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新蕾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中华历史名人》丛书，计划收100人，每人写一本小册子。有一天，作为该套丛书特约审稿人的刘泽华先生找到我，要我为为该套丛书写一本，人选拟定为嵇康。刘先生是我经过那些特殊岁月洗礼后格外尊敬的前辈学者，也是忘年交友，我理当承命。

回来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向刘先生汇报请示：能否把嵇康换为阮籍？我陈述的理由是：

“竹林七贤”看似一体，实分三类：

其一为嵇康，冰心玉洁，在司马氏黑暗淫威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堪称中国文人的脊梁；

其二为山涛、向秀之类，为司马氏政权收买，为其卖命；

其三为即为阮籍。阮籍内心与嵇康相通，但为保全身家性命，不敢亮明政治观点，“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对于大多数中国文人来说，嵇康是偶像，是灯塔，但却未必是身体力行的效仿对象。——原因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山涛、向秀入朝为官之路是一部分士人的目标，但事实情况是走这条路的人也还比较有限。一方面原因是“供大于求”，朝廷没有那么多乌纱帽；另一方面，据我本人对中国士人精神的体味，认为真正的良知文人在骨子里还是鄙视这条路的。

那么剩下来的，也就只有阮籍这条路了。——这才是更多的文人未必想走，但又不得不走的路。

对于阮籍来说，嵇康才是自己的精神至交，但他心里清楚，如果行动上也和嵇康一样将会意味着什么。为了身家性命，他不但违心地闭上了嘴巴，有时甚至还要做出自己不齿的事情。当路人皆知司马昭初心所在的时候，司马昭本人却还要做出一副无比清高的姿态——本人无心问鼎，只是民意难违！于是，那些心领神会的人赶忙去竭力制造这种“民意”。阮籍自己也想不到的是，他本人也成了这种“民意”制造者中的一员。当郑冲广泛发动朝野上下纷纷表忠心，写“劝进表”的时候，阮籍不幸被郑冲选中，成为泡制“劝进表”，拥护司马昭称帝大军中的一员。

这对于阮籍来说，显然是无法原谅自己的过失。当王恭让王大对司马相如和阮籍做对比的时候，王大的解释是：“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这个“垒块”就是心中积压的郁闷无法排遣的焦虑痛苦，也是面对虎狼之世无力改变现实的悲愤。于是，酒成了麻醉自己，忘记现实的有效方法。所以，他所能做的只是“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或者用诗歌表达这样的精神情感状态：“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这样，阮籍也就用自己的行为与嵇康，与山涛和向秀那另外两类人划开了界限：他没有像嵇康那样锋芒毕露，但保全了自己的生命；他没有完全像山涛、向秀那样卖身投靠，也保住了自己最后那点人格和良知的底线。

但是，这种选择的代价就是埋藏在内心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苦。这痛苦，既是他对无奈的抗拒，也是他内心最后良知的证明！

这种选择固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也不是最差的选择。最重要的是，这是古代大多数有良知的士人在经历现实的磨难之后不得不作出的无奈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阮籍的人生道路，也许才是古代良知士人更有普遍意义的选择，因而也更有示范效应。

当我含着热泪把这些理由向刘泽华先生陈述完毕之后，刘先生也含着泪水同意了我的请求：把原定写嵇康的计划改为写《阮籍》。

这就是我写《阮籍》一书的缘由。

（《阮籍》，宁稼雨著，新蕾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