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雨丛谈”

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对于魏晋名士饮酒行为的认识，也许不必在是非问题上强分轩轾，而是从认识的方面了解其形态面貌，尤其是其饮酒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演变轨迹。

当然，作为中国士人文化发轫的初始，包括饮酒活动的很多社会活动，都浸透了士人文化的内涵，反映出与此前饮酒活动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首先就是把先民造酒时的宗教神灵崇拜替换为士族文人个体的精神逍遥世界。

从早期的文献记载来看，酒的出现几乎和中华文明同步。但早期先民造酒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祭祀鬼神和祖先。从殷墟出土的众多酒器来看，殷人以好饮酒著称。殷人饮酒的主要目的是祭祀。今文《尚书》中的《酒诰》一篇，是中国古代最早专门阐述酒的政治文化意义的文章。在这篇诰文中，鉴于殷王朝纵酒亡国的事实，周公以周成王名义发布命令，严禁违章饮酒。他的基本思路是，上帝造出酒来，并不是给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鬼神和祖先。但殷纣王等人忘记了这一点，荒淫纵酒，所以导致国家的灭亡。既然如此，为了避免重蹈殷朝覆辙，保持国家昌盛，就要严格禁止“群饮”、“崇饮”，违者处死。《酒诰》上说：“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孔氏传：“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为祭祀。……天下威罚使民乱德，亦无非以酒为行者。言酒本为祭祖，亦为乱行。”这里很清楚地强调出用酒的祭神和祭祖的初衷所在。这一点，从青铜时代那些造型庄重而恐怖的酒具功用上，便可以得到证实。故而《春秋元命苞》上说：“酒旗主上，尊所以侑神也。”

到了东汉后期，随着封建政权的分崩离析，那种统治者借饮酒所维护的政治统治已经渐趋瓦解。饮酒的社会性功用的根基已经彻底动摇。与此同时，士族的力量的不断强大，使得他们的个体意识也不断增强。他们把不仅把饮酒作为其贵族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努力从中去寻找更高层次的从属于个体的精神追求。这一精神追求的理性源泉来自他们玄学思想中对《庄子》“逍遥”境界的理解。

尽管这一逍遥境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精神追求，但魏晋士人仍然不满足于此，他们还衷心地希望能够从感官上对这种逍遥境界有所体味。于是，他们便将饮酒作为能够进入这种逍遥境界的媒介和导引。这也正是“竹林七贤”中著名的饮酒名士刘伶在其唯一的传世文章《酒德颂》中所描绘的近乎游仙般的饮酒境界：

文中所表达的思想境界不难看出，他的“意气所寄”，正是阮籍在《大人先生传》和《清思赋》中所描绘的那种令人神往的自由和逍遥境界。所不同的是，刘伶不仅惬意于这种自由的境界，而且还找到了达到这一境界的具体途径。如果说他所说的“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是其人生理想境界，而且这种境界与阮籍的自由境界不谋而合，如出一辙的话，那么接下来“行则操卮执瓢，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便是进入这种逍遥境界的具体媒体。文章后半部分更是具体描述了这位大人先生是如何以狂饮烂醉的方式进入了那远离尘世的逍遥境界。这样，逍遥境界也就不再是绝对虚无缥缈理性抽象王国，而是即刻可就的眼前之物；同样，酒醉后的飘忽状态也就不再是酒精副作用的呈现，而是自己进入自由和逍遥境界的外化表现。

于是，“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长久以来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再度升华并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大地自动地奉献它的贡品，危崖荒漠中的猛兽也变得驯良起来。酒神的车辇满载着百卉花环，由虎豹驾驭着驱行。若一个人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幅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数百万人颤栗着匍匐在尘埃）的情景，他就多少能体会到酒神状态了。此刻，奴隶也变成了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构筑的僵硬敌对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其他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马雅人的面纱好象已被撕裂，只剩下碎片在神秘的太一之前瑟缩飘零。人们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陶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扬。他的神态表明他着了魔。就象此刻野兽开口说话、大地流出牛奶和蜂蜜一样，超自然的奇迹也在人身上出现：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狂、无所不能，随心所欲地变幻，正如他梦见的众神能随心所欲变幻一样。”（见尼采《悲剧的诞生》第一节）

（本文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