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


刘叶秋（1917-1988），原名桐良，号峄莘，以字行世。不同于现代的“学科”或“专业”人士，刘叶秋先生著述种类繁杂；但除了参与主编的《辞源》，其他著述均非“大部头”，多为薄薄一册，却成为笔记小说、古代辞书等诸多方向的开拓之作。先生著述往往要言不烦、简洁可喜，因专业之关系，以前喜读《历代笔记概述》；近日，因编选散文集之关系，读到不少专业之外的散文随笔，才意识到刘叶秋先生于学实乃通人，生活上又是一位善美馔、拉胡琴、嗜京戏的地道老北京。

在逝世前两年，刘叶秋曾作《雕虫射虎两浮名》（1986）一文，文中还兴致勃勃地写到，在“时间有限，老命须保”的晚年，有若干写作计划，在辞书、笔记小说等研究之外，有待成书的尚有两种：一是《艺苑丛谈》，追忆平生交游之艺苑名流、文坛耆宿，如少时老师蒋吕梅、吴检斋、孙蜀垂、贺孔才、邓叔存诸先生，青年时代的授业恩师俞平伯先生等；一是《京华琐话》，记叙京中风俗掌故与自己在北京的生活与记忆。笔者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两本杂书，正是来源于师友的“人”文滋养，以及京华一“地”的出生成长，极大地形塑了刘叶秋一生的行事风度与学问趣味，甚至具体到他的选题文风，都能从这些“人”“地”故事中揣摩其出处源头。这里主要谈“地”的因素，也就是刘叶秋与北京的故事。

刘叶秋写北京的文章散见于杂志报端，后结集出版，首先是燕山出版社“北京旧闻丛书”之一的《京华琐话》（1996）。2005年，刘闻选编《刘叶秋讲北京》一书，作为北京出版社“北京通丛书”之一种出版。两书出版均在刘叶秋逝后，前书编纂成于刘叶秋夫人汪元澂之手，后书编者系二人之子，其问世还得益于赵珩、杨良志等出版人。张宪光曾收购到一本《学海纷葩录》，也是刘叶秋身后之作，系李春方藏书。书中有墨笔题跋：“恩师作古，遗稿颇多，是为学界所惜。今世学术著作问世尤难，商务有力者袖手，无力者莫能助。是书蒙顾君绍柏多方奔走，王鸿声大姐鼎力助之，方有面世之机，庶可慰先生于九泉。供诸案首，见之读之，如听师教。一九九三年二月廿七日于辞典组。不肖弟子春方。”从这则私人题跋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出书不易的情形下，刘氏著作的出版凝结了家人、同仁的诸多心力。全无利益所系，相熟或不相熟之人愿意为其奔走，这既得益于刘叶秋生前所结之善缘，亦可见其作品本身的动人。

刘氏追忆北京的文章多作于20世纪80年代，基本见于上述两集。从其散落的叙述中，约莫可以复原刘叶秋的家世。刘叶秋是地道的“老北京”，“从清朝乾隆年间，家就住在北京，到我这一辈，已经传了好几代。”“我出生于前门外，虎坊桥大街路北的一所老房子里，后院有两棵大枣树，高过屋檐，据说是我的曾祖亲手种的。”（引自《刘叶秋讲北京》）给予刘叶秋很多教诲和陪伴的是他的祖母，祖母通文墨而善画，曾用手指着东邻的一所老房子对幼时的刘叶秋说:“乾隆时的纪晓岚(昀)，学问很渊博，他的阅微草堂，就在这里。你将来能有纪晓岚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才学，就算不错了，这得看你是不是要强。你现在还小，再过几年，可以找纪晓岚所写的《阅微草堂笔记》来看看。”

青年时终于读了《阅微草堂笔记》，“一下子就上了瘾,从此对笔记小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刘叶秋自言“如果当初没有祖母的启发，我是不会想到以此作为一门学问来钻研的。”

刘叶秋出于名门之后，但因家人新中国成立前赴台等因由，刘叶秋极少在文中提及自己的家世，描写最详尽的就是他的这位祖母。刘叶秋提及“祖母的父亲是李如松,字虎峰,为清朝同治、光绪间有名的文士”。略加考察可知，李虎峰曾任内阁中书等职，《翁同龢日记》《翁再翰日记》中均有提及；李慈铭倒是极不喜其为人，在《桃花圣解庵日记》中曾大加痛诋。正反两面观之，李如松是同光期间以理学知名的中层京官，以姻亲匹配的原则考量，刘叶秋之先世大约也是类似级别的官宦家庭。与阅微草堂比邻而居，家庭氛围的熏陶浸染，刘叶秋对笔记小说从幼时懵懂的兴趣自然地演进为一生的学术志业。

将笔记小说作为专业之一的刘叶秋，写作记叙北京的散文小品时，会自然地将自家撰述置于笔记叙写的历史长河中来，实现一种自觉的呼应。比如《逛厂甸儿》中专门记到：“在清人笔记中,如乾隆成书的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和光绪时成书的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都提到琉璃厂，而所叙内容有异，可借以考知清初至清末这里街巷面貌的变化。”“富察敦崇叙述的光绪间春节厂甸种种，已和近代所见大致相同。可惜他说得过于简单，使人无法知道具体的情景。我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这九年中，过春节时，几乎天天逛厂甸。虽然兴趣爱好，随着年龄而变化；由买食品、玩具，到买旧书旧画；逛的范围，由大而小；可是厂甸的全貌，至今记忆犹新。因此想给富察敦崇作一回逛厂甸的‘读书’。”

《帝京岁时纪胜》和《燕京岁时记》是北京笔记中极为重要的两部，刘叶秋是自觉地接着《燕京岁时记》“往下写”。从这篇文章可发现刘叶秋作文的一些方法，当他所论为名胜之时，一面会调动自己的经验与记忆，另一面也会从文献中勾勒其原委历史，这是刘叶秋写北京的“二重证据法”。

在状物之外，刘叶秋写北京的人异常传神，尤其是一些京剧界人士。《姜妙香的绘画》一文极妙，写名伶不写其“戏”而述其“画”，全文雅洁又有老北京话的韵味，姜圣人真是声口皆现，这种笔法与朱家溍先生整理的《梅兰芳谈舞台美术》一文相仿，是北京人写北京人的熨帖之作。

刘叶秋在《致美斋话旧》一文的结尾写道：“昔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详载东京店肆食品的名目,以见一时之社会生活。兹篇所叙,亦不妨视为《梦华》之读,作掌故观也。”在另文中，刘叶秋也如此叙写：“旧时风味，多已无存，实为憾事。这样追忆旧游，有如梦寐……”《东京梦华录》是笔记中综合性地叙写描摹都市生活的滥觞之作；而在内容之外，文字中所寄托的繁华惆怅、兴亡感慨的梦忆之情，也成为“梦华”一体的审美情感：“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髙，教池游苑……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

《致美斋话旧》是刘叶秋写北京的名文，其结尾之语提《东京梦华录》，绝非闲笔，可见其胸襟。

刘叶秋生于秋日，其名“桐”字源出于此，其字“叶秋”取于唐诗“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亦与名相符。他生于1917年的秋日，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爆发疯长之时，所以刘叶秋身上有新有旧，从其风度趣味而言，旧的成分和比重还要更大一些。刘叶秋先生有达观谐谑一面（也是老北京气质之一种），比如将自己二米七大小的斗室命名为“二密栖”；也有非常不显眼、先生并不多以此示人的压抑与低调：家庭出身这一历史“问题”对于他生活的影响。所以，“叶秋”这一名讳，辅之其一生之志趣遭际，总让人无端地产生一种旧日的消逝之感。本雅明曾论及艺术作品的“灵韵”，其实一时代之人物也有一时代人物之风韵、气度，刘叶秋这样的人与时代总归是消逝了。

（原文载《北京青年报》2019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