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8日 0: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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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铭心:大连十五中毕业50周年记(上)
发布时间:2022/1/5  阅读次数:49  字体大小: 【】 【】【


刻骨铭心:大连十五中毕业50周年记

——献给我事业和人生启蒙老师徐世政先生


宁稼雨


2021年12月27日是我中学毕业,离开大连十五中50周年纪念日。中学三年给我留下最深刻,最难忘记的印记,就是徐世政老师对我的栽培和再造之恩。
1968年秋季,经过文化革命两年停课的散漫生活,原在校初中、高中六个年级学生同时上山下乡,腾出校舍。我们原小学高年级三个年级学生同时进入中学学习。我从大连青泥洼桥小学升入大连十五中,开始了为期三年多的中学生活,并于1971年12月底提前毕业,被保送至大连师范学校美术师资培训班在职学习。

中学三年是我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段,如果说我一生中能有什么成绩和进步,必须感谢中学时代各种历练给予我的各种人生营养。尤其难以忘怀的是,我作为大连十五中著名美术教育家徐世政老师带出的第一届“红画室”学生,从恩师那里不仅学到绘画美术技能,更重要的是从他那里学到的做好任何一件事情所必须具备的正确思想方法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离开大连十五中50年之际,回想半个世纪前的云云总总,尤为感慨。一幅幅当年生活图景,即刻浮现在脑海眼前。我心里愧疚亏欠徐老师半个世纪的这份“笔债”,也到了必须偿还的时候了。


一,特殊时期另类选用的机缘
1968年秋季,文化革命还在进行中,但已经结束了“破四旧”,革命大串联,以及造反派武斗等混乱局面,并且于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即除港澳台外,全国29个省市直辖市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那场所谓“革命”开始进入有序阶段。
我们进入中学之后,并没有马上进入系统的文化课学习,而是成天被接踵不断的政治学习和会议运动所左右。我所在中学一个重要“革命”工作,就是深入开展批判前校长王心明的运动。为此,学校组织了一个叫宣传组的专门班子撰写批判材料,并计划打印出来,供全校批判使用。这个班子主要成员都是没有上山下乡插队,即将进入工厂工作的我的前辈师兄师姐。他们本来人手就很少,加上很快就要离校去工厂上班,所以亟需补充人手,尤其需要刻钢板的人。经当时班主任胡老师的推荐,我被选拔到这个宣传组做刻钢板这类基础工作。
当时没有正规文化课学习,这个时段我基本不用到班级按部就班上课,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宣传组工作。我最初的任务只是刻钢板。就是把人家班子写好的稿子在钢板上刻蜡纸,用油印机印制出来(就是小说《红岩》里面刻印《挺进报》那种方法)。这个活儿我在文革中接触过,我曾为自己的小小家庭图书馆刻印过图书登记簿,借书登记簿等,大致了解其程序环节。但表格内容少,相对好控制。我到宣传组接受的任务就是用钢板刻印那个批判校长王心明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内容多半比较无聊,印象中好像没多少硬邦邦的政治材料,基本是一些类似我们现在说的八卦材料。什么学校班子开会,王校长说家里发的面发酵了,要回家蒸馒头;还有一次学校搞什么活动,王校长穿了条大裤衩子等等。我当时全把这些内容当八卦新闻看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如何把蜡板刻好方面。这种文件需要刻密密麻麻的小字。字小了就非常不好控制,刻轻了,蜡刻不掉,印刷的时候油墨渗不下去;刻重了,容易把蜡纸划破,甚至划撕裂而作废。同时,还有字体的美观问题。以前刻印图书登记簿字少,也比较大,相对好刻一些。可这次是可普通批判文章材料,字很小,大概是5毫米见方,相当于现在5号字那么大。刚开始刻得很艰难,不是忽深忽浅,就是刻破了蜡纸。至于字体,虽然小时候上过书法课,自己也练过几天字。可刻钢板的字不能刻楷体、行书那样的书法字体,而是需要刻方方正正的黑体字或仿宋字。这对我又是一个艰难挑战。不过好在那不是正式出版物,大家对我的期待值也没那么专业。所以只要工工整整,能看懂,也就基本能过关了。当然作为我自己,还是感觉字是脸面,不敢懈怠。而且刚刚初出茅庐,生怕人家不满意,所以总是想法精益求精。就这样连续刻了一个多月,果然见效。各方面都比较满意,我自己也感觉大致能拿出手了。刻钢板这段基本功锻炼,为我后来写好美术字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所以,只要方法得当,没有白费的功夫。

我刚进入宣传组的时候,新生只有我一个人。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带我们的师兄师姐都离校去工厂上班了。这样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在我们新生中又物色了一位同学,我的小学同学杨杰。杨杰的画比我好,我的字稍好一点。这样,我们俩除了刻钢板,还担负起全校普通的大标语、大字报的书写工作。但随着形势逐渐稳定,学校各种宣传杂事也越来越多。我们俩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 既有能力的原因,也有精力的原因。我们多次向学校反映这些情况。按当时一般惯例,这些工作应该由本校美术老师来承担这些工作。当时大连十五中本来有两位美术老师,一位叫易挺柏,是位书香世家。但因为历史问题(好像年轻时候和国民党有过什么瓜葛),已经作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无法参与此事了。另一位就是当时已经名声在外,被市里借调在外工作的徐世政老师。这样,两位美术老师都无法参与,只能我们两个小鬼当家了。大约到1968年入冬时候(可能是11月份),终于从学校领导那里得到振奋人心的喜讯:被借调到市里的徐世政老师,终于结束工作,要回到学校,主持美术宣传方面的工作了。我和徐世政老师的结缘,也即将开始了。


二,入门拜师学艺
在进入大连十五中之前,我对徐世政老师一无所知。我是来到学校宣传组以后才陆陆续续从师兄师姐和一些老师那里得到关于徐老师的背景和情况。
徐世政老师出生于旅顺龙王塘一个渔民家庭,沈阳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毕业后即在大连十五中任教。他本来最擅长的画种是水彩画,但文革开始后,水彩、国画都成为封资修的东西靠边站了。能够进入红色宣传的只有宣传画、美术字,毛笔字,以及最高大上的绘制伟人像(油画)。在当时,绘制伟人像不但需要高超的油画造型艺术能力,而且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所以一般的美术工作者往往要望而生畏。徐老师利用水彩画的色彩基本功和大学受过的扎实素描基础训练,成功实现了向绘制伟人像工作的跨越转型。而且,当时他已经是大连市屈指可数的几位绘制伟人像权威之一。他被市里借调,就是市里征调他们几位能手,为大连市几个重要建筑(火车站、码头、市政府等)绘制巨幅伟人像。

自“全国山河一片红”开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将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做红色装饰的运动。不但每个单位外墙上要悬挂巨幅伟人像,而且建筑物从里到外的墙面,缝隙,都要填上具有“革命”内容的宣传口号。这个运动进行之深入和普及后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现在已经时半个多世纪,一般大城市里虽然基本看不到当年这些所谓“红海洋”的影子,但这些年我在旅行途中,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农村旧房子,还是能够看到当年留下来的这些标语口号。学校之所以顶住压力,十二道金牌把徐老师从市里要回来,紧迫需要也是要做好学校的“红色化”装饰工作。


(徐世政老师画像)


因为那时没有现在那么多现代化通讯设备手段,在第一次见到徐老师之前,我对他毫无形象认识。但见到他的一瞬间,立即被他英俊潇洒和睿智深沉的形象气质所惊骇震慑。记得他出生于1935年,那年他刚刚33岁,正是风华正茂、玉树临风的美好年华。尽管当时环境气氛并不提倡这种人物审美,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至今深刻难忘。
徐老师回校后,按学校安排,接管了之前由我和杨杰组成的宣传组,我也从此成为徐老师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徐老师按照学校布置的红化任务,对全校红化工作作出规划。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重要位置的伟人像,二是建筑物外的大标语和走廊内墙上的伟人语录。伟人像由他本人负责,而标语语录则由我们在老师指导下完成。就在这时,曾经和我一起在宣传组工作过的杨杰同学,离开学校和城市,随父母到农村落户了。剩下我一个学生显然无法完成那些艰巨的工作任务。从这时开始,徐老师开始对我表示充分的信任和依靠。
为了完成任务,同时也考虑到培养人的长远计划。徐老师开始大力招兵买马,扩大人员构成。陆续从三五个人,发展到十几个人。为保证任务完成,徐老师请示学校,把所有这些人从原班级抽调出来,在寒假组成工作班子。从性质上说,这个班子实际上就是以前的学校美术小组。但美术小组是培养学生美术兴趣特长的课外教学组织,而眼前这个班子是个带有繁重宣传任务的工作组织。为体现这一变化,徐老师专门为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带有时代特色的名字——“红画室”。“红画室”这个响亮的名字曾经享誉大江南北,其来源却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人员集中后,我作为这个班子的元老,被徐老师委以组长的重任。早晨到校后,我要复责组织大家去操场出早操,跑步。回来之后便进入制作标语语录的工作当中。


我和中学红画室同学在完成“大批判专栏”后留影(中间是我)


这次制作标语语录是要在一定时间内稳定悬挂在学校墙上和走廊的宣传品,既要有内容的稳定性,又要有制作工艺的专业性。这个工作我们学生都没做过,我在此之前写过一些临时性的大标语和语录书写,算是稍有一点点基础。老师在向大家讲解工作程序要领之后,一般由我来示范实践。室外墙上大标语一般用红色油漆打底,白色油漆写字。室内走廊一般用浅色水粉在道林纸上打底,红色水粉色写字。其中浅色水粉没有现成涂料,需要配色勾兑。一般用白色广告色加少许赭石色(技术含量全在“少许”比例量的把握)。红色水粉写字,一般用油画笔写黑体字。写字之前,不但要把底色涂刷均匀,还要根据字数多少用铅笔轻轻打上格子(每字一格),以显得整齐美观。这些经过徐老师的精心传授,我很快掌握,并作为老师的“助教”,帮助大家来掌握操作。这项活动给予我的重要启示就是,做事情要有章法,有步骤,还要极其认真。因为稍一失误,前功尽弃,造成时间和财富的浪费。有一次徐老师做写字示范时一个意外动作,让我们十分震惊:他写到中间时,突然一个笔画写错了。我们正在感到惋惜,心想老师可能需要换纸另写时,徐老师却出人意料地突然低下头,用舌头把刚刚写上,还没有干的红色错字直接舔掉了。舔掉之后,写错处底色基本恢复原貌,其他写好的字不受影响。这张纸还能继续用。这个镜头深深刻在我脑海之中,成为我做事情要认真认真再认真的鞭策力量。直到今天,它好像还在眼前。

经过大约一个寒假的工作,学校校园的红色美化工作大体告一段落。虽然不见得尽善尽美,但总算完成了一件为全校师生关注并满意的工作。工作结束后,好像正赶上全校老师寒假期间的重要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结束,学校专门为此在教工食堂慰劳大家。为了肯定我们“红画室”一个寒假红化校园的工作,学校特别让我们几个参与者跟老师们一道,享受了这次慰劳。慰劳的内容是两道经典东北名菜:小鸡炖蘑菇和酸菜猪肉粉条。这两种菜在今天已经完全不算什么,可在当时副食供应困难的大连市,简直赛过山珍海味。更重要的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辛苦工作所换来的社会肯定和鼓励,的确有幸福感和成就感。

除了赶制这些红色美化的工作之外,当时社会政治活动很多,也需要我们配合形势,做好各种宣传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就是,每当毛泽东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我们都要在第一时间赶到学校,书写张贴大标语。记得1968年12月,毛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晚八点新闻广播中正式发表。当时我们已经回家,听到这个新闻,立马从家里赶到学校,书写标语,制作粘贴浆糊,连夜上街张贴。这方面活动最隆重的有两次,一次是1969年的中共九大庆祝活动,一次是1969年建国20周年庆祝活动。九大那次分别在开幕和闭幕做过两次大型宣传。开幕活动做完之后,就开始准备闭幕的宣传活动,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在大连十五中马路对面一片巨大空墙上张贴庆祝大标语。这副大标语每个字由四张标准红纸粘贴拼接而成。每张标准红纸的尺寸大约是110×78厘米。四张纸拼起来的尺寸就是220×156厘米,比普通的双人床还要大。这类重要任务徐老师一般都交给我来做。写这副大标语时,需要脱下鞋子,用当时最宽的刷子蘸墨汁来写。每个基本笔画宽度需要用最宽刷子并列刷三排(刷子宽度约10厘米,则每个笔画宽度约为30厘米)。写的时候要把刷子捆上长杆,蘸上墨汁在纸上行走来写。张贴的时候,需要用两部梯子,中间搭上横板,几个人上下左右忙乎,又是刷浆糊,又是找准位置粘贴上墙。一副标语大约贴了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书写标语,不知是否有希望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有了这次经验,1969年国庆节的大标语也采用了同样的规格和方法。两次均由我来完成书写。在这些活动中,老师培养了我的能力,也逐渐增强了对我的信任。我们之间的师生感情也越来越深了。


三、跟老师深入学习绘画与摄影
在学校环境红化工作大面告一段落之后,徐老师在培养我们方面又有了新的想法。按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想系统培养训练我们更专业一些的美术基本功和绘画能力,完全恢复文化革命前那些素描、色彩、线条基本功训练是不可能的。但徐老师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过来人,深知一位有造诣的美术工作者,不能只停留在写写大标语美术字这些实用美术的层面,要想提升艺术品位,需要在艺术能力方面更上一层楼。为此,徐老师想出了至今我都一直拍案叫绝的妙招:他凭借在绘制伟人像方面的能力和声望,向学校提出,除了学校固定位置的伟人像之外,出于当时社会环境风气,尤其是经常去市里参加大型集会,以及本校每天间操时间的全校队列大检阅的需要,还应该配合形势,制作一些可以移动的伟人像。学校的伟人像由他本人来绘制,而全校各基层单位的伟人像,需要培养尖子学生(其实他就是瞄着我来的)来进行。同时也是重要的培养人工作。这个提议当时的学校领导,无论是军宣队,还是工宣队,都无法反对。唯一困难的是物质材料问题。因为绘制伟人像需要用油画绘制,它需要用小帆布做画布,将其绷紧在木框上,上面涂胶(使画布与油画颜料隔绝),用专用的上海颜料厂生产的油画颜料来绘制。全国“红海洋”需要大量画布、颜料。所以当时画布、颜料都是紧俏控制物资,别说买不到,就是能买到,经济负担也会比较重。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家还是群策群力,还是想出了解决办法。最困难的画布问题算是苍天相助。当时每个学校有个派出工宣队的管校工厂,大连十五中的管校工厂是大连橡胶厂。橡胶厂是生产雨衣用雨布和雨靴的。而雨衣所用雨布正是小帆布外面涂上橡胶。可是工厂的小帆布作为生产原料,那是不能动的。可是厂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残品或次品雨布,这些雨布往往要报废。于是工宣队师傅就拿来部分这种次品雨布,请徐老师试用一下,能否作为画布使用。徐老师经过试用之后说,效果虽然达不到小帆布的效果,但只是能使画面整体色调偏暗一点,不影响正常使用。至于颜料问题,为缓解颜料紧缺问题,大连油漆厂研制生产了自己的油画颜料。这种颜料虽然还不能与上海颜料厂的产品媲美,但作为学习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徐老师向学校提出建议:使用橡胶厂的残品雨布和大连油漆厂的颜料,先培养部分尖子学生的绘画能力。带达到专业标准后,根据需要为全校各基层单位绘制伟人像。当时没有年级概念,所谓基层单位是按军队编制来设定组织结构的。现在的班级单位当时叫做“排”,每三、四个排组成一个“连”,全校共有14个连。这样就需要14幅伟人像供基层单位使用。我们几个成绩能力好一点的同学被徐老师选做培养对象,进行伟人像绘制培养训练。
不要说画伟人像,之前就连油画的画笔我们都没有拿过。开始的时候我连很多油画的颜料名称都叫不出来。但年轻人的好奇、好学,以及这件事情的严肃性使我下定决心,不辜负学校对我们的希望。我们完全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从一无所知的油画盲,到初步掌握用油画绘制伟人像的方法和程序。
有些基础性准备工作,此前在老师绘制伟人像的时候,我们都曾帮忙参与,所以还算是轻车熟路。比如画布绷框,煮胶水,刷胶等。正式绘制的过程大致分为三步:第一步先按方格缩放比勾勒轮廓(原稿画上网状方格,画布上按比例放大网状方格);第二步在轮廓线上用赭石色大致作出明暗记号,有点像小素描;第三步开始正式着色,程序是从暗色到亮色。从了解程序到绘制出像样的人像,这中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其中既有绘画理论问题,也有具体实践方法问题,更多的还是经验和感觉问题。为了这些困难,我采用了当时能想到的各种方法。
      一是四处寻访有关伟人像画师的个人心得。我们老师自己这方面有很多经验,我们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基本知识。此外,他在伟人像画界认识很多人,又介绍我们广泛向其他名师学习。记得我们当时经常去请教的画师有大连市宣传站(即后来的大连市群众艺术馆)的周建志老师、大连交通公司的杨乃美老师、大连妇女百货公司的黄正元老师等(这三位老师加上我们徐老师,号称当时大连市伟人像绘制的“四大金刚”)。其中杨乃美老师还借给我们他自己总结的画伟人像的经验笔记。我们回来后都手抄下来,经常翻阅参考。
      二是认真向我们徐老师学习。当时我是学习最认真的一个,其认真程度连老师都深受感动。当时只要我没有其他任务,凡是老师在画伟人像的时候我必定在旁边观看学习,而且一边看,一边把老师每一笔的造型手法和色彩使用都记录下来。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老师在背后跟他们说:“你们当中只有他像个干事的样子,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将来成气候,非他莫属。” 因为这个缘故,老师对我也偏爱有加,经常给我吃小灶。除了绘制方法和颜色调制外,有件小事我也至今难忘。因为油画颜料有限,我们学生用的是大连油漆厂生产的本地颜料,老师用的是上海美术颜料厂生产的正式颜料。有几次其他同学不在场的时候,老师拿出他使用的几种主要色系颜料,挤到我的调色板上。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立刻感觉一股暖流充满全身,几乎要热泪盈眶。我能够清楚真切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期待,希望和偏爱。但这对我更是一种激励,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待和希望,我更加珍惜时间,跟老师认真学艺。有几次老师在学校为其他单位赶制伟人像,当时大连暑期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去海边搞游泳活动等。为了学习,有几次我主动放弃了海边的活动,跟在老师身边学习、做笔记,再自己实践。这些经历,不但提高了自己对绘画的理论和实践认识,而且也加强了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

      在老师的培养和个人的努力之下,我在同时学习伟人像绘画的同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个把伟人像拿出正式挂出的学生。这段经历常常使我感觉到,学习任何东西的过程,都是一个培养当事人品德、毅力和素养的过程。有了这个过程培养形成的素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的。


(我给徐老师做人物模特儿的拍照,下方是我)


除了学习绘制伟人像,我还从徐老师那里学到了摄影全套技术。说到学习摄影,其实我们徐老师也是半路出家。他原本也不会摄影,但后来因为搞创作的需要,为解决模特儿写生的需求(当时模特儿写生还是禁区),便改用拍照的方式来代替。当时大连十五中只有一台135胶片相机(苏联制造),但是没有暗房。大连橡胶厂派驻学校的工宣队有位张师傅,是一位摄影发烧友。不知怎的,他和徐老师竟然成为莫逆之交,经常在一起切磋摄影技术,而且还千方百计鼓动学校领导,在一个楼梯下的亭子间,建立了大连十五中的第一个摄影冲洗暗房。老师学会摄影不久,就把我拉下水了。我成为学生中唯一能够和徐老师、张师傅一起在暗房工作的人。在这里,我学会了胶片摄影的全部程序技术。从往相机里安放胶卷,到手持相机拍照,再到拍照之后自己冲洗胶卷,然后再用胶卷放大照片。全套程序都能够熟练掌握了。除了拍照模特儿,我们这个暗房摄影组还为学校各种活动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纪念照片。多年之后我开始使用单反相机,感觉当年这些摄影基础还是蛮能派上用场。现在很多使用单反相机的人因为没有摄影基础,只能使用最简单的傻瓜拍摄功能。其实有些功能如果能根据摄影原理,针对不同拍摄对象灵活运用,会不同效果的照片来。比如光圈和速度的比率,单反相机的“光圈优先”和“速度优先”就非常有用。如果拍照近景人像,采用“光圈优先”,能够使拍照对象更加突出清晰,并能使背景部分适当虚化。而固定光圈应该采用的速度,则由相机电脑去处理了。这些能力的获得都是来源于当年徐老师对我的特殊照顾和培养。每当我拿起单反相机,总要想起徐老师当年的栽培,感恩之心,油然升起。


四,一个艰难而幸运的“狗崽子”
就在我跟随徐老师如鱼得水般地学习和进步的时候,我却遭遇到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打击。又是徐老师帮我走出了困境,步入正轨。
进入1970年,当时的社会虽然不再有破四旧和武斗等激烈的运动形式,但各单位,各系统的政治运动仍然时起时伏,连续不断。我的父母躲过了1966年最严残酷的政治灾难,却没有躲过1970年的那场灾难。先是父亲被关进“牛棚”,同时母亲被勒令“交代问题”。当时我的姐姐已经出嫁,哥哥插队在农村。父亲被关押后,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记得在父亲被关押后的那些夜晚,母亲经常一个人唉声叹气,甚至吸烟哭泣。我几次半夜醒来,都能看到她这个样子,虽然也心疼她,但也没有办法,迷迷糊糊又睡过去了。终于在1970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学校红画室工作,传达室赵大爷神色慌张赶来通知我,赶快回家,家里出大事了。回到家里才知道,母亲因为实在无法承受连日来自单位运动的精神折磨,自己走上了绝路。
因为这件事情突然发生,没有很快给出结论,加上正在关押的父亲还在受审当中,这使我本人的社会身份骤然发生变化,由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突然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俗称“狗崽子”。这无论是对我本人,还是学校方面,都面临两难的选择:对于我自己来说,或者采取理性态度,在要求单位根据政策和实际情况对母亲问题尽快给出明确结论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既有生活状态;或者采用激烈态度,向单位领导“要人”。对于学校来说,要么立刻把我视为另类,以“狗崽子”相视;要么继续保持既往一切做法,把我作为正常学生继续培育。在办理丧事期间,父亲因为还在关押期间,没有能够去殡仪馆给母亲送葬,只是在单位短暂逗留时对我简单交代了一句话:“想一想,你怎样做,母亲才能安然离去?”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办理完丧事之后回到学校,我第一时间和徐世政老师做了一次长谈。谈话中徐老师饱含深情,几次落泪哽咽对我相嘱:“不但要想到离世的人,还更要想到在世的人。几年来你自己已经走出一条不错的路来。要认真考虑用牺牲这些作为代价是否合理。尤其重要的是,造成母亲的问题既有单位的原因,也有大环境的原因。大环境我们无法改变,单位的态度和结论也需要时间。所以需要理性处理。至于我本人和学校的态度,我可以负责任肯定告诉你,只要你一如既往在学校学习,学校和我本人都不会对你有任何歧视和另眼相待的做法!”徐老师的这番感人肺腑的话让我万分感动,我几乎不能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按老师的说法去做。而且,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老师给我指出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能够有今天的状态,全然是徐老师当年这番推心置腹的开导和点拨的作用。在我面临人生重大问题选择的关头,是徐老师把我拉入正确的路径。
在当时环境下,无论是从新闻途径,还是周围所见,“狗崽子”所遭受的冷眼歧视的事情太多太多,几乎成为一种模式。所以从家里的事情发生开始,我就一直对自己的未来命运充满忧虑。徐老师和我的谈话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心想无论如何,在徐老师这里我不会遭受歧视。但其他人乃至社会会怎样,我还是感觉心里没底。但从此事发生开始,我那颗敏感的心好像没有或者极少受到白眼或歧视,相反倒是感受到不少的温暖和关爱。
首先是我所在班级的老师和同学。我所在的四连共有六个班级,连长是周家昌老师。他是辽大生物系毕业,前辽宁省游泳队队员,曾获全运会蝶泳第三名。但我们入校后,他本人也因为某些原因进过“牛棚”,他被“解放”时,正是我离开班级到红画室做红化工作那段时间,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过我的班主任,后来升任连长。在我结束那段红化工作回到班级时,他就在全班对我为学校的工作作出的贡献大加赞扬,甚至动情地用了一些文学修辞:“当我们大家按正常生活轨迹行走,我们在饭点吃饭时,宁家儒(我的曾用名)和他的团队还在饿着肚子为学校伏案工作;甚至当我们已经进入梦乡时,他们还在学校书写和张贴大标语。……”在我和徐老师谈话之后,首先找到周老师,向他汇报了我家发生的情况和我的基本态度。他立即对我给予充分肯定。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我所在连队和班级老师同学大多对我给予友善的态度,没有发生过因歧视产生的不愉快事情。
除了所在班级之外,因为我在红画室的工作经常要和全校很多部门打交道,从学校领导层,到几个主要职能部门(像政工教务、后勤总务等),再到大部分在校老师,我都比较熟悉。从我家里出事,我的身份发生变化后,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态度不但没有走向冷淡和歧视,相反好像更加热情和关爱了。像我有时会就学校政工组交给我们的抄写任务与高俊龙老师联系,一向不苟言笑的高老师有时竟然会带着微笑和我说事情;办事组(即总务处)组长王淑兰老师像个慈爱的妈妈,每次我去领取纸张笔墨等办公用品或办理其他事情,她总是带着微笑亲自或者督促为我办理。有时她甚至还要摸摸口袋,如果摸到几块糖果,她会马上递给我吃。有位原来教政治的张老师(女),因为某些政治问题没有恢复教学工作,临时在学校托儿所帮忙带孩子。我有时张贴大标语需要打浆糊,需要用托儿所的明火加热。张老师总是热情照顾,而且每次都嘘寒问暖,让我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
我自己深深知道,除了他们这些人自己善良的品行外,一定有人在背后为我做了大量工作,力挺我,使我能够在身处“狗崽子”身份时,仍然还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这个人不会是别人,他只能是我的徐世政老师!
环境外界的这些宽容关爱给予我精神上莫大的支持和鼓励,使我能够坚持下来,继续学习。但实际上从家庭经济生活上来看,无法否认,这是我本人一生中和家庭最为艰难困难的一段时间。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还在关押的一段时间,当时16岁的我,自己一个人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单位开恩,父亲白天在单位受审,晚上可以回家照顾陪伴我。尽管如此,我们父子二人还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拮据。母亲去世,家里的经济来源只有父亲的微薄工资,还要不时接济插队在农村的哥哥,已经十分紧张。最困难的是,当时粮食和副食定量供应。我们父子的粮食勉强维持自用,因母亲去世,哥哥回来办理丧事,还有奶奶等亲属前来探视驻问,都需要一起吃饭(那时除了在家吃饭,不敢有外出下馆子的奢望)。我们很快就出现了粮食危机。而当时大家基本都是人人自保,难以接济他人。为解决危机,除了变卖家里的东西之外,父亲抱着孤注一掷的想法,到郊区大辛寨子我的一位表姑那里求援。没有想到获得意外成功,不但带回若干粮票,而且还带回不少米面粮食。立即缓和了我们的粮食危机。我们等于从表姑一家的嘴上,分来了那些救命的粮食。表姑的这番举动我也至今难忘。我把表姑此举奉为我生命中的“漂母之恩”。离开大连之后,我几乎每次回大连,必定要带上礼物去看望这位当年救我于水火的“漂母”。
除了粮食危机,还有很多生活条件的困难危机。母亲的离去,家里失去了操持家务的主心骨,加上父亲还在关押状态,家里就进入脏乱无序状态。我每天早上七点多吃完早饭去学校,中午带饭在学校吃,晚上一般七八点回家。回家和父亲一起吃完饭,就差不多要睡觉了。那时的房子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火取暖,夏天要防蚊虫叮咬。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冬天挨冻和夏天挨咬是家常便饭。最困难的1970年夏天,父亲在单位接受“审查”,无暇顾及家里的蚊虫打药工作,我也不会弄这些。致使家里臭虫肆虐,蚊子横飞。我有时睡到半夜,感觉被叮咬难受,朦胧中顺手抹去,早晨醒来便能看到一片被碾死的臭虫和一片血迹。有时半夜被咬醒,难以入睡,我干脆卷起铺盖,到楼上阳台上露天而睡。每当这个时候,我往往仰望星空,思念离去的母亲,含着泪水,哽咽吟唱《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的一段唱词——“爹想祖母我想娘……”,朦胧中再次入睡。

即便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中,我仍然还在坚持求学。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徐老师给我的精神力量。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通讯条件,最多看看报纸,听听广播。但那都是距离自己很遥远的东西。在我身边能够对我精神和生活道路产生导师作用的只有徐世政老师。当时大连十五中在松山街鲁迅公园对面,我家住在昆明街南山大庙附近。每天晚上回家要穿过风景如画的大连劳动公园。望着荷花池中月光倒映的涟漪和微风吹拂的杨柳,我常常对自己发出提问:似这般美好景色能否与我常在?我几乎每次都对自己给出这样的答案:似这般美好景色与自己常在的办法只有一个——克服困难,努力拼搏,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徐老师指导我在艰苦条件下形成的坚定生活信念。(未完待续)



(大连十五中原校址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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