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是历史上最早的对围棋棋理作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解释的文章。围棋所蕴含的中国人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棋理中所体现的辩证观念、虚实之理、竞争意识，以及心理因素等，在文章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和发挥。与孔、孟等儒家人物仅限于对围棋的道德教化作用的认识相比，东汉人对于围棋的认识显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和较深的程度。
从韦曜和陶侃与班固等人对围棋看法的分歧中似乎可以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在汉末以来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围棋态度的不同，实际上也是检验一个人思想观念和社会观念上是抱残守旧，固守儒家思想不放，还是扬弃传统，追求新的思想人生观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分水岭和试验剂。

如果说东汉班固等人对于围棋的这种全新认识主要是体现在文字状态的话，那么魏晋文人则更加广泛地将这种对于围棋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的认识运用于生活实践当中。
从《世说新语》的记载可以看到，围棋是士族文人重要的生活内容和人格修养之一
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奕余艺莫逮。”（《世说新语·巧艺》）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 （《世说新语·排调》）
魏晋名士喜爱围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围棋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上悟出了名士的人生观念和人格魅力之所在。
《世说新语·巧艺》：“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弈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舍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沈约《棋品序》）

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世说新语·雅量》）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世说新语·雅量》）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世说新语·雅量》）

既然围棋具有“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人们又如此酷爱围棋，所以这个时期的围棋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其标志之一是围棋的棋盘在这个时期由十七道增为十九道。棋道的增加使围棋增加了难度，也给围棋带来了更大的魅力和刺激。其二是由于人们竞相切磋提高棋艺，并受到九品官人法的影响，魏晋时期开始对棋手的棋艺高低进行分级定品。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傍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 （《世说新语·方正》）

然而更为动人心弦的，还是他们在围棋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蔑视礼教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
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邓粲《晋纪》）
《语林》曰：“王以围棋为手谈，故其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
围棋从原始时代的作战演示，到先秦时期的教化工具，再到魏晋时期的文人人格和才能的展现，无论是操作规则，还是其文化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巨变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它成就和完善了一种代表中华文化的体育文化竞技项目，至今仍风靡世界，而且还在于它对于士族文人的精神文化修养所起到的营造锤炼和积累作用。
二、樗蒱活动中的冒险与竞争意识
樗蒱又名樗蒲。
一般认为是由春秋时期的六博（或称“陆博”）发展而来的，至魏晋时期十分盛行。
东汉马融《樗蒱赋》说明汉代已经定名。
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之樗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三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徐采则否。（唐李肇《国史补》）

樗蒲的器具和玩法都与六博有较大的不同，而樗蒲的一些新奇之处往往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有人认为樗蒲传自于西方。其根据是马融《樗蒲赋》中说：“枰则素旃紫罽，出乎西邻。”
《晋中兴书》载：“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 《太平御览》卷七二六引《博物志》言老子入胡造樗蒲时又说：“或云胡人亦为樗蒲卜。”
是以战无常胜，时有逼遂。临敌攘围，事在将帅。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磊落踸踔，并来猥至。先名所射，应声粉溃。胜贵欢悦，负者沉悴。（马融《樗蒲赋》）

从文献记载来看，魏晋时期的正统主流人士显然对樗蒲这一与中国固有文化精神相悖的外来游戏活动持抵制态度。
首先，樗蒲这种赌博活动的流行引起了有关人士的警觉和担忧。庾翼曾对下属官员中日益炽烈的樗蒲热忧心忡忡地说：“顷闻诸君有樗蒲过差者。初为是，政事闲暇，以娱乐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渐以成俗。闻之能不怃然？”这种担忧的直接后果就是庾翼等官员公然对樗蒲采取取缔的办法。
《晋中兴书》记载陶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弈，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

既然儒家的正统人士连儒家思想本身在汉魏时期的颓势都无法挽救，那么他们对于樗蒲等有悖儒家教化精神的游戏活动的禁止，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樗蒲能够在魏晋时期广泛流行，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随着儒家思想的衰微，以往社会对于个人那过多的束缚和责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和逆反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反礼法之士的行为选择是唯与儒家思想观念相悖为是从。所有儒家思想反对和禁止的东西都被他们视为新潮而大加提倡。
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到阮籍的“礼岂为我辈设也”，再到整个魏晋时期士族名士的种种放诞举止，都是作为儒家思想观念的反动的产物。

汉之末世，……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以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訚訚修业，攻过弼违，讲道精业。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乎，岂不哀哉！”（见《抱朴子·疾谬》）
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事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抱朴子·刺骄》）

《世说新语》收录了许多名士以樗蒲活动展示其个性魅力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有关樗蒲活动记载的珍贵史料，而且也有助于认识魏晋名士的精神风貌。由于樗蒲活动带有赌博的性质，输赢的筹码很大，甚至顷刻间可以使人倾家荡产，所以它吸引了许多寻求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弄潮儿。
樗蒱活动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带有偶然性和机遇性。主要不取决于人的智慧和技巧，而主要靠运气。这就更能刺激人们的冒险心理和好胜贪得之欲，因而也就容易广泛流行，在礼法观念淡漠的魏晋，尤为如此。
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蒲，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值，然后得还。经此数四。 （《世说新语·任诞》）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时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嫌吝。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当竟识袁彦道不?” （《世说新语·任诞》）
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嗔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 （《世说新语·任诞》）

“南风不竞”语出《左传·襄公十八年》：“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意谓南边一方要输。说明王献之虽然年少，樗蒲水平已经不低。
因为樗蒲能够充分体现出参与者的性格和人格，所以人们常以此来评价品骘人物。
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蒲。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世说新语·忿狷》）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世说新语·识鉴》）

王大将军于众坐中曰：“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马领头而不克。”大将军曰：“我与周洛下相遇，一面顿尽。值世纷纭，遂至于此。”因为流涕。（刘注引邓粲《晋纪》曰：“王敦参军有于敦坐樗蒲，临当成都，马头被杀，因谓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总角时，与于东宫相遇，一面披衿，便许之三司。何图不幸，王法所裁。凄怆之深，言何能尽！’” ） （《世说新语·尤悔》）
三、弹棋活动中的消遣娱乐精神
与围棋和樗蒲活动相比，弹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既不是先秦古代游戏的延续，也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是从汉魏时期在中国本土兴起的娱乐游戏方式；二是它没有受到礼教政治等社会因素的制约，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消遣娱乐活动。
关于弹棋的起源，有三种说法。
一是汉武帝时东方朔说。
二是汉成帝时期刘向说。
三是魏宫妆奁说。
从弹棋的起源可以看到，它是一种模仿蹴鞠活动而设计的一种棋类活动。

经过重新设计的弹棋，避免了蹴鞠活动的强体力活动，突出了智力因素和技巧的作用，所以也就增强了它的文化品位和消遣娱乐功能，带上了道家神仙色彩。
《弹棋经序》云：“弹棋者，仙家之戏也。”
《弹棋经后序》也说：“弹棋者，雅戏也。非同乎五白枭橛之数，不游乎纷竞诋欺之间，淡薄自如。固趋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盖道家所为，欲习其偃亚导引之法，击博腾掷之妙，自畅耳。”
经过曹丕的提倡，弹棋又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
《弹棋经后序》称：“当时朝臣名士，无不争能。故帝与吴季量（当作‘重’）书曰：‘弹棋，间设者也。’”
曹丕本人就是一位弹棋妙手，他自己在《典论》中说到自己少年时候就喜欢各种游戏，尤其对弹棋略尽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