专业开设短期讲座，扩大学生编辑学知识和视野。当时先后有三联书店的戴文葆先生、商务印书馆的姜晚成先生，以及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先生等。程先生来南开讲学的时间大约是在1986年。记得提前得知程毅中先生要来南开讲学，我十分高兴，专门到程先生下榻的南开大学招待所（芝琴楼）拜访先生。程先生专门为我带来他刚出版的校点整理《燕丹子》一书，亲笔签名相赠。此后，程先生出版的个人著作，大部分我都得到先生的签赠本。而我也一直没有放弃虚心向程先生学习求教的机会。
1991年，我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成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志人小说史》出版。程先生收到我寄赠的样书后，非常高兴地给我回信。他除了热情鼓励祝贺之外，特别提到了先师刘叶秋先生。他说，刘先生九泉之下看到此书出版，一定会为当年他亲自播下的学术种子结出硕果感到由衷高兴。从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到这部学术专著出版，程先生都是见证人。他从我的学业成长进步中看到的是中国学术的薪烬火燃传承，这样能让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学业在学术传承中的作用而倍感鼓舞和自豪。
继承发扬前辈学术传统，开拓学术事业，是程先生这样老一代学者对我的期望，也是我自己终生为之努力的方向。
先师在世时，曾与我有约，待我们各自忙过自己手头的杂务之后，一起编纂一部大型工具书《历代笔记总目提要》。但先师于1988年因患心肌梗塞不幸离世，这一计划未能如愿完成。但我个人心底一直没有忘记我和先师的这个约定。从八十年代起到九十年代初，我陆续为若干家古代小说工具书撰写了大量关于文言小说的词条，积累了相当一部分材料。《中国志人小说史》出版之后，这方面的材料也就更加丰富。但距离“历代笔记总目”这个大目标还是有较大距离。这时，当时还在北京中国书店出版部工作，十分了解我和先师这个计划的杨华女士向我提出建议，可以考虑先把历代笔记中的小说部分的提要拿出来单独出版，似乎更有可行性。于是我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设计考虑《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的撰写出版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与联系，大约在1991年与齐鲁书社签订了约稿合同。
约稿合同签订后，我很快向程先生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向他请教相关学术问题。程先生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了祝贺，但同时也对这部书稿的艰巨性向我提出警示。他说，从以往学界情况看，个人编纂的书目不少，但加上内容提要的大型工具书还是很少见到。除了像王重民先生几乎毕平生精力完成的《中国善本古籍提要》外，类似的大型提要性质工具书非常罕见。因为工作量太大，应该有充分思想和行动准备，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做好这项重要工作。
程先生的话语重心长，让我更增加了对此项工作的严肃和困难程度认识。带着程先生的谆谆嘱托和与先师的约定心愿，在做好材料整理和框架体例规划后，大约从1992年年初开始正式撰写。这是我第一次用个人购置电脑写作，当时所用电脑还是IBM的286，硬盘只有16G，内存才1M，还没有使用微软windows视窗系统，而是使用最原始的DOS操作系统，文字处理系统是金山WPS。实际上它只是一台文字处理机而已，但这部近百万字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就是在这台原始计算机上面完成的。大约在1994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的初稿，交给出版社审稿。翌年年初，我去韩国高丽大学任教，暑假回国度假时，出版社完成了审稿工作，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此时书稿已经进入尾声阶段，需要考虑请名家撰写序言和为书名题签了。如果先师健在，此事当然无须他想。当责任编辑周晶先生跟我商量此事的时候，我认为无论是资历、专业背景和学术地位，乃至于对我和该书内容的了解，都非程毅中先生莫属。这个提议得到出版社的认可。于是我在暑假期间完成了这些修改工作后，带着全书打印稿专程去北京拜谒程先生，请他过目批评，并表达我和出版社方面的诚挚愿望。程先生慨然应允。此书于1996年底出版，大约在1997年年初拿到样书。程先生见到样书后，不但表示热烈祝贺，还专门为此书题诗一首并亲自挥毫书写：

谈情说鬼妄言之，小道可观不让诗。
雪纂风钞成别录，其中甘苦有谁知？
题《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提要》
稼雨兄雅属
一九九七年七月   程毅中

从文言小说的属性价值，写到撰写该书其中的甘苦滋味，非深知其中状况的知情者不能道。程先生的大作墨宝是鼓励激励我学术进步的强大动力。
在完成《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一书后，我的主要学术精力转入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方法的探索，这就是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思考和实践。提出这个方法的设想是基于我在长期古代叙事文学研究中，发现学界以古代小说戏曲为主体的叙事文学研究一直在沿用二十世纪以来借鉴西方学术范式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这一范式的引进虽然弥补了传统古代小说戏曲以评点研究为主体的研究方法缺失，但同时也暴露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同源共生并一事多元形态特点不相吻合的缺陷。因为很多以小说戏曲为主体的故事类型（如王昭君、西厢记）同时集合了若干种文体和若干种作家作品。按照西方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范式，势必会对这种跨文体跨作家作品的故事类型形成割裂局面。为此，我在借鉴吸收西方民间故事研究主题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用故事类型研究弥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不足的方法。从1993年我指导硕士研究生开始，就一直以这种方法作为培养训练学生的基本主旨，努力摸索以这种方法为核心的科研、教学、学业指导和科研成果四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我自己的科研工作也慢慢转入到这个方面。1999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六朝叙事文学的主题类型研究”获批立项，这个项目的核心内容是系统挖掘梳理先唐时期各种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并将其编排为《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为后面的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奠定基础。这一工作大致完成后，大约在2003年暑假期间，我趁去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去程毅中先生府邸拜访先生，并就这个项目工作向他做汇报。令我始料未及的是，程先生看过我的打印稿，从一个我未曾想过的角度谈到他对我这项工作的价值评价。
这个话题的起因是关于文言小说界限的把握界定。因为文言小说相当一部分采用笔记体，而古代典籍中还有许多其他内容的书籍也采用了笔记体，这就给文言小说文体的界限划定带来较大麻烦。因为白话通俗小说那里不存在这个问题，人们不会把章回小说、话本小说与其他文本相混淆。但很多采用笔记体写作的书中，往往既有小说的内容，也有其他内容。因为这个缘故，从图书分类的角度，有时就很难把这样的书做明确的入类工作。程毅中先生的一部力作是《古小说简目》，这部书稿只写到隋唐五代。之所以没有继续编写下去，原因也与此有关，因为唐代之后的笔记愈来愈多，很多笔记都存在那种一本书中包罗万象的情况，很难在一本书是不是小说这个问题上做判定。程毅中先生虽然没有把《简目》继续写下去，但他却做了另外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他分别编纂了《古体小说钞》的宋元卷、明代卷和清代卷。这个工作的核心意义就是避开一本书是不是小说这个难题，而去把那些包罗万象内容书中的小说故事摘录出来，编纂成书。这种披沙拣金的辛苦工作在纷纭复杂的笔记杂书中捞出具有文学小说意味的文字，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叙事文学文献基础建设工程。基于这个原因，程先生对我的《先唐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做了与他的《古体小说钞》异曲同工的评价。他说：咱们各自的工作虽然角度渠道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将文言笔记小说一类书籍的研究工作细化，把其中有小说文学价值的东西勾稽出来，方便读者的学习和研究。我做的是摘抄工作，你做的是把这些故事内容与其相关的故事类型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们是殊途同归。
程先生的话让我眼前一亮，为我对自己所做的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文献工作价值，又有了新一层认识。
2017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获准立项。这是我一生学术工作的重要节点。这个项目最初也是先师跟我提到的一个遗愿。还是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把读书中发现鲁迅《古小说钩沉》还有不少遗漏的情况向先师做了汇报。先师立即鼓励我说，那你注意积累一些材料，争取找机会做一部《<古小说钩沉>辑补》，了却这个遗憾。记住先师这个嘱托，我后来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包括《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也是在为这个工作在做先期摸底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准备积累，我在原来为鲁迅《古小说钩沉》增补想法的基础上，又增加扩大到整个汉魏六朝小说，并把这项工作与历代至今所做各种断代分体总集的编纂工作相联系。即在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部这个时段的小说总集，并且加上笺证的工作。项目获得批准后，经过三四个月的准备，我带上该项目立项的论证文件和相关工作蓝图构想，专程去北京分别拜访请教了程毅中先生和许逸民先生两位古籍整理专家。
在程毅中先生府上，我详细介绍了这个项目的相关工作情况，以及部分样稿，请程先生批评教诲。因为项目工作各种文件比较多，无法当场看完。程先生当时主要对此项工作的立项表示祝贺，并谈到这个项目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他说，这些年经过学界很多学者的努力，汉魏六朝小说文献的总体摸底和单部作品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你本人也参与过其中的工作。现在能有机会把这些成果集其大成，汇而总之，的确是咱们学界同行的一件幸事。还是希望你能认真做好这项工作。我告别先生回到天津之后大约一个月左右，收到程先生发来邮件，对我送呈的《燕丹子》样稿，提出了详尽而充分的修改意见。其中包括表述方式问题，部分信息遗漏问题，部分校勘不当问题，甚至有些专名号的使用等等， 一一细致指出不当所在和改正方案。当时程先生已经米寿高龄，还能如此悉心帮我看出这么多的问题，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更加肃然起敬，万分感激！同时也清楚看出我本人在这些方面功力的不足，有待于进一步进步提升。
四十年来，我从程毅中先生那里获得的恩惠和提携帮助，简直难以尽数。这些经历让我由衷感到，我的点滴成绩和进步，几乎都离不开程先生的教诲指导。我这一生学术道路，因为有了程先生的帮助指导，避免了很多失误，少走很多弯路。因而我能从切身经历中感觉到，在当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界，程先生的学术实力好似一根定海神针。在古代文献整理的很多方面，有了他的肯定评价，心里便基本能够踏实下来；如果没有他的肯定意见，或批评意见比较多，那么就能肯定这个工作还有相当的提升挖掘潜力。我为自己四十年的学术生涯能够有程毅中先生的辅佐指导而感到幸运，同时也衷心祝愿程先生健康长寿，继续造福于中国学界，继续指导我的学术工作。


                                                           2023年11月28日改定于津门雅雨书屋




（本文发表于2024年4月8日《人民政协报》第12版《学术家园》，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原文全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