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见到徐庆全先生《“杜荇”是康生还是任笃行仍应存疑——就教宁稼雨先生》一文，文章对我之前关于“杜荇”为前齐鲁书社资深编辑任笃行先生的说法提出质疑。文章刊发之前，承蒙徐庆全先生信任，曾将该文的三次修改稿发给我看。我看过之后，一方面对徐庆全先生执着精神和坦诚态度表示尊重和赞赏，另一方面，感觉徐先生提出的若干质疑虽然不无道理，但基本是根据各方面信息的综合主观分析，毕竟不是第一手正面材料，所以我已经禀告徐先生我不想再说什么，姑且见仁见智好了。但徐先生大作发出之后，我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和沟通，既有鼓励支持我的一般读者意见，更有与此事相关人员提供的最新材料。本着对学术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我还是愿意把最新得到的材料向大家公布，并希望将此材料与之前其他材料形成更加完整的证据链，力争坐实“杜荇”确为任笃行的说法，并就教于徐庆全先生。
向我提供最新材料的是前齐鲁书社社长，任笃行先生的老领导宫晓卫先生。他在看过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的徐先生这篇最新文章后给我私信，提供如下材料：

稼雨兄，刚看到兄发在朋友圈里的徐庆全先生“质疑”一文题目，文太长，在手机上难仔细读，看了个大概。原本我以为经兄考辨“杜荇”，此事已搁下了，所以事后我因他事查阅有关材料时确认了“杜荇”即老任就没告知兄。今见徐先生对“杜荇”即笃行仍有质疑，提醒我有必要告知兄老任在当年申报职称的业务成果里明确说其在蒲松龄著作编辑室时，于1963年在《文史哲》发表了《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用的是笔名。此文著作者当无异议了。谨告。

这个材料告诉我们，宫晓卫先生亲自翻阅了当年任笃行先生申报业务技术职称时的申报书，在业务成果一栏中，任笃行先生本人明确将那篇发表于《文史哲》以“杜荇”为笔名的文章列为自己的学术成果。按一般常理，现在如果要推翻这条材料的话，大概有两种可能：第一，这条材料是宫晓卫先生刻意伪造的；第二，任笃行先生在申报职称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署名“杜荇”（实为康生所作）的《文史哲》文章据为己有，谎报学术成果。如果这两条都不能成立，那么这应该又是一条证明“杜荇”即为任笃行的铁证。
目前能够证明“杜荇”为任笃行的直接证据已经有两条，一条是我之前提供的，《山东大学校友名人录》（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任笃行本人的词条中，明确提到《文史哲》发表关于《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本的文章；第二条就是上面所列宫晓卫先生提供的任笃行本人在自己的职称申报书中，明确将《文史哲》发表此文列为自己的学术成果。这两条材料所形成的证据链，我想已经足可以证明《文史哲》那位署名“杜荇”的作者就是任笃行。
除了这两条直接证据之外，我想再把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的相关间接材料再简单陈述梳理一下：
第一，“杜荇”与任笃行名字后两个字谐音；
第二，任笃行多年从事《聊斋志异》版本校勘工作，著有《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年5月版），完全具备“杜荇”文章所需要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准。
另外，就徐先生文中提到对于任笃行先生是否当过右派的质疑，我简单做个说明：关于任笃行先生当过右派的信息，我是从任笃行先生的老同事，老朋友，前齐鲁书社副总编周晶先生那里得知的。背景是我上次写那篇文章之前，曾专门就此与周晶先生进行过电话长谈（因周晶先生不用微信）。谈话中周晶先生偶然提到，那些年老任曾经经历过坎坷，当过右派。任笃行先生生前与周晶先生同在一个编辑室共事二十多年，相互直接个人情况应该说是了如指掌。当右派这种事情应该犯不上再冒天下之大不韪来伪造这样的历史。
最后还想说一点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比较纯粹的考据问题。考据问题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应该用直接证据说话。即便要否定直接证据，也应该用直接证据来推翻另一个直接证据。我虽然很尊重徐先生的执着精神和坦诚态度，但目前徐先生大作还不能说服我的根本原因就是，我还没见到徐先生用来推翻我提出的直接证据的直接证据。
      敬请徐庆全先生和广大读者继续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