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大连十五中毕业50周年记

中学三年是我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段，如果说我一生中能有什么成绩和进步，必须感谢中学时代各种历练给予我的各种人生营养。尤其难以忘怀的是，我作为大连十五中著名美术教育家徐世政老师带出的第一届“红画室”学生，从恩师那里不仅学到绘画美术技能，更重要的是从他那里学到的做好任何一件事情所必须具备的正确思想方法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离开大连十五中50年之际，回想半个世纪前的云云总总，尤为感慨。一幅幅当年生活图景，即刻浮现在脑海眼前。我心里愧疚亏欠徐老师半个世纪的这份“笔债”，也到了必须偿还的时候了。

我刚进入宣传组的时候，新生只有我一个人。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带我们的师兄师姐都离校去工厂上班了。这样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在我们新生中又物色了一位同学，我的小学同学杨杰。杨杰的画比我好，我的字稍好一点。这样，我们俩除了刻钢板，还担负起全校普通的大标语、大字报的书写工作。但随着形势逐渐稳定，学校各种宣传杂事也越来越多。我们俩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 既有能力的原因，也有精力的原因。我们多次向学校反映这些情况。按当时一般惯例，这些工作应该由本校美术老师来承担这些工作。当时大连十五中本来有两位美术老师，一位叫易挺柏，是位书香世家。但因为历史问题（好像年轻时候和国民党有过什么瓜葛），已经作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无法参与此事了。另一位就是当时已经名声在外，被市里借调在外工作的徐世政老师。这样，两位美术老师都无法参与，只能我们两个小鬼当家了。大约到1968年入冬时候（可能是11月份），终于从学校领导那里得到振奋人心的喜讯：被借调到市里的徐世政老师，终于结束工作，要回到学校，主持美术宣传方面的工作了。我和徐世政老师的结缘，也即将开始了。

自“全国山河一片红”开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将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做红色装饰的运动。不但每个单位外墙上要悬挂巨幅伟人像，而且建筑物从里到外的墙面，缝隙，都要填上具有“革命”内容的宣传口号。这个运动进行之深入和普及后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现在已经时半个多世纪，一般大城市里虽然基本看不到当年这些所谓“红海洋”的影子，但这些年我在旅行途中，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农村旧房子，还是能够看到当年留下来的这些标语口号。学校之所以顶住压力，十二道金牌把徐老师从市里要回来，紧迫需要也是要做好学校的“红色化”装饰工作。

（徐世政老师画像）

人员集中后，我作为这个班子的元老，被徐老师委以组长的重任。早晨到校后，我要复责组织大家去操场出早操，跑步。回来之后便进入制作标语语录的工作当中。

我和中学红画室同学在完成“大批判专栏”后留影（中间是我）

这次制作标语语录是要在一定时间内稳定悬挂在学校墙上和走廊的宣传品，既要有内容的稳定性，又要有制作工艺的专业性。这个工作我们学生都没做过，我在此之前写过一些临时性的大标语和语录书写，算是稍有一点点基础。老师在向大家讲解工作程序要领之后，一般由我来示范实践。室外墙上大标语一般用红色油漆打底，白色油漆写字。室内走廊一般用浅色水粉在道林纸上打底，红色水粉色写字。其中浅色水粉没有现成涂料，需要配色勾兑。一般用白色广告色加少许赭石色（技术含量全在“少许”比例量的把握）。红色水粉写字，一般用油画笔写黑体字。写字之前，不但要把底色涂刷均匀，还要根据字数多少用铅笔轻轻打上格子（每字一格），以显得整齐美观。这些经过徐老师的精心传授，我很快掌握，并作为老师的“助教”，帮助大家来掌握操作。这项活动给予我的重要启示就是，做事情要有章法，有步骤，还要极其认真。因为稍一失误，前功尽弃，造成时间和财富的浪费。有一次徐老师做写字示范时一个意外动作，让我们十分震惊：他写到中间时，突然一个笔画写错了。我们正在感到惋惜，心想老师可能需要换纸另写时，徐老师却出人意料地突然低下头，用舌头把刚刚写上，还没有干的红色错字直接舔掉了。舔掉之后，写错处底色基本恢复原貌，其他写好的字不受影响。这张纸还能继续用。这个镜头深深刻在我脑海之中，成为我做事情要认真认真再认真的鞭策力量。直到今天，它好像还在眼前。

除了赶制这些红色美化的工作之外，当时社会政治活动很多，也需要我们配合形势，做好各种宣传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就是，每当毛泽东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我们都要在第一时间赶到学校，书写张贴大标语。记得1968年12月，毛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晚八点新闻广播中正式发表。当时我们已经回家，听到这个新闻，立马从家里赶到学校，书写标语，制作粘贴浆糊，连夜上街张贴。这方面活动最隆重的有两次，一次是1969年的中共九大庆祝活动，一次是1969年建国20周年庆祝活动。九大那次分别在开幕和闭幕做过两次大型宣传。开幕活动做完之后，就开始准备闭幕的宣传活动，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在大连十五中马路对面一片巨大空墙上张贴庆祝大标语。这副大标语每个字由四张标准红纸粘贴拼接而成。每张标准红纸的尺寸大约是110×78厘米。四张纸拼起来的尺寸就是220×156厘米，比普通的双人床还要大。这类重要任务徐老师一般都交给我来做。写这副大标语时，需要脱下鞋子，用当时最宽的刷子蘸墨汁来写。每个基本笔画宽度需要用最宽刷子并列刷三排（刷子宽度约10厘米，则每个笔画宽度约为30厘米）。写的时候要把刷子捆上长杆，蘸上墨汁在纸上行走来写。张贴的时候，需要用两部梯子，中间搭上横板，几个人上下左右忙乎，又是刷浆糊，又是找准位置粘贴上墙。一副标语大约贴了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书写标语，不知是否有希望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有了这次经验，1969年国庆节的大标语也采用了同样的规格和方法。两次均由我来完成书写。在这些活动中，老师培养了我的能力，也逐渐增强了对我的信任。我们之间的师生感情也越来越深了。

      在老师的培养和个人的努力之下，我在同时学习伟人像绘画的同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个把伟人像拿出正式挂出的学生。这段经历常常使我感觉到，学习任何东西的过程，都是一个培养当事人品德、毅力和素养的过程。有了这个过程培养形成的素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的。

（我给徐老师做人物模特儿的拍照，下方是我）

除了学习绘制伟人像，我还从徐老师那里学到了摄影全套技术。说到学习摄影，其实我们徐老师也是半路出家。他原本也不会摄影，但后来因为搞创作的需要，为解决模特儿写生的需求（当时模特儿写生还是禁区），便改用拍照的方式来代替。当时大连十五中只有一台135胶片相机（苏联制造），但是没有暗房。大连橡胶厂派驻学校的工宣队有位张师傅，是一位摄影发烧友。不知怎的，他和徐老师竟然成为莫逆之交，经常在一起切磋摄影技术，而且还千方百计鼓动学校领导，在一个楼梯下的亭子间，建立了大连十五中的第一个摄影冲洗暗房。老师学会摄影不久，就把我拉下水了。我成为学生中唯一能够和徐老师、张师傅一起在暗房工作的人。在这里，我学会了胶片摄影的全部程序技术。从往相机里安放胶卷，到手持相机拍照，再到拍照之后自己冲洗胶卷，然后再用胶卷放大照片。全套程序都能够熟练掌握了。除了拍照模特儿，我们这个暗房摄影组还为学校各种活动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纪念照片。多年之后我开始使用单反相机，感觉当年这些摄影基础还是蛮能派上用场。现在很多使用单反相机的人因为没有摄影基础，只能使用最简单的傻瓜拍摄功能。其实有些功能如果能根据摄影原理，针对不同拍摄对象灵活运用，会不同效果的照片来。比如光圈和速度的比率，单反相机的“光圈优先”和“速度优先”就非常有用。如果拍照近景人像，采用“光圈优先”，能够使拍照对象更加突出清晰，并能使背景部分适当虚化。而固定光圈应该采用的速度，则由相机电脑去处理了。这些能力的获得都是来源于当年徐老师对我的特殊照顾和培养。每当我拿起单反相机，总要想起徐老师当年的栽培，感恩之心，油然升起。

即便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中，我仍然还在坚持求学。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徐老师给我的精神力量。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通讯条件，最多看看报纸，听听广播。但那都是距离自己很遥远的东西。在我身边能够对我精神和生活道路产生导师作用的只有徐世政老师。当时大连十五中在松山街鲁迅公园对面，我家住在昆明街南山大庙附近。每天晚上回家要穿过风景如画的大连劳动公园。望着荷花池中月光倒映的涟漪和微风吹拂的杨柳，我常常对自己发出提问：似这般美好景色能否与我常在？我几乎每次都对自己给出这样的答案：似这般美好景色与自己常在的办法只有一个——克服困难，努力拼搏，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徐老师指导我在艰苦条件下形成的坚定生活信念。（未完待续）

（大连十五中原校址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