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先生藏书访谈录（一）
谢小萌    




宁老师您好！您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您近几年推出的《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中国叙事文化学探微》 等著作影响更大。一提到您的名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您是南开大学教授，从而遮蔽了您的“天津市十大藏书家”的身份。所以我今天不与您讨论学术问题，只请您谈谈您的藏书经历。

图1   宁稼雨先生埋头古籍中情景

图2   2010年获评“天津市十大藏书家”之一

一、您是何时开始藏书生涯的，是在中小学、大学，还是在工作之后，从哪个节点开启了您的藏书之路？


小萌兄好！首先谢谢您和刊物的青睐！
说起我的藏书起步，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第一个是一张借书证的故事。1964年，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生读书和藏书的重要事情。当时我所在的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给我们学校三年级（六个班），每个班发了一张借书证。凭这张借书证，可以每次在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小学部借阅两本图书，周期是半个月。同时，也可以凭借这张图书证在该图书馆阅览室自由阅览。我们年级其他班级的班主任不约而同都把这张借书证发给了班长，而我的班主任刘金兰老师却把这全班唯一一张借书证发给了我。这件事立刻在班上引起了哗然，很多同学为我们的班长鸣不平。为此，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还专门在全班做了一次讲话，进行安抚。她讲话的大意是，市少儿图书馆和咱们学校没有规定必须把借书证发给班长，我理解这个借书证应该发给最需要它的人，尤其是，得到这张借书证不但不会影响学习，相反会促进他的学习。我认为，咱们班宁家儒（我的曾用名）最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就给了他。当然，如果他辜负了我的期望，另当别论。得到老师如此的厚爱和厚望，我非常重视这张借书证的价值。从得到借书证开始，我几乎所有的周末和寒暑假都泡在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到1966年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该图书馆小学部的书基本被我看遍了。该图书馆的老师得知此事后对我说，你来图书馆做义务管理员吧，这样你可以到二楼中学部借书看。我又欢天喜地地做了这家图书馆的义务图书管理员，并能够到它的中学部借书看。这个美好时光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文革”爆发后，学校停课，图书馆也遭封闭。我那张借书证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张借书证，不仅激发了我对书籍的热爱，也是我后来走上藏书道路的起因。它奠定了我文化人生的道路，是我一生难忘的深刻记忆。
第二是我牛刀小试，出任家庭图书馆管理员的故事。从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大部分图书遭到噩运，不仅图书馆关闭，新华书店的传统图书也被全部下架，代之以红色图书。更令人痛心的是，从很多文化人士家里抄家翻出的大量图书遭到焚毁。我本人从小学三年级由那张借书证培育出来的读书热情，也遭到重创，但读书的热情却有增无减。因为其他公开途径基本都被堵死了，我的图书来源不得不转入“地下”状态。有两种形式：一是私下与一些书友相互借阅，互通有无；二是步入“手抄本”行列，亲手抄录了一些传抄小说，如《第二次握手》等。然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命运竟然给了我一个筹建并出任家庭图书馆管理员的机会。
1966年“文革”高潮中，有各地红卫兵在全国大串联的活动。这个活动的最高目标，是能够到北京受接见。其次则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真的到处进行“文化革命”的经验传播和学习，另一类则是看破红尘，干脆去游山玩水了。我当时在小学五年级，按规定没有参加“串联”的资格，但我哥哥在初中二年级，有这个资格。他倒是很老实，从大连到北京，赶上了毛爷爷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活动。这次接见之后，中央下令停止大串联，所有外出串联的红卫兵一律返回原籍所在地。我哥哥原本去其他地方串联的计划被迫取消，返回大连。但因交通紧张，火车无法安排，来自大连的很多红卫兵被集体安排到天津塘沽港，由海军派登陆艇运他们从天津返回大连。在塘沽等候上船的那个晚上，他们被安排到塘沽一个小学教室过夜。这时已经是12月下旬，学校停课，教室没有暖气，非常寒冷。为了解决取暖问题，学校从图书馆搬过来很多被认为是“四旧”的图书作为烧柴，让他们烧书取暖。我哥哥也是上过学、喜欢书的人，看到这么多书要进入火海，非常不舍，于是就挑选了整整一书包，背回了大连。今天看来，这些书虽然没有太大的价值，如苏联儿童文学之类，但在当时书荒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一笔“意外横财”了。因我哥哥回来之后还要继续搞“革命”，无暇打理这些图书，而我当时已经停课在家，于是便自告奋勇，当起了这批图书的管理员。我把这些书和我家之前的少量图书汇总，建立了一个微型家庭图书馆。因为我曾在大连市少儿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大致了解一点图书编目的情况。于是就仿照图书馆的做法，先是把这些书做了简单的登记编目，然后用油印方式编制了图书借阅登记簿和借书证等。今天看来，这有点小孩子过家家的味道，但严格说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正式的藏书活动。

图3      20世纪60年代的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图4      20世纪90年代宁稼雨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工作照


第三个是我参加工作兼任学校图书馆图书管理员的故事。到1968年秋季，全国中学的高中、初中三个年级，共六个年级的学生，除少数人留城就业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被安排到农村去插队。中学腾空后，我们原小学四、五、六年级三个年级同时升入中学。进入中学后，我的主要精力在学画方面，个人的图书收藏工作就此搁浅。但即便如此，藏书的缘分依然与我难舍难分。1973年，我从旅大师范学校（美术班）毕业，来到当时的旅大三十八中担任美术教员。为了解决我的画室问题，学校决定让我接管学校图书馆。因为这所中学由之前一个没有图书馆的民办中学改建，所谓校图书馆其实只有一个六层书柜，其全部藏书连三层都没有装满，而且基本都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当时的一些重要政治读物。但学校已经启动了图书馆建设的方案，开始了图书采购工作。因当时市场图书供应紧张，一些重要图书，比如四大文学名著之类的经典图书，还在采用配给制，只供给单位，不供应个人。每个单位在新华书店有个新书供应箱，每有新书到来，书店会把新书放进图书箱，有关单位的图书管理员会定期去书箱取货结账。借此机会，我有机会在书店看到并买到一些市面看不到或断供的书籍。有一次，我接到大连市古籍书店的电话通知，说有一批古旧书要处理，可以去挑选。我在为学校图书馆挑选一部分图书外，又为自己选了两种，一是道光线装版的《画史汇传》，一本是日本人坂垣鹰穗著、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近代美术史潮论》。这是当时社会环境下非常难得的两种书。尤其是那本线装版《画史汇传》，成为我本人收藏史上的第一部线装古籍。

图5      道光尚志堂版《历代画史汇传》书影

图6      道光尚志堂版《历代画史汇传》总目卷上第一页


二、作为一位主业搞古代文学研究的教授，您藏书是主要围绕着自己的专业学科，还是有更广泛的范围？


虽然从小学开始就一直读书和藏书，但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正式藏书，还是从上大学开始。1978年我考入大学，在中文系就读，从此重新燃起读书藏书的强烈欲望。尤其是从1979年大二开始，我基本确定毕业后报考古代文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当时的风气是读了研究生，就意味着终生要从事这个专业领域的工作。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有目的地围绕古代文史领域，开始了正式的为读书考研而进行的购书藏书活动。从那时到现在，经过四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目前大致形成了这样的藏书格局：
从藏书内容范围看，基本上是围绕自己的专业学科，即以中国古代文史为基本范围，大致分为工具书、原著（重要理论原著与经史子集原著暨整理本）、学术研究著作等几个方面。
工具书主要购藏专业研究需要的常用工具书，主要包括字书、辞书、书目、索引、大型史书、文学总集等。原著部分，含重要理论著作和经史子集二部分。重要理论著作，主要是外国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史学等方面的经典原著（中译本）；经史子集原著，主要是历代经史子集原著的影印本和校注本、标点本。其中经部原著主要为《十三经注疏》，史部原著主要为《二十四史》《清史稿》《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正史和部分杂史野史，子部原著主要为《诸子集成》《二十二子》等重要子部原著暨整理本，集部原著除了历代总集、选集、别集，还有数量较大的包含笔记小说在内的历代文言小说、白话章回小说和话本小说，以及大量弹词、宝卷、鼓词、影词等讲唱文学作品；学术研究部分，为中国近现代以来关于古代文史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
从藏书的载体区分，我的藏品基本是线装古籍和平装书两种，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重要珍贵版本的复印本。其中线装古籍已经整理好目录，总共约4000种20000册左右。平装书部分尚未整理好目录，大约有10000种20000册左右，两部分相合共约15000种40000册左右。珍贵版本复印本大约在100种左右。这些珍贵版本的复印本，在一般收藏家那里是不入流的。但从学者的角度看，这些图书既然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而且也难以寻觅，其本身也已具有收藏价值了。

图7      宁稼雨收藏的部分古籍
  
三、您多年的藏书经历中，最大的惊喜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有过哪些印象深刻的瞬间？
       
在多年藏书经历中，有过许多惊喜和遗憾，以及一些特殊的记忆和印象深刻的瞬间。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其他几点，略述如下：
一是我是如何从平装书向线装古籍进军的。大约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的藏书基本都在平装书方面。大约从1996年开始，我开始向线装古籍收藏进军。这个趋势虽然有些必然，但其中有个偶然的机缘，就是乡梓老友周晶先生的撺掇和怂恿。
周晶先生年长我一轮，是我的大连老乡，也是前齐鲁书社的副总编。他本人酷嗜线装古籍收藏，不仅身体力行，收藏了大量珍贵古籍善本，而且还以他特殊的工作身份，在齐鲁书社创办了《藏书家》杂志。大约从1992年，我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被列入齐鲁书社出版计划开始，我们就该书稿的出版问题多次进行学术交流。因为他有收藏线装古籍的爱好，每次来天津，我都要陪他去天津沈阳道古物市场淘书。一来二往，我也慢慢被熏陶感染，对线装古籍发生了兴趣。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沈阳道市场地摊上发现了一套袖珍石印本《株村谈怪》，一函四册。看书名知道是传奇志怪小说，他就让我看看。我看过之后发现，其实它就是清代朱翊清《埋忧集》的同书异名版本。我在写《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时，未曾见过这个版本。所以，这个本子至少可以填补《埋忧集》这本清代传奇小说的版本空白，具有版本价值。我跟周晶先生介绍完这些情况，他立刻对我说，这本书给谁都不合适，必须由你来收藏！于是，我就花重金（当时400元）买下了这套书。从此，我就正式下水，成为线装古籍收藏大军的成员。以前是他来天津我才会陪他去沈阳道，从那次事情以后，他不来天津，我也会每周四去天津沈阳道古物市场去淘书，以至一发而不可收，越陷越深了。

图8      《绘图株村谈怪》即《埋忧集》第一卷书影

二是我接手周恩来总理的中学同班同学、南开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冯文潜先生全部线装古籍的事情。这是我藏书史上最令人振奋、震撼且永久难忘的惊喜。事情还要从我和南开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刘泽华先生的私交说起。刘泽华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学者，我与他私交很好。除了三观极其相投，还有一个重要缘由就是我们都喜欢收藏。只是刘先生喜欢收藏地契和铜镜，我则志在线装古籍。但这二者也算是近亲，所以我们很有共同语言。有段时间，我和刘先生经常一起骑自行车去天津沈阳道古物市场淘宝，所以算是收藏的同道。大约在1998年秋季的一天，刘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冯承柏先生（冯文潜先生哲嗣）家有些线装古籍要出手，想请人帮忙估价，你去给看看。来到冯家，我才大致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图9      南开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冯文潜先生

原来，这批线装古籍是已故冯文潜先生生前的藏品。冯先生治西方哲学美学，但对中国古代基本典籍也非常熟悉。他的藏书分两部分，一部分外文和中文平装书已经另作处理。这批线装古籍一直没舍得出手。但因为这批古籍的存放地点——冯家的另外一间房子最近要拆除，学校基建处几次敦促腾空房子，而冯家当时住房已经饱和，无处存放，只能出手。这批书大约有两个书架，每个书架宽90厘米、高约1.8米，共六层。冯家的想法是卖给古籍书店，因担心书店给价不公，所以要我帮忙给估一下价格。我按照当时古物市场的大致行情，把这些书分了几类，标上各类的大致价格，就回去了。可没过几天，冯承柏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书店来人给了价格，与我的标价相去甚远，问我怎么办。这时候，我还没有敢往自己买下这批书方面去想，于是就跟冯先生说，我认识一些书商，容我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来给个价，估计应该比古籍书店的行情要高一些。可没等我联系好书商，冯先生又打来电话，要我去他家一下。到了冯家，冯先生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昨天学校基建处给了“最后通牒”，三天之内如果房间不腾空，推土机就要来推倒房子了。三天之内把房子腾空的确有困难。他说我们家人经过商量，决定希望你能接手这批书。除了情况紧急的原因，我们家人心底还有一个愿望：希望这批书不要散落，能够被真正喜欢书又懂书的人所接手，以发挥它的最大价值。至于价格，我们也不敢奢望完全能达到市场价，只是能给我们一个起码的心理安慰，比古籍书店给的价格高出一些就可以了。这个请求让我非常惊讶和意外，我说我个人当然愿意如此，但实在没有思想准备，需要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我按照冯家提出的方案买下了这批书。
从数量上看，冯家这批古籍大约有两个书架。其中大约一半是《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中的常用书，另外一半则与古代文史相关。其中有不少令人眼热的精品。最珍贵的是万历四年（1576）南京国子监刻本欧阳修《五代史记》，上下两函，纸张、刻工、品相极精。另外，康熙年间霞举堂刊本《檀几丛书》初集、二集、余集，为王晫所著原刻本，品相完好，弥足珍贵；康熙三十二年（1693）刊本林云铭编《韩文起》，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为海内罕见善本；康熙庚辰（1700）璚靃阁林佶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精美典雅，堪称上品；嘉庆己卯（1819）扶荔山房原刻本朱彝尊编《静志居诗话》，上下二函，品相精良，令人爱不释手；康熙二十六年（1687）刊本《庾子山集》，二函八册；乾隆癸巳（1773）写刻本张体乾撰《津门纪游附东游纪略汾沁纪游绛游杂咏》，一函套五册，字迹遒劲，刻写精致，且未见著录，为罕见珍本；道光五年（1825）阮福摹刊宋本《古列女传》，图文并茂，也是近年古籍拍卖市场的抢手货。

图10      万历监本《五代史记》第一卷《梁本纪第一》第一页

图11      《檀几丛书》第47-50卷目录及卷一《三百篇鸟兽草木记》第一页

图12      康熙三十二年（1693）刊本林云铭评注《韩文起》书名页及序第1页

图13      康熙庚辰璚靃阁林佶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书影

与之相类者还有咸丰丙辰（1856）、戊午（1858）叙龢堂藏版任熊绘图《于越先贤像传赞》和《高士传图像》各一函，煞是精美；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初印光绪二年（1876）江南书局重刊本《仿宋相台岳氏五经》，此本为仿宋刊本，本大字大，又套色刻印，处处可见宋版的大气和精美。其他相类者，如同治戊辰（1868）临川桂氏重刊宋本《宋名臣言行录》，亦可饱宋版版式之眼福。还有，光绪年间浙江书局据华亭张氏刊本校刻《二十二子》，八函八十三册，也是开本大、印制好、版本佳的著名丛书。
冯家藏书也有部分小说笔记，其中也有较好的本子。如雍正十二年（1734）芥子园刊本《水浒传》，虽是巾箱本规格，却精致完好；又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常德同善分社刊印兀元子刘一明评《西游原旨》，大开本二十四册，写刻，为较早的《西游记》评本；还有一部清据芥子园翻刻本《绣像金圣叹加评西游真诠》，题署金人瑞、汪象旭、陈士斌评阅；《红楼梦》有两部，一是刊印年代不详的木刻巾箱本，为高鹗续补本，二是民国二年（1913）上海中华书局铅排本《红楼梦索隐》，均为难求稀罕版本；道光元年（1821）刊本《镜花缘》，也是该书难得的较早刊本。
此外，还有几种藏书也因其罕见别致，格外为我所青睐。如嘉庆十一年（1806）写刻本曾廷枚撰《古谚闲谈》，虽只一函二册，但大本白纸，刻印精良，令人爱不释手；乾隆甲寅（1794）吕燕昭重刊本《呻吟语附阴符经救命书》，作为明代思想家吕坤的重要著作，近年有各种整理本走红于市，但多改换原貌，与此原本相去较远；还有一部早年荣宝斋水印的花卉画册，一函两大册，多为齐白石等名家所绘，也是极为珍贵的藏本。
冯家藏书中数量较大的是几部丛书，它们虽然版本价值不大，但都是治文史者必备常用书，所以使用价值很大，而且目前收藏市场价格也不菲了。除前所述《檀几丛书》、《二十二子》全本，《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中部分重要典籍外，完整的重要丛书还有民国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清代笔记丛刊》，八函一百六十册，完好无损；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神州国光社排印本《美术丛书》，八函一百六十册，二者均为该丛书原刊。
我的线装古籍收藏引路人周晶先生的夫人最初反对他收藏古籍，后来也被带进沟里。有一次他们夫妇一起来天津，特地来我家看了冯家这批藏书。嫂夫人半真半假地跟我说：“不管你买这批书花了多少钱，我们给你双倍钱全部买过来！”
第三件令我难忘的是我被评为“天津市十大藏书家”一事。这个活动在2010年由天津《今晚报》联合天津市文明办和市妇联举办。因为我脑子里的“大藏书家”概念，是明清至民国像傅增湘那样声名赫赫的藏书巨擘，所以，活动最初开始的时候，我自惭形秽，没敢报名。后来，有几位参与活动组织和评选工作的朋友与我联系，希望我能报名参加。有的朋友话说得很重：“如果您不报名参加，本次评选活动将失去……” 话说到这个份儿，我再不报名参加有些不近情理，于是报名参加并顺利入选。这次活动能够入选，冯家那批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心里有数，民间或许还有更厉害的藏书家，但能有如此规模的藏书，尤其是线装古籍，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经常遇到非常喜欢的书，但因为经济实力有限，只能望洋兴叹。作为工薪阶层，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朋友弄到一部明版全本的《绿窗女史》，索价1万元，因经济实力的原因只能舍弃。又如90年代，我在北京琉璃厂几个书店看到几种明版《世说新语》，要价在5000~6000元。几经踌躇，还是作罢。20世纪90年代末，曾在北京琉璃厂以千元买到一部六卷本明版《世说新语》，至今仍暗自庆幸。万元以内的明版书在今天已是天方夜谭，但在二十年前也就五六千元，即便可那时常因囊中羞涩而与珍爱版本失之交臂。

图14      明刊三畏堂刻吴中珩校刊六卷《世说新语》书影

图15      明刊三畏堂刻吴中珩校刊六卷本《世说新语》扉页及袁褧序第一页

（  宁稼雨，南开大学英才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古代文学与文化、叙事文化学等；出版《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魏晋士人人格精神》等。目前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首席专家；2010年获评“天津市十大藏书家”。谢小萌，研究员，《关东学刊》执行主编，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同时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在《贵州社会科学》《现代中文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喜读书、购书、藏书）

（原载《藏书家》第2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