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是东晋历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但也是受到褒贬评价观点迥异的人物。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可能不带上评价者本身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对王导的评价也不能跳出这个基本规律。但王导是一位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中国历史走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用的人物，所以，对他的评价实际上涉及到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宏观框架审视和价值取向的大问题。
王导生在西晋，主要活动在东晋。这个时段生活并制约他活动范围和行动方式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四个方面：门阀士族的崛起，中国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的转折，玄学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活动，门阀政治的形成与过渡等。
如果从这四个方面切入，来把握王导的历史功过，不但能梳理出王导一生的活动轨迹与功过判断，而且也能从一个侧面，剖析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精髓。
一、琅琊王氏与琅琊王的际会
王导（276-339），字茂弘，小字赤龙，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镇军司马王裁的儿子。
王导出生的西晋，正是门阀士族迅速膨胀崛起的时期。王导所在琅琊王氏本来就已经实力强盛，入晋之后则获得更加有利的发展机遇。原因是晋武帝司马炎登基之后，封其叔父司马伷为琅琊王。受封后的琅琊王为站稳脚跟，主动寻求当地望族琅琊王氏家族的支持，并在政治上给予琅琊王氏家族提供可能的方便。在双方互利共赢的过程当中，琅琊王氏与琅琊王的紧密关系不仅为他们各自带来利益，而且也对整个晋代的政治发展格局产生巨大的左右和影响。王导本人与第三代琅琊王司马睿近似铁哥们儿的关系，更是把这种紧密关系推向了高端（详后）。
借助如此家族和社会背景的推动，王导很早就获得社会认可，直接进入社会上层。史载王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晋书·王导传》）凭借这样的背景和身份，王导最初世袭祖父王览的爵位即丘子。后来也是凭此身份，被司空刘寔任命为东阁祭酒及迁任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他都未到任（说明只是一种地位和荣誉）。再后来又受东海王司马越辟召，任其参军。

逐渐膨胀崛起的门阀士族们各自有不同的表现。一种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积极投身于参与政治活动。西晋八王之乱不仅仅是八王的活动，更是诸多士族人士攀附和参与各位藩王政治角逐活动的历史。像本来与齐王冏一起讨伐赵王伦的河间王司马颙联合成都王司马颖又来讨伐司马冏。当司马冏向王戎咨询对策时，王戎从息事宁人的态度出发，建议司马冏撤回封国，力争保住王位时，遭到司马冏身边另一位门阀人士葛旟的怒斥和追杀，几乎送掉性命。而王导却不动声色地一边经营与琅琊王的亲密关系，一边继续为扩大家族影响发挥作用：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世说新语·排调》）
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世说新语·轻诋》）
这表面看似不过只是门阀士族之间为家族地位的斗嘴之举，而实际上背后隐藏折射的却是各门阀士族家族为竞争社会地位的优越位置而促生的明争暗斗形式。
还有一些人则如同暴发户一般，拼命聚联财富，奢靡无度。他们或者像王恺、王济那样炫富竞争，或者像王澄、胡母辅之那样搞起赤身裸体，与猪同盆饮酒的行为艺术。而王导虽然表面上无所作为，实际上却在心里谋划一盘更大的棋局。面对八王之乱的混乱时局，王导清醒地认识到，随着门阀士族的崛起，中国社会阶层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皇权在八王之乱的折腾下，已经逐渐衰微。门阀士族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但这个空间要得以实现，还是需要皇权的支持。所以，他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社会发展机会的赌注，押在琅琊王司马睿身上。当时王导陪同司马睿由琅琊来到洛阳，本来是要会见皇亲国戚，游历名胜风景，可当他们亲眼目睹八王之乱的混乱后，王导敏感地嗅出政治气味的风向，几次劝说司马睿避开这个政治漩涡和可能的不测，尽快回到琅琊封地（参见《晋书·王导传》）。

世家大族的出身和与琅琊王司马睿的亲密关系，是王导日后发展的高起点社会平台。依靠这个平台，王导给自己的一生和国家民族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并且还是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历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