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与魏晋饮酒文化内涵变异

饮酒是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但有关魏晋名士饮酒的评价和看法却往往截然相反。道学家认为魏晋名士饮酒不仅耽误了国家大事，而且那种酒气熏天的样子也实在不成体统。鲁迅和王瑶先生却对魏晋名士的饮酒给予很高的评价。可见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导致对同一问题的相反看法。
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对于魏晋名士饮酒行为的认识，也许不必在是非问题上强分轩轾，而是从认识的方面了解其形态面貌，尤其是其饮酒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演变轨迹。
从社会的宗教神灵崇拜到个体的逍遥境界
从早期的文献记载来看，酒的出现几乎和中华文明同步。但早期先民造酒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祭祀鬼神和祖先。早期先民饮酒具有崇高的宗教意义
在《尚书·酒诰》这篇诰文中，鉴于殷王朝纵酒亡国的事实，周公以周成王名义发布命令，严禁违章饮酒。

如果说殷人以祭祀为目的的饮酒与西周以礼制为目的的饮酒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的话，那就在于殷人的以酒祭祀神灵，目的在于借自己与神灵的亲昵关系来告诉民众自己是神灵的佑护者，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而周人则借助饮酒这一祭祀神灵的形式来为自己的礼制统治来服务。二者尽管角度不同，但在让饮酒为其政治统治服务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到了东汉后期，随着封建政权的分崩离析，那种统治者借饮酒所维护的政治统治已经渐趋瓦解。饮酒的社会性功用的根基已经彻底动摇。与此同时，士族的力量的不断强大，使得他们的个体意识也不断增强。他们把不仅把饮酒作为其贵族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努力从中去寻找更高层次的从属于个体的精神追求。这一精神追求的理性源泉来自他们玄学思想中对《庄子》“逍遥”境界的理解。
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飧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此之于万物岂不厚哉？（阮籍《大人先生传》）

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飖恍忽，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皦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 （阮籍《清思赋》）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踑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刘伶《酒德颂》）

东汉后期开始，统治者对酒的掌控开始动摇，门阀氏族在各方面寻找自己的位置，在饮酒活动中寻找更高层次的境界。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颓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世说新语·任诞》）

殷代以祭祀神鬼和祖宗为目的的饮酒和周代以教化为目的的饮酒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借助于酒的作用来统辖和规范个人意志。而魏晋名士在饮酒中所追求的逍遥境界正是要在这个根本点上来一个彻底逆转。他们的逍遥境界实际上就是摆脱社会束缚后的自然和自由。
《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
作为一群精神贵族，魏晋文人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从纯粹感官愉快的角度，去理解醉酒的幸福所在。他们更希望从哲学与审美的高度，从人与自然的契合中，来理解这幸福的体验。

《世说新语·任诞》：
王蕴：“酒正使人人自远”
王荟：“酒正自引人箸胜地”
王忱：“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陶渊明《孟府君传》言桓温“常言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遌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 （《庄子·达生》）
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长久以来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再度升华并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大地自动地奉献它的贡品，危崖荒漠中的猛兽也变得驯良起来。酒神的车辇满载着百卉花环，由虎豹驾驭着驱行。若一个人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幅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数百万人颤栗着匍匐在尘埃）的情景，他就多少能体会到酒神状态了。此刻，奴隶也变成了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构筑的僵硬敌对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其他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

马雅人的面纱好象已被撕裂，只剩下碎片在神秘的太一之前瑟缩飘零。人们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陶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扬。他的神态表明他着了魔。就象此刻野兽开口说话、大地流出牛奶和蜂蜜一样，超自然的奇迹也在人身上出现：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狂、无所不能，随心所欲地变幻，正如他梦见的众神能随心所欲变幻一样。”（见尼采《悲剧的诞生》第一节）
太元未，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怀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怀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世说新语·雅量》）
从礼制的附庸到礼教的叛逆
禮-醴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说文解字》）
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说文解字》）
段注：“宾主百拜者，酒也。”
从西周开始的许多典籍都强调了这一政治伦理色彩。从酒本身的质地，到酒器的高下之分，再到饮酒时不同的礼节，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

饮酒时的繁文缛节能体现出这种尊卑等级意识
首先要强调长幼和尊卑秩序。
《礼记·曲礼上》：“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举杯未釂，少者不敢饮。”
《礼记·玉藻》：“君若赐之爵，则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饮，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郑玄注：“不敢先君尽爵。”
其次还要讲究饮酒的风度仪表，不能失态。
《礼记·玉藻》：“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巳三爵，而油油以退。”郑注：“礼，饮过三爵则敬杀，可以去矣。”

另一方面，酒过三爵人就难以自持了。今人吕思勉说：“然则古人饮酒，不过三爵。过三爵，则不能自持矣。”（见《吕思勉文集·原酒》）
从东汉后期开始，作为物极必反的掣肘力量，一股与传统礼教思想背道而驰的饮酒现象开始出现。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
魏晋名士的包括以饮酒行为在内的反礼教活动一方面是东汉戴良等人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政治环境作用的产物。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世说新语·任诞》)
“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男女有别，然后夫妇有义”（《礼记·昏义》）。《礼记·曲礼上》明确规定：“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授亲。”郑注：“皆为重别，防淫乱。”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 《世说新语·任诞》)

《礼记·丧大记》：“期之丧，三日不食，食蔬食，水饮，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饮酒。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父在，为母为妻。九月之丧，食饮犹期之丧也。食肉饮酒，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饮酒，不与人乐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饮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饮酒可也。”
《礼记·曲礼上》：“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世说新语·任诞》)
从养生手段到及时行乐
殷人为人制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酒养生。
《礼记·射义》：“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
先看饮酒的养老功用。
《周礼·天官·酒正》：“凡飨士庶子，飨耆老孤子，皆共其酒，无酌数。”
这是对以酒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
《孟子·离娄上》：“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

《诗经·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郑笺：“春酒，陈醪也；眉寿，豪眉也。……又获稻而酿酒，以助其养老之具。”
《诗经·大雅·行苇》便是一篇具体的向老人献酒，以祈其长寿的诗篇。
毛序：“《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诗末云：“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寿考维祺，以介景福。”郑笺：“养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周礼·天官·酒正》：“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授之。”贾公彦疏：“秩，常也。谓若老臣年九十已上，常与之酒云。以书契授之者，谓酒正授使者酒，书之多少以为契要而与之。故云以书契授之。”

再来看酒的养病功用。
《礼记·檀弓上》：“曾子曰：‘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姜桂之谓也。”郑注：“增以香味。为其疾不嗜食也。”
可知古人已经明白如何用酒肉的香味来刺激因病无食欲者的食欲，以有利其建康。
《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同书《疡医》也说：“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
另外酒正所掌管的四饮之中，第二项便是“医”。这个“医”正与酒有关。
郑注：“医之字，从殹从酉者也。”贾公彦疏：“二曰医者，谓酿粥为醴则为医。”即用酒酿来治病。

所以吕思勉先生在《原酒》一文中猜测“医”字的本意就是指以酒为养。
此外，古人还认为酒具有养神补气的作用。
《礼记·郊特牲》：“饮，养阳气也，故有乐；食，养阴气也，故无声。”孔颖达疏：“饮是清虚，养阳气，故有乐；而食是体质，养阴气，故无声。”
《周礼·天官·酒正》：“共宾客之礼酒，共后之致。”贾公彦疏：“王致酒，后致饮，夫妇之义者，酒是阳，故王致之；饮是阴，故后致之。是阴阳相成，故云夫妇之义。”
这似乎又是在暗示饮酒对于夫妇房事的积极作用。

因为饮酒有以上所说的养生作用，所以古人往往用赌博胜负之法，或争胜得饮，或礼让他人。
《诗经·小雅·青蝇》：“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
《礼记·射义》：“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求中以辞爵者，辞养也。”
因为酒可养老养病，所以射中的者有权将此好处让给对方。后代饮酒行令，输者被罚喝酒，其源盖从此来。此所谓将养生之用让于他人者；
《战国策·齐策二》：“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划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社会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动荡。战乱的频仍（包括统治者的滥杀无辜）使人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也使人们突然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和时光的飘忽。这一点，也正是《古诗十九首》和建安以来许多诗歌的共同主题。
魏晋时期两种养生方式：
服药的方法集中代表了道教以人为方式延长物质生命的期冀。
又云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未尽善也；若信可然，当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见。此殆影响之论，可言而不可得。（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
采药层城远，寻师海路赊。玉壶横日月，金阙断烟霞。仙人何处在，道士未还家。谁知彭泽意，更觅步兵那。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王绩《赠学仙者诗》）
《列子·杨朱篇》集中代表了这种及时行乐和放纵肆志的思想：“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文人与酒》：
因为他们更失去了对长寿的希冀，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更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莱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 （《世说新语·识鉴》）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
《晋书·毕卓传》记此作：“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唯之“三日仆射”。 （《世说新语·任诞》）
卫君长为温公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世说新语·任诞》）

故其为酒也，殊功绝伦。……备味滋和，体滈色清，宣御神志，导气养形。遗忧消患，适性顺情。言之者嘉其美志，味之者弃世忘荣。于是纠和同好，以遨以游。嘉宾云会，矩坐四周。设金樽于南楹，酌浮觞以旋流。备鲜肴之绮错，进时膳之珍馐。礼仪攸序，是献是酬。……咸得志以自足，愿栖迟于一丘。（晋张载《酃酒赋》）
鸿胪卿孔群好饮酒，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烂?”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群尝书与亲旧：“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世说新语·任诞》）
诸阮皆能饮酒，仲荣至宗人闲集，不复用杯斟酒，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世说新语·任诞》）
从兴亡之兆到“慢形之具“
酒，……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 （《说文解字》）
《胡氏尚书详解·酒诰第十二》：
成王周公开饮酒之门不过三事：祭祀用酒、父母庆用酒，养老用酒。……纣沉湎之化溺者深，故文王所以训其属者朝夕不息，惟夫所以置酒者，以奉祀事耳外此而湎酒者则得罪于天，而丧德丧邦矣。

在“以醒为荣”，还是“以醉为荣”这一微妙而深刻的问题上，从先秦到《世说新语》中士族名士饮酒的文化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于《尚书·酒诰》中已经明确宣布对群饮滥饮的取缔，所以以入世为特征的儒家信徒从“修齐治平”的大业出发，坚决抵制酒精对正人君子的侵蚀。
于是矫俗先生闻之而叹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荒淫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觞酌，流情纵佚，先王所禁，君子所失。”（曹植《酒赋》）
从正始时期开始，就有部分文人努力寻求第三条道路，即以泯灭是非，忘却时事的办法来回避现实中的政治是非。他们努力用面纱和烟幕把自己掩蔽起来，使别人看不清自己的真实政治态度 。酒是最好的障眼法。

盖神明智惠，人之所以灵也；好恶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运于常性，好恶安于自然。吾固以穷智之害性，任欲之丧真也。于是椎金罍、碎玉碗、破兕觥、捐觚瓒、遗举白、废引满，使巷无行榼，家无停壶。剖樽折杓，沈炭销炉。屏神州之竹叶，绝缥醪乎华都。（晋庾阐《断酒戒》）
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沈约《七贤论》 ）
《中兴书》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闻其名，召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纵酒昏酣，不综其事。”

阮裕得知王敦有篡逆之心，为避免是非，遂“纵酒昏酣，不综其事”（见《世说新语·赏誉》“大将军语右军”条刘注引《中兴书》）。杨淮“见王纲不振，遂纵酒不以官事规意，消摇卒岁而已”（见《世说新语·赏誉》“王大将军语丞相书”条刘注引荀绰《冀州记》）等等。
然而以酒为“慢形之具”，以躲过政治是非的最成功者当推阮籍。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司马昭：“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 （《魏志·李通传》裴注引（李秉家诫））

王忱：“阮籍心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世说新语·任诞》）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晋书·阮籍传》）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数以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酣醉获免。 （《晋书·阮籍传》）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 （《世说新语·文学》）

“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世说新语·任诞》）
桓宣武作徐州，时谢奕为晋陵，先粗经虚怀，而乃无异常。及桓迁荆州，将西之间，意气甚笃，奕弗之疑。唯谢虎子妇王悟其旨，每曰：“桓荆州用意殊异，必与晋陵俱西矣。”俄而引奕为司马。奕既上，犹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帻啸咏，无异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马。”遂因酒，转无朝夕礼。桓舍入内，奕辄复随去。后至奕醉，温往主许避之。主曰：“君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 （《世说新语·简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