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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铭心:大连十五中毕业50周年记(下)
发布时间:2022/1/5  阅读次数:54  字体大小: 【】 【】【


刻骨铭心:大连十五中毕业50年记(下)
——献给我事业和人生启蒙老师徐世政先生


宁稼雨


五,执着学习有限文化知识
我上中学的年代,是文化课最低谷的时候。因为当时还在停止高考,施行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学校里面最可有可无的事情就是文化课。当时三天两头有各种政治活动,动辄上街游行,或到火车站、体育场参加大型集会。文化课的时间在自然被挤掉。而从课本编写来看,也是充满了政治色彩。物理、化学叫做《工业生产知识》,生物叫《农业生产知识》。教材的内容也要突出政治,所有例题都要编写一段与时政和革命色彩有关的背景,才能把相关知识融汇进去。最糟糕的数学也要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只是学到简单的代数和平面几何,连函数和解析几何也没学过。1978年参加高考时,文科成绩平均70-80分的我,面对数学试卷只能望洋兴叹。因为大部分内容没有学过,只能凭借最简单的四则运算和平面几何得到可怜的8分。相比之下,文科情况要稍好一点,但不是好在可以不联系时政,而是因为更需要联系时政,但因为使用频率高,涉及相关知识点的概率更多更大,而且文科能够自学的领域范围比理科要多得多。
即便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徐世政老师作为非主科教师,不仅时常告诫我们要重视文化课的学习,而且能在作为课外活动的红画室,专门讲解很多关于色彩学、实用美术、美术创作等很多专业文化知识。不仅如此,他还结合政府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八周年的背景,组织我们一起学习这篇文章。这是我第一次阅读学习这篇文章,从中了解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这两大主题。我后来关于对这篇文章提出观点的深入思考和其他角度的认识,原文阅读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的。徐老师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鼓励了我的文化课知识学习。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应该还会记得,当年有过1972年“回潮”之说。指的是在周恩来总理努力下,工厂生产、部队训练,学校学习重新被提到与革命同等地位上。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从1971年,风向就已经开始松动。学校开始重视文化课学习。但也只能有限地重视和强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赶上这个尾巴,学到一点东西。一些老师开始在有限范围内,注意课堂上增加知识含量。政治课上,我们的连指导员郑月芬老师响应上头发布老人家关于“学点哲学”的精神,在课堂上专门学习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我最早接触哲学知识,为我以后深入学习哲学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我至今还这样认为,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所有著作中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最少,学理性最强,也最通俗易懂的两篇哲学论文。我在政治课上关于这两论和相关时政的汇报发言,每次都能得到老师的高度评价。语文课任课老师是我们后来的班主任,印尼归国华侨刘统宣老师。他也开始在课堂上十分卖力地讲起文言文《方腊起义》等等。这使得一向关注并喜欢文言古文的我,有了十分亲切的归属感。当时我们学校各位老师已经开始推行考试后按分数排名次的做法。我的各科成绩在班上基本都能排上前三名。这在课外活动队的同学来说,是非常罕见和显著的。


(和中学同学一起游大连星海公园,右上角是我)


为推动鼓励文化课学习,学校专门组织了一次以学习文化课为主题的全校学生经验介绍大会(当时的名词叫做“讲用会”)。会上主要由来自各个年级和方面的同学介绍文化课学习经验。因为当时学校有了几个比较活跃的课外活动组织,除了红画室,还有文艺宣传队和体育运动队。为了鼓励课外活动队的同学重视加强文化课学习,学校在这次经验介绍大会上,还特别安排了一个课外活动队代表发言,介绍课外活动队成员加强文化课学习的经验体会。而我有幸被推举为这个发言代表(应该还是徐老师的推荐)。我的发言中大致从文化课学习与课外活动内容之间的支撑关联和具体方法两个方面来谈。在第一个方面,我举了一些我本人暨我们红画室在书写各种宣传材料时,或认字不准,把文稿抄错,或因文化课成绩差,受到相关老师批评,影响课外活动的情况,以说明课外活动对加强文化课学习的必要;在第二个方面,我主要强调充分抓紧利用时间和灵活掌握处理时间的方法。因为当时文化课学习作业负担并不重,我除了上课认真听讲,在课堂上即刻消化老师讲过的内容外,力争在上午上课时间就把文化课的作业完成解决掉了。三年多中学学习阶段,我的上课书包在教室我的课桌里放了三年。我的作业基本在早自习和课间时间就完成了。这样,中午放学之后,整个下午和晚上就能安心在活动队学习工作了。我能在文化课取得较好成绩,同时在红画室还能做那么多的工作,两方面都没耽误,和合理紧凑的学习方法是分不开的。
回顾中学时段对文化课学习重视对后来工作和人生的收益和成效,我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后来我到中学担任美术教师后,被学校领导发现文化课基础较好的潜能,先是让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给学生做辅导发言,后来就干脆让身为美术教师的我,开始上中学文科的若干课程。记得除了外语和语文(我后来吃饭饭碗的学科),其他的文科课程几乎被我讲遍了(政治、中国史、世界史、地理等)。其二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广泛上文科课程的经历,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先后在1977和1978年两次准备报考美术学院。到1978年6月高考报名时,我才接到通知,因为国家政策规定,国家正式公办学校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而当时在辽宁招生的师范院校都没有美术专业。为了圆儿时上大学之梦,珍惜期盼多年的改变人生轨迹机会,我毅然决定改行报考文科。从6月接到通知立即报名,到7月上旬正式考试,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经过短短一个月的准备,我能以高出录取分数50分的成绩考取大学文科。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之前文化课基础的牢固和后来中学任教时教过大部分中学文科课程那段经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和过程,我也才能从一个中学美术教师,变为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学者。而这一切的背后,还是需要感谢当年徐老师对我文化课的重视和强调。


六,不辱老师外派使命
因为徐老师的名誉声望日隆,外面请他帮忙的美术事务日渐增多,同时,校内相关事务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在徐老师的培养下,我的美术成绩在那时同学中比较突出,大约从1970年下半年到1971年开始,我不断被徐老师委以重任,替他或与他一起出马,去完成部分美术宣传工作。其中包括:1,我本人奉命去大连工艺美术厂,完成两件任务,绘制一件高3.6米的伟人像,制作一期大批判专栏,;2,我和徐老师师生二人受命去大连煤气公司,分别为其单位绘制一件伟人像,老师的那件5.6米高,我的那件4.3米高;3,受命与大连标准件厂合作,完成市里统一布置,位于大连劳动公园五一塔下的大批判专栏(有其他同学配合,合作完成了几期)。这方面最艰巨,印象最深的还是受老师指派,出任大连十五中宣传队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舞台美术的经历。
如今60岁以上的大连人或许还会记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由大连十五中排演的全剧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曾经在大连风靡一时。当时这个剧组开始分为两大部分,舞蹈部分和音乐部分。负责舞蹈部分的是教过我们体育的体操王子唐健民老师,负责音乐部分(合唱队和演奏乐队)的是教过我们音乐的蔡美珍老师。最开始,这个剧组与大连市红代会宣传队合作,排演过《红色娘子军》的第二场和第四场,主要角色都是十五中的同学。后来十五中独立排演了全剧。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大约在1971年初,大致排练完成,准备逐渐进入市里公演。学校指令由徐老师带领红画室成员完成舞台美术工作。因老师和全校还有正常的美术宣传工作,老师就让我出马,带一位低年级同学作为助手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此前虽然做过许多红色美术宣传方面的工作,也画过伟人像,但舞台美术却从未染指。而舞台美术与一般的宣传标语和绘制伟人像,还完全不是一回事。只能说具有一些美术绘画基础和实用美术经验的人,学习舞台美术要方便一些。与现在正规的舞台美术系统工程相比,我们那时的舞台美术只能说是土法上马的急就章,勉强完成任务而已,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舞台美术不啻有天壤之别。但那个时代的条件也就只能如此,我也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大致完成了最基本的全部舞台美术工作。
全部的舞台美术包括幻灯片布景、天幕布景、实物道具、演员服装、化妆、舞台效果等。其中幻灯片布景和天幕布景有相当的技术含量,而其他几个方面则要求有一定的舞台美术工作经验。开始面对这些,我几乎一筹莫展,后来在学校各方面协助帮助下,从外面请来一些专家帮忙,我才逐渐掌握了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技术难点。
最难掌握的是绘制幻灯片布景。这个需要在幻定胶片上绘制出所需背景图案,比如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的黑色雨夜中的椰林,第四场“党育英雄,军民一家”的万泉河畔等。幻灯片绘制出来后,装入幻灯投放灯中,由聚光投放灯把幻灯片图案投放到天幕上,显示出图片的整体效果。为解决绘制幻灯片的难题,学校出面聘请了当时大连市绘制天幕幻灯片的权威专家,大连贝雕厂的蔡老师来向我传经送宝。他告诉我,绘制幻灯片的要领和画水彩画一样,要充分掌握好水分。因为在十五中做红色宣传和绘制伟人像基本都是油画和水粉画,二者共同特点就是深浅变化由不同颜色调制而成,但水彩画的深浅变化主要需要用水分多少来控制,所以开始掌握起来很不顺利。为解决困难,我反复琢磨练习,最后总算差强人意地勉强过关了。
为解决其他舞台美术难点,学校还从管校工厂请来了一位有过舞台美术工作经验的贺师傅。他帮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比如,近距离的大型布景,比如第二场的巨大红棉树,第六场的大榕树等,都需要在画布上画好之后剪下来,缝到一个大网上,把大网悬挂起来,大树的效果就出来了。其他的一些小件道具,他告诉我,不要细抠,画出大体效果就足矣。最有意思的是一些舞台效果,比如第一场吴清华被南霸天毒打之后,出现电闪雷鸣的效果。闪电可以用闪灯来解决,可雷鸣怎么办呢?当时又没有现在的录音放音技术。贺师傅找来一块钢板,悬挂起来,人工抓住钢板来回煽动,雷鸣的效果就出来了。至于演员的化妆,倒是与我们的人像绘制接近,所以我还能对付一下。但其中几位主要演员(洪常青、吴清华)的化妆,是专门请化妆师给做了化妆定型,他们几位牢牢记下之后,每次都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化妆。其他没有受过化妆定型的演员,有的相互化,也有许多就来找我化。我先后为南霸天、老四,连长,赤卫队员、小战士和其他群众演员化过妆。
这些问题一件一件逐一解决后,终于迎来正式出演。从正式出演到我毕业,先后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艺术剧场、工人剧场、群众剧场、实验剧场、棒棰岛宾馆剧场、周水子空军机场演出过。每场演出我都要全程跟踪,主要是更换不同场次的天幕幻灯片,为部分演员化妆,以及预防临时情况等。
对于我来说,这次出任剧组舞台美术,收获的不仅仅是一次全面的舞台美术实践,由此在这方面有了进步。更重要的是,作为大连十五中宣传队的光荣历史,我也为其做过力所能及的贡献。唐健民老师每次看见我,都非常热情和客气地招呼我,称我为剧组的“有功之臣”。剧组刚刚演出不久,我有家人亲戚想看这个演出,我向唐老师索票,唐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你的需要必须解决!同时,剧组的一大批演员,也是我当年的那些老同学,也都与我结下了多年的友情。女一号吴清华扮演者廖丽霞同学后来加盟海政文工团,出演海政文工团的舞剧《红嫂》女一号,至今还有联系。宣传队队长杜宏和剧中连长官美秋,赤卫队员郑国春,还有乐队小号黄浪群、中阮郭敏、合唱队张连宝、许峰,都是我的同班同学。甚至在我毕业之后入学参加该剧演出的小提琴手戚琦同学,竟然也和我取得了联系。
然而,外人一直有所不知的是,其实这次出任剧组舞台美术,我本人的更大收获是从中获得的巨大艺术感染和艺术熏陶。由此与《红色娘子军》这部舞剧结下深深的情缘。因为担任舞台美术期间,每天都要和剧组在一起,或者排演,或者演出,对剧组演出的所有细节,几乎都能烂熟于心。以至于当年我曾经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该剧全剧的任何一处音乐响起,我脑子里都可以立即反应出舞台上应该出现的演员表演姿态和动作。在我中学毕业后至少十年内,我能够用嗓音哼出该剧全剧的主旋律音乐。甚至为了这部舞剧,我毕业之后竟然专门学习了小提琴演奏,到1978年我上大学之前,我终于能够比较顺畅地演奏出该剧中几个我最喜欢的小提琴独奏曲:第一场清华被毒打昏倒起来之后的雨中独舞,第二场清华找到红军之后的红旗下热泪盈眶舞曲,第四场开场的大提琴独奏曲和《万泉河水》歌曲等。直到现在,无论在任何场合,只要听到《红色娘子军》中的任何一段乐曲,我几乎都要热泪盈眶。差不多每年春节假期,我独自一个人的保留节目就是找出该剧全剧音乐,一边听,一边流泪。
从前我自己说不出何以对此如此深陷,到后来我自己研究《世说新语》好像从中体会到一点答案: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而宗白华先生的解释更是让我豁然开朗: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宗白华《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
这种艺术感受和艺术精神的投入,也正是来自徐老师的培育和熏陶。


七,命运与老师的知遇之恩
从1970年我上一届同学毕业开始,无论是徐老师,还是我本人,都开始把我的毕业去向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老师曾经为我作出两套去向方案,第一方案是把我送到好一点的单位去做专业美术工作。这个时候,也正是很多单位招收特长人才的时候。我们学校宣传队《红色娘子军》剧组的女一号和男一号,分别被海政文工团和空政文工团调走。以我当时的能力和成绩,有关单位招收美术方面的人才,应该有机会入选。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曾经有空军某部,大连话剧团等若干单位来我校招人,徐老师都把我列为一号种子推荐。但都没有成功,原因还是政审不过关,出在我的家庭问题上。当时我父母的问题都没有做出结论,所以这些单位都不敢冒这样的风险。这条路基本走不通之后,徐老师才跟我交底他的全部设想和第二方案。
这时,我才完全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他的想法是,如果可能,他想尽力把我送到更好一些的单位。如果此路不通,他就想把我留在他身边,做他的助教。这个预案其实他早就在暗中进行了。1970年的某一天,还远离毕业就业问题的时候,老师向我提出代他上一节美术课的要求。理由是他要去市里办某些事情。我作为他身边最信任和依靠的学生,这个要求我责无旁贷地接受了。经过几天的准备,在把写好的教案请他过目并得到认可批准后,我就在规定时间到教室上课了。来到教室,我才惊讶地发现,徐老师已经坐在教室的后面,准备听我讲课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场面,当时有点小紧张,但老师平静地提醒我:你准备得很充分,该怎么上就怎么上。老师的话给我吃了定心丸,让我坦然讲完了这节课。下课后,老师在充分肯定讲课成绩的同时,也提示我可以注意克服的几个弱点。我这次教学生涯的处女作,就这样被老师设计并验收通过了。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原来在1970年那个时候,老师就已经有了把我留校做他助手的想法了。
转眼到了1971年底,在我们年级大部队毕业离校前夕,大连市从我们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一批学生,以在职师资培训的形式,送到大连师范学校在职学习,用以缓解当时迫在眉睫的师资匮乏局面。也就是说,虽然是学生的状态,但实际上等于已经参加工作。有一天,学校负责教学工作的尹久贞老师把我和同届另一位同学宋美华找去谈话,大意是说,学校经过研究已经决定把你们俩留校工作,但现在市里统一要求都要参加这个师资培训班学习。你们自己心里有数,毕业之后还要回母校工作。学校期待你们的归来。我知道这是徐老师对我的最后去向安排,心理神会地接受了。


(中学毕业时同届同学与徐老师在大连劳动公园合影,中间为徐老师,左二为我)


就这样,我离开三年多摸爬滚打,但收获巨丰的中学母校,带着母校和徐老师的重托和期待,进入大连师范学校美术班学习。


八,毕业至今的难忘难舍深情
从1971年离开大连十五中到现在,50年来一直与徐老师保持联系。其中分为几段时间:
第一段从1972-1978年,这6年是我从事美术学习和教学的时段,和徐老师联系比较密切。1971年年底来到大连师范学校美术班学习,开始那段时间我是非常非常不适应。因为三年多的中学生活形成了相当固定的生活模式,尤其是和徐老师一起慢慢形成的默契而深厚的情感生活状态,突然中断而换为另外一种陌生模式,明显感觉失落和沮丧。师范学校的地点在大连夏家河子海滨,距离大连市内三四十公里,需要乘坐火车往返。每周周末能回到市内家里。但开始一段时间我每个周末傍晚下火车之后,都不是直接回家,而是直接回到我熟悉的大连十五中,去见见徐老师和同学们。徐老师也和我同样的感觉,他跟我说,你离开之后让我感觉非常失手,常常感觉有话没人说,想分配的工作任务也习惯而本能地先想到你。有一次我下火车赶到十五中,徐老师跟我说有件东西找不到了,问我是否还记得在哪里?我说可能在某某地方,老师一找,果然在那里。师生二人开怀大笑。
我们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间原定是两年,但是到1973年2月,大连市师资奇缺的情况更加严峻,市领导决定让我们提前结束培训,立即回到市内分配工作。按照当初离校时学校对我的嘱咐,我回到母校找到徐老师,心想按约定回来报效老师和母校。但结果让我们师生二人都非常失望和沮丧,原来因为市内教师奇缺的缘故,大连十五中原定让我回母校任教的计划请求被区教育局驳回。理由是现在区里还有很多学校跟就没有美术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让你们十五中一个学校就有两位美术老师。这个理由学校也无法反驳,我也只好放弃回母校的想法。正巧原大连十五中教导处副主任韩行恩老师从农村五七干校回市里任职,被任命为大连第三十八中革委会主任,取消革委会后任校长。他在离开十五中下乡之前就了解我的情况,这次不知从哪里知道我从师范学校结业待命。从区领导到徐老师,跑了一大圈,坚持把我要过去,在三十八中任教。这样我就成为三十八中的首位美术教员。
从这时开始,我和徐老师成为同一个区两个不同学校的美术教员。经常有机会在一起参加教研活动和美术创作交流活动。所以来往还是比较密切。为了开创我在三十八中的工作,我把很多十五中时期了解的一些工作程序方法运用于新的工作环境。也就是把徐老师的教育成果移植到我的工作环境。我上任之后不久,学校开春季运动会,我想起十五中时代我所做的事情,便去找徐老师求援,借用了十五中的相机,为三十八中的运动会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又借用十五中的暗房,冲洗胶卷,放大照片,把照片在三十八中的宣传橱窗展示。这个三十八中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全校师生中产生不小的震动和影响。为我在三十八中的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背后的支持力量却是栽培我多年的徐老师。
我从1973年作为美术教师第一次到北京参观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开始,就被北京的文化底蕴和诸多景观所震慑吸引,对北京充满了向往之情。1975年,我和徐老师一起到北京参观全国美展,其间我们一起游览了北京很多地方,香山、颐和园、故宫等等。闲谈中我向徐老师表示了对北京的向往,说如果有机会,我将来很想到这边来工作。徐老师听说后大加鼓励,说年轻人就是需要有理想抱负。当时他半真半假地说,以后咱们俩无论谁先到北京工作,一定要设法把另一个人也弄到北京来。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我就真的来的北京跟前的天津学习和工作,并定居下来。这就是我们师生之间的心灵之相通。
转眼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喜出望外地去向徐老师报告,并告诉他我要努力报考美术学院,得到徐老师的热情鼓励和肯定。那一年我报考了鲁迅美术学院。第一次恢复高考,报名情况盛况空前。当时鲁迅美术学院面向全东北招生,共有1万多人报名,经查验报名作品,发放准考证300张,分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四个考点。我有幸得到一张准考证,于1977年年底参加大连考点的考试。考试之后,感觉尚可,但始终没有收到录取通知。这没有让我灰心,我向徐老师做了汇报,打算半年之后复习再考。为此我把行李搬到学校,白天工作,课余时间全力复习考试,晚上在办公桌上打开铺盖卷睡觉。这样大干了半年,到1978年6月报名的时候,我收到鲁迅美术学院的通知,说按国家政策规定,国家正式公办学校在编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1977年报名时尚未接到这个政策通知,所以你通过了资格审查并得到了准考证。但考试过后到录取阶段便得到这个通知,所以1977年你的作品没有进入录取审查范围,今年也没有资格报考了。接到这个通知让我非常失望,因为前些年因为政审原因,我已经多次失去被选拔机会。现在有了这样的公平竞争机会,我是非常希望能够从此改变命运的。但造化弄人,当时在东北招生的师范院校都没有美术专业。所以我如果执意包括美术学院,就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为此经过慎重思考后,终于毅然决定改行参加不同院校考试,包考文科。
当我向徐老师报告这个决定后,他一方面感到遗憾,但同时也表示非常理解。因为当时世界上只有他亲眼见证了我是怎样因为家庭政审问题而一次次失去高就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理解我这次决意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决心和信念。
1978年高考也经历了一些曲折过程,详情我在其他文章里面已经详述。从那时开始到1982年我大学毕业考入南开大学研究生,因为学业等原因,我和徐老师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在我离开大连之前,我和徐老师只见过两面,一次是他遭受爱子夭折的严厉打击,我闻讯后立即去看望安慰他。这个安慰虽然无力,但也只能略表我的一点心意。第二次是我大学毕业离开大连之前,去向他告别。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专业方向已经不同,这方面的共同语言少了,只能就家庭个人生活状况进行相互的勉励和安慰。所以,从1978年到1982年我离开大连,这是我中学毕业后我们师生关系的第二段。
第三段则是从我到天津学习工作至今。这个漫长的时间历程是我们各自生活和命运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段。虽然我们各自生命的轨道向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了,但我们的心和灵活却不曾分离。
从我离开大连十五中开始,徐老师的美术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在全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重大影响,也获得了诸多荣誉和花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由于他的卓越贡献,大连十五中这所以前普通初级中学,经大连市教委批准,1984年变为全国唯一的美术教育特色学校,全国各大美术学院的生源摇篮。全国有报考美术学院的考生和家长都坚信,把孩子送到徐世政老师那里,考入美术学院起码有了一半的保证。据说每年艺术学院入学考试期间,徐老师带领的考试大军所到之处,至少要包下一个楼层的酒店房间。每年收到的美院录取通知书,少则两位数,多则三位数。2001年,大连十五中光荣地成为清华大学挂牌授匾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生源基地实验学校”,2010年被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挂牌授匾授予“优质生源基地”称号。这一切,来源于他一直不曾中断的事业心和与时俱进的清醒头脑。


六十年代末,我在大连十五中时是徐老师麾下的红画室草创时期。那个时候刚刚结束文革的混乱,社会秩序刚刚要向正轨转移。加上当时政治氛围的关系,美术专业的红色宣传功能成为当务之急。我在校期间主要接受的就是以红色宣传为中心的实用美术技能。但从1971年我中学毕业开始,全国的“红海洋”运动陆续开始降温。之前全国各地各个单位墙上悬挂的伟人像都骤然撤下,每逢重要节日在墙上刷大标语的做法也骤然停止。徐老师从这个政治氛围的巨变中,敏锐意识到中学美术教育应该发生的本质性巨大变化。他很快扭转方向,把之前的大标语、伟人像的培养传授内容开始转向传统的素描、速写、和色彩培养教育等这些美术人才培养的基础教育。这个超前意识在全国具有领先性,加上徐老师本人坚实的美术基本功和持之以恒的事业心,使他在中学美术教育方面取得全国一枝独秀的巨大成就。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这个好时机,但作为大连十五中美术教育的早期受益者和建设者之一,也一直感到与有荣焉。
那个时候通讯手段简单,基本上只能靠写信来完成。但好像这种原始的方式似乎更能代表和反映通信双方情感的温度和纯度。来到天津入学我很快给徐老师写了信,报告我在这里的一切,并再次向表达谢意和歉意。他很快给我回信进行鼓励和宽慰,并预祝我在学术事业上取得他所期待的成就。我则每当工作事业重要的关口步骤,都要写信向他汇报。
大约八十年代中期,徐老师的中学美术教育刚刚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时候,有一次他受天津美术学院邀请,到该院做学术讲座。但因为那时通讯不便,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徐老师回到大连给我写信,告诉我这件事情,我才得知,并感到没能去看望并聆听老师讲课而深深惋惜遗憾。后来我们各自忙自己的工作事务,交流就更少了。
直到2003年,我各方面情况稍有稳定后,那年趁回大连探亲机会,在老同学的联络操办下,我们部分当年十五中学生和老师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师生重逢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我们当年的连长,后任大连市教育局副局长的周家昌老师,当年宣传队两位掌门老师唐健民和蔡美珍老师,我的恩师徐世政老师等,参加的同学除了我之外,主要是当年参加《红色娘子军》演出的部分演员同学。聚会活动中,大家饱含深情,深切怀念大连十五中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我在发言中主要说了两点,一是对自己没能继承和发扬徐老师传授给我,并希望我发扬光大的美术事业,深表歉意和遗憾;二是深情表示:我虽然没有继续发展美术事业,但当年徐老师给我培养的对于事业的执着精神,做好事情的正确思路和坚定毅力,以及观察事务的敏锐目光和解构步骤等很多良好素质,却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魂宝藏和精神源泉。没有当年徐老师的精心培养和关照呵护,就没有我的今天。去年有家学刊要我写一篇个人学术自传,我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写的开篇部分是“十年学画”,内容全部是十年期间我如何在徐老师的培养教育下通过学画而掌握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以及做任何事情先从自己观察了解得到第一手材料的习惯,尤其是年复一年、日如一日的工作学习习惯等等。可见在我心里,徐老师为我打下的人格和资质基础的功绩,永远都是无可替代的。


(2008年春节我到徐老师家看望他)


2008年我春节我回大连探亲,我又专程去徐老师家拜访他。他高兴地跟我回忆往事,并赠送我他的画册和教材,并再三跟我说:你的改行,中国多了一位学者,却少了一位优秀画家。话语之间对我的个人价值充分肯定和隐含的深深遗憾怅惘之情,令我永生难忘。我此生能有如此再造之恩,如此知我,挺我的恩师,死而无憾矣!
2021年初,我听说徐老师身体情况已经不好,便在五一假期之前,挤时间回大连探望了徐老师。令我十分伤感难过的是,我这次在徐老师家里见到的他,已经完全没有知觉。师母告诉我,几个月前情况不好送到医院抢救后,生命脱离危险,但已经不能与人交流,基本是植物人状态。医院也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能回家静养。回家后只能靠医院配置的流食,请护工帮助进食和翻身照顾。望着此时老师瘦小、苍老的面孔,以及我们相见却无法相认的遗憾,我不禁心如刀绞,悲痛万分,抱着师母失声痛哭。想到这可能是我此生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恩师,心里更加痛苦不已,难以释怀。我在恩师病榻前和已经不能和我相认的老师合了影,但遵照师母的嘱咐,这张照片留在我的心里,实在不忍把这时的老师照片公之于众了。
带着极度的悲伤离开老师家,直到踏上归途,老师那清瘦苍老又没有知觉的面孔,一直浮现在眼前。回想起与老师相交五十多年的时光岁月,除了感恩之外,心里最深最大的感触心声就是:也许徐老师和普通人一样,将无法抗拒自然规律对自己物质生命的安顿,但他和别人不同之处必定在于:他的高尚品德和丰功伟绩,包括对我本人的培育之恩,将永世长存,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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