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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毅/梁玥 | 宁稼雨叙事文化学研究平议
发布时间:2023/4/1  阅读次数:503  字体大小: 【】 【】【


宁稼雨叙事文化学研究平议


孟昭毅1,梁玥2
(1.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2.天津市天外大附属北辰光华外国语学校,天津 300400)
摘要:宁稼雨在借鉴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与研究,吸收中国主题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现状和文化传统,率先提出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主张。“中国叙事文化学”作为一种有中国文化立场的创新型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宁稼雨;叙事文化学研究;平议


宁稼雨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研究颇深,其中,尤为学界所注目的是其以总结古典小说纲要为基础在中国叙事学和主题学方面取得的众多综合研究成果。由于他一直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将西方学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以便生成一种新型的学术范式,所以他才能够借鉴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与研究,率先提出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主张。他汲取中国主题学研究成果,同时结合中国古典文学实际情况,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主题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著述,以阐述自己“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观点,建构其理论大厦。

2007年他发表了论文《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提出以主题学视角建构叙事文化学的主张,从此一发不可收。2009年他发表的《女娲神话的文学移位》一文具有母题研究和原型批评的方法论意义。2010年刊出了《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一文。2011年出版了《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一书。2012年发表了《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一文。同年,他连续发表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何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一》《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异同关系何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二》两篇丛谈。2013年发表了《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
宁稼雨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几十年来潜心钻研中国叙事文本,因而思之稔熟,筹之有素。他在长时间的学术研究实践中,时常发现西方化的主体方法不能完全解释与剖析中国本土研究对象的一些实际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他觉得以文体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为主体范式的西方叙事文学研究,面对由若干文体和若干作家作品共同构成的某个故事类型,分析往往有些偏颇。例如研究《西厢记》故事类型时,由于研究仅限于各自侧重的关注点,而势必会造成对其故事类型整体认知上和研究上的缺失,即忽略了该故事类型的文献材料在故事形态上的异同流变轨迹。笔者曾经和宁稼雨沟通过这种研究得失的体会。所以他首倡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借鉴西方主题学但是又有别主题学的一种新型研究方法,其研究目标既不是主题或母题情节类型,也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而是某些具体的单元叙事。只有通过研究具体的单元叙事,才能分析并揭示那些超越单一作品且跨越单一问题的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的发生过程与历史动因。宁稼雨以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为例,进行了具有当代叙事文化学研究意义的探索。他认为若能将传统考据方法同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相互结合,使之相辅相成,便能成功地解读出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演变过程,从而完成一种具体的单元叙事。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从宏观上分析,是将叙事学理论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之中,兼之运用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的一次珠联璧合的尝试。他在撰写的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丛谈第一篇中这样写道,“以中为体,以西为用”,就是从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出发,凸显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和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也可以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拓展研究视野。除此之外,以中国文学为主体,融通西方文学的这一研究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中西两种文化的对话意义。[ ]从微观上分析,它将个案钩稽、分析与整体研究相结合;将文献考据法与要素解析法相沟通。正如《天中学刊》在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专题栏目时,“征稿启示”所提出的要求:投稿主要围绕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研究或者该理论的故事类型的主题个案分析。即应针对某一要素(如情节或人物)在相应主题类型的不同文本中的形态流变进行细致比较,关注异同,点面结合,力求整体的相关研究更为全面、深入。
宁稼雨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认为,中国传统的书面叙事文学与民间故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中国叙事文化学可以从主题学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由于故事文学和书面文学之间差异性的存在,主题学难以对中国这两种文学的外部因素进行全面的反映和解读。因此,应从主题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其进行适当改造。在撰写的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丛谈第二篇中,他对我国叙事文学和西方主题学研究的相同、相异之处进行了详细论述,质言之,“同一故事类型多种演绎形态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过程中是十分普遍的情况。 那么以这种产生流传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主题学,就不仅适用于民间故事,而且适用于整个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这就是中国叙事文化学可以借鉴吸收主题学方法的主要依据。 ”“从异的方面看,尽管中国古代书面叙事文学具有承载民间故事流传的功能,但它毕竟不能与民间故事完全画等号。 所以,不能把西方研究民间故事的主题学完全生搬硬套用来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
2011年,宁稼雨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集大成之作——《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一书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凝聚了作者十几年的心血,表现出作者努力运用西方主题学理论研究成果、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积极探索精神。全书110多万字,运用主题学方法对中国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流传演变情况进行了一次总结整合研究。全书110多万字,运用主题学方法对中国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流传演变情况进行了一次总结整合研究。 全书按照国际民间文学领域通用的“AT分类法”,将先唐叙事文学的故事主题分为天地类、怪异类、人物类、器物类、动物类、事件类等六大类。 “AT分类法”将所有的故事或依据内容、或依据性质、或依据形式,分为“动物故事”“一般民间故事”“笑话”“程式故事”“难分类的故事”等五大类,这一分类法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宁稼雨分为六大类的作法,无疑是在前人基础上所做的新的探索和大胆尝试。众所周知,任何分类方法都以穷尽性或准确区分世界文学中诸多纷繁复杂的叙述文类主题为研究的主要目的。因此,上述分类也不乏值得推敲商榷的细微之处。六大类中又分为若干小类,例如“天地类”,其中又分为“起源”“变异”“灵异”“纠纷”“灾害”“征兆”“时令”七个小类,只凭名称考察,这样分类是见仁见智、难分轩轾的分法,如果细读内容可能就要更加复杂困难得多了。但这种分类毕竟大致上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同一主题在各种文体形态中流变的轨迹。《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作为以“中学为体”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分类索引编排的开山之作,不同于以往主题学研究主要以民俗文学为编写对象的分析传统,首次将中国叙事文学和文本纳入研究视野。书中既有度人金针的内容,又有大量编好系统的材料索引,为继后的研究提供了分类原则和备选范围。不仅方便了后学者的研究,也有利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



宁稼雨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从目前情况进行分析判断,要经过三个重要的步骤才能真正在学界站稳脚跟。第一,要在“强调理论架构和文献资料收集”并重的原则下,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分类索引。他格外重视调查摸底研究对象的范围并对其合理分类;注重以特定方法分析各种类型的故事并进行角度科学的阐释;主张基于文献资料的整理,进一步开展理论建构和创新实践。他的《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一书就是在大量的文献资料整理的基础上,经过梳理流程、分清轮廓、辨析真伪、校勘异同之后,才最终完善了全部设想而结构成书的。这不仅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成熟提供了扎实的范本,也使其理论建设规避了宏大叙事式的理论空谈而落到了实处。第二,把握故事主题类型分类索引的主线,有针对性地对支线的各个故事主题类型展开探源溯流的梳理和分条析理的分析研究。在宁稼雨的引领下,他的师门弟子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个案研究。如:人神恋故事、神话传说故事、恶神故事、东坡故事、济公故事、汉武帝故事、大禹故事、唐明皇故事、武则天故事、隋炀帝故事、张良故事、黄粱梦故事、红线女故事、柳毅传书故事、柳永故事、李慧娘故事、木兰故事、聂隐娘故事、秋胡戏妻故事、苏小小故事、西施故事、卓文君故事等。这些研究都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爬梳整理,而后选择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探讨,为宏观整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建构准备好嫁衣。最后才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即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进行归纳与总结,提炼与升华,使之谱系化与学理化,以便建构当今学界期待的具有文化哲学与文化诗学层面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大厦。

最后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宁稼雨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这种研究打破了传统叙事学主要针对一部作品或一种文体内的叙事元素进行探讨的壁垒和偏狭视域,成为“超越单一作品又跨越单一文体”的具有突破性和超越性的综合研究。操作层面就是将小说、戏曲、诗文等一切文体所叙述的相同“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的发生过程及其动因”以及“多个作品中同一情节和人物的异同轨迹”,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个案,进行类比式的跨界研究。这种因学术视野扩大,涉猎比前人更广的研究,使其进行横向的共时性概括与比对成为可能。其次,这种研究打破了传统的以文体为界限,以作品为基点的文学研究范式,使过度强调文体异同和作品风格差异的研究倾向转变为“清晰地厘定不同文本故事情节的形态差异”,“为整个该故事主题类型的动态文化分析提供依据和素材”,并且为“故事主题类型的文化分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正是这种因为研究对象之间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而形成的复杂多样性,才使这样的鉴别与分析能够比传统的研究愈加深入,从而导致这种研究能够提升到文化哲学层面,并向纵深开掘。再次,这种研究客观上弥补了人为分割文学发展史的某些不足。例如最常见的按朝代更迭划分的方法,这种分割法虽然有文学与外部环境影响的种种考量,但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是否与之同步的问题尚且考虑不足。而中国叙事文化学则在探讨故事主题发展、演变的线索时,打破了以朝代更迭来关照文学发展的惯例,注重某一故事主题流变的传承性和接受性。于是,文学发展史的外部参照系就有可能变为文学内部的文学谱系,这对完善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补充。最后一点,中国叙事文化学剖析故事主题类型的各种要素于不同体裁和不同文本之中的形态流变,及其于不同历史性的社会环境之下的不同表现,以此发现影响该故事主题的时代因素,关注其变异情况,并且最终凝练总结出反映故事主题的全部材料以及核心要素的灵魂,最终体现出的却是文化对文学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某些规定性。此时,叙事文学作品才能充分、和谐地彰显其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中国叙事文化学也才能真正表现出作为一种有中国文化立场的创新型的文学理论的真正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A Commentary on Narrative Culture Researches of Ning Jiayu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es on themat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bsorb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thematology, Ning Jiayu proposes an academic proposition of building up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urrent text condition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Chinese narrative literature. As an innovative literature theory with Chinese cultural position,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Ning Jiayu; Narrative Culture Research; Commentary  


MENG Zhao-yi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LIANG Yue (Tianjin Guanghua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Tianjin 300400, China)


参考文献:
[ 1] 宁稼雨.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何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一[J]. 天中学刊,2012(4):19—21.
[2 ] 宁稼雨. 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异同关系何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二[J]. 天中学刊,2012(6):14—16.


(本文原载《天中学刊》202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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