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我来说，大学本科期间所有课程没有比古代文学更重要和喜爱的了。

首先，辽师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的学分设置在所有课程学分中首屈一指并遥遥领先。从大二开始到大四结束，前后共三个学年，六个学期，每学期4课时，4学分，80课时。该课程总共24个学分，480课时。这个学分和课时数总数是迄今为止，无论是我本人就读，还是任教，乃至30多年来所了解国内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的学分课时总数之多，应该没有出其右者。

这门巨大的课程对我投身古代文学学习并立为职业工作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

如此巨大的课程得以顺利开设，除了当时的培养计划之外，重要原因是当时辽师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有一支庞大和实力厚实的师资队伍。

当时辽宁师院古代文学的领军人物，也是中文系的头牌教授李世刚先生。李世刚先生早年毕业于张学良担任校长的东北大学，主攻先秦至唐代文学。下面有十几位年富力强的中年教师队伍。

我们78级古代文学课程采用根据教师专长，分段授课的方式。每位教师讲授自己最擅长的时段，大致是每人讲一个时间段。记忆中各个时段的授课教师和特点大致如下：

先秦文学由卢文晖老师讲授。他的课也是古代文学课的头一炮，他以深厚的学问功底不仅系统讲授了先秦文学的发展脉络和代表作品，而且其扎实的学风让我第一次领略什么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从《诗经》到《楚辞》，从老庄到孔孟，他不是简单地介绍时代背景和作品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而是在讲述过程中不断穿插历代学者关于这些先秦名著的研究信息。在他的课上，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三家诗”，王逸和洪兴祖是何许人也，杜预做过些什么，何晏的《论语集解》，杨伯峻《孟子译注》有何价值等等。这些知识与我此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所了解的那一鳞半爪，一知半解相比可谓眼界大开，大快朵颐。当时我们的古代文学课是文学史和作品选合在一起讲授的。除了文学史知识外，该课还有为数不少的作品选讲。我至今还能记得卢老师课上逐字讲授《诗经》中《七月》《氓》，《楚辞》中《离骚》，《庄子·逍遥游》等名篇的场景和氛围。可以说，他的课是带有选修课的专业化性质的。正是这样的学术专业性，让我对文史学术研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敬畏和崇拜。我能在中文系诸多的专业课程中最终选择古代文学为自己终生的职业工作，与卢文晖老师先秦文学课所展示的深厚学养有直接关系。在我本科毕业后攻读笔记小说研究硕士学位后，我又看到卢文晖先生出版的《师旷辑注》，对我的古代文言小说研究提供直接的帮助。

两汉文学由曲宗瑜老师讲授。曲老师是古代文学课程中唯一的女性老师，但也是课堂授课效果最好的老师。就课程内容而言，汉代文学既没有先秦文学《诗经》《楚辞》那么黄钟大吕，也没有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那么绚烂夺目。在课程知识内容方面，像《史记》《汉书》之类的史传文学到还好说，毕竟有《鸿门宴》和《将相和》，以及李广、苏武之类精彩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但像《论积贮疏》《论贵粟书》之类看起来抽象枯燥，难以讲好的政论文，曲老师却能如行云流水一般把它们讲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曲老师是几乎全班同学公认的讲课效果最佳老师，这个共识不是凭空而来的。除了课堂教学让我受益匪浅之外，曲老师对我后来在南开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因为专业的缘故，她和南开中文系前副系主任郝志达老师是故交。当她得知我要去南开读研后，专门给郝志达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拜托郝先生对我多加关照。果然，郝先生不负老友重托，对我各个方面都照顾有加。这些都让我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魏晋南北朝文学由刘玉跃老师讲授。刘玉跃老师貌似出身名门，父亲曾任大连市教育局长，本人形象气质极佳，一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样子。这样的形象气质来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再合适不过了。刘老师果然不负众望，魏晋南北朝文学被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精彩。他毫不掩饰对陶渊明的那种发自肺腑的喜爱和敬仰，可以说是满怀激情地讲授了《归园田居》《饮酒诗》《归去来辞》等等。他的这种把个人喜好乃至情感与讲课内容融为一体的方式不仅让学生们受到强烈的感染，很好地增强了教学效果，而且它也对我本人后来形成的注意讲课的某些情感投入产生直接的影响引导作用。这是我需要向刘老师致以衷心谢意的。

唐代文学是整个大学古代文学学习中大家期望值最高，但效果是最令人失望的时段。本来系里安排的任课教师是邵京起老师，按说他也算出身高门，毕业于全国中文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却是文革中上学的工农兵学员，加上毕业后分配到大连油脂总厂，与专业几乎脱钩。这样的经历使他的课堂教学出现很大负面效果。除了上课完全照讲稿念之外，课堂组织和语言表述都明显不够水准。最令人大跌眼镜的一个场面是，当讲到李白《蜀道难》时，为了挽回一点课堂效果面子，他提前做了精心准备，上来就要给我们背诵《蜀道难》，可是背了没有几句就卡壳了。然后他不无遗憾地说：“昨晚我在家准备到12点，背诵得很流利啊！没想到临场发挥不好。”我们78级分为住读和走读两个班，外地同学为住读班，我们大连本地同学为走读班。邵老师同时分别给两个班级上课，他的课同样也引起住读班同学强烈不满，以至于发生了罢课事件。这个情况引起系领导的重视，赶忙让邵老师下课，请其他几位老师临场救火。记得先后有几位老师过来代课，有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刘玉跃老师，还有王连升老师等等。好像为了平息大家的不满情绪，系里还专门搬出古代文学泰斗李世刚先生做了一次唐诗讲座，才算把唐代文学这一重头戏搪塞过去了。但唐代文学的遗憾阴影，一直在大家心中挥之不去。

宋代文学由张纯美老师讲授。张老师身体比较柔弱，与宋词的婉约风格比较接近。所以，他讲苏轼、张孝祥、辛弃疾这些以豪放风格为主的词人时效果平平，倒是把二晏、秦观、周邦彦、姜夔这些婉约词人讲得活龙活现。他的课让我对宋词，尤其是婉约词产生很大的兴趣和关注度，但后来实在是时间有限，分身乏术，没有对宋词下更大的功夫，至今引为遗憾。

元代文学由林枫老师讲授。林枫老师是浙江温州人。在给我们上元代文学之前，大一时候他曾给我们上过写作课。可能是因为元曲师资缺乏，他本人又是来自中国戏曲起源之乡，而且身体力行，熟悉很多戏曲曲目（尤其是昆曲），算是临危受命，补缺而来的。但因为他对此没有多年学术积累，所以基本上是在现学现卖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场上表演（主要是吟唱昆曲），以形成特色。所以虽然算不上叫座，起码也还说得过去了。

明清文学由苗壮老师讲授。苗老师也是师出名门，是东北师大杨公骥先生的嫡传研究生，本来学的是先秦文学。辽师中文系以前有位研究明清小说名家毛庆其教授，我们入学时正在办理调离手续，亟需有人接手。另一方面，因为大连图书馆在明清小说收藏方面在国内享有盛誉（仅次于国图和北大图书馆），其中主体部分是抗战时期日本收藏家大谷光瑞的“大谷文库”。地处大连的辽宁师大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形成在国内学界的研究特色，成为当时辽师中文系的重要发展愿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世刚先生本人就身体力行，把研究方向调整到明清小说研究方面来。不仅如此，他还建议苗壮老师彻底改行，筹备组建辽师明清小说研究中心。苗老师欣然同意，从研究方向到教学任务都转移到明清小说研究方面来。因为有了这样的大格局，苗老师的课系统而完整，把明清时期以白话小说为主的叙事文学做了系统梳理和讲授。因为明清长篇小说很难用之前诗词文体的作品鉴赏讲授方式，他采用大量时间对明清几部经典小说做了深入系统分析。明清文学课不仅是整个古代文学课受益最多的知识系列，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我本人对于后来专业方向的选择。因为这个缘故，我和苗壮老师本人不仅是在校期间的师生，也成为我后来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同行和朋友。1985年我硕士毕业前夕，苗壮老师拉上当时身体已经行动不便的李世刚先生，专程从大连来到天津，表达让我回母校执教的诚意。后来，当我本人在学术道路上遇到坎坷的时候，又是苗老师四处奔走，想方设法为我分忧解愁。这些都使我铭刻在心，没齿敢忘。所以，苗老师是辽师中文系我的老师中，唯一一位一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的老师。

除了古代文学基础课外，还有几位古代文学选修课和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留有较深印象。一是王树森老师的“老庄研究”，王老师个子高，身材清瘦，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这个形象与想象中“老庄”的韵味完全吻合，所以，他首先用形象和气质诠释了“道家”的气韵，征服了我们。开课之后他征服大家的第二杀手锏是他那一手漂亮飘逸的板书。我作为学过十年并从事专业美术工作也喜欢写字的人也被他的字深深折服，深知他这一手好字没有少说十几年的功夫磨练是不可能的。他的授课内容学术性很强，从河上公到关锋，那些老庄研究名家成果均被他细磨消化，融汇于自己的授课内容中。受到他的课程影响，我们很多同学尽管未必能完全消化那些高深的学问细节，但凡是选过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几乎每个人动辄就言必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年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发言的同学，还特意把老子这句名言作为发言稿的片头语，可见王老师这门选修课影响效果之深。另一门选修课是李殿奎老师的“李商隐研究”。因基础课唐诗授课的缺憾，李老师这门选修课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补救。他的课不仅收集梳理包括章采田以来历代李商隐研究名家的成果，而且也对于很多晦涩难懂的李商隐诗歌作品也做了自己一家之言的解读。堪称够水准的大学选修课。三是我的大学学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张弘。张老师与苗壮老师师出同门，都是杨公骥先生的嫡传研究生。我们毕业前一年他毕业分配到辽师中文系工作。在他的师兄苗壮老师建议下，他也把专业方向从先秦调整为明清，并且担任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当时辽师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题目不是由教师来布置，而是由学生本人来选择。我当时已经做了两年多的考研准备，接触过关于中国小说史的不少书籍和知识，对小说史的全面情况有了一点大致印象轮廓。但因缺乏学术论文的写作经验，竟然把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拟定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轨迹》。这样的题目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大而无当的，张弘老师也对此予以明确的批评，并建议我从问题出发，在现有题目范围中提炼出一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我大致明白理解了张老师的意思，可当时因为学力所限，没有达到张老师所希望的样子，只是在原题中融入了部分存在研究分歧的学术问题的个人浅见。这是至今仍然让我引以为憾，并需要向张弘老师深深道歉的。

三年六个学期，480课时的学习，为我的古代文学知识打下比较牢固的基础。作为一名专业古代文学研究者，我首先要感谢大学期间包括古代文学课在内所有课程和任课老师的亲炙和教诲。正是他们卓有成效的教学工作，才培养了我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兴趣，引导了我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