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上搜索，可找到五六十万篇报道和评论。“春晚”，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现象”，已在国人心中形成某种不能割舍的“情结”。

但考察近年来的舆情民意，对大众中如此浓烈的“春晚情结”，持反对意见者日增，逐渐形成了“春晚情结悖论”。这种“悖论”由两个层面构成：1）好，还是不好？2）办，还是不办？第一层面，仅从今年的评价来看，持肯定性意见较多，尤其是大胆地在歌舞、小品、相声这传统的“三大支柱”之外，发现并竖起了第四根支柱———放大具有个体特质的边缘性节目，以旧为新，打造出了《千手观音》。但反对、批评意见也不少，什么“旧模式里转圈”，“影视明星扎堆”，“老面孔扎堆自娱自乐”，“观众审美疲劳”，有的还很激烈：“老黄瓜抹绿漆——假冒新鲜”。还有有专家认为，由于“春晚”上出现的多是“老面孔”，其人、其节目平时在其他频道也看得到，“春晚”与“非春晚”在节目质量上有惊人的同质性，同构性。所以，近年春晚骨子里早已老化，只有枝枝叶叶上小打小闹式的创新。还有人提出了春晚的“审美疲劳”问题。如红色的反复运用，大红、粉红、桃红、紫红，红得喜庆，可红得没有太大创意，红得让人有点“审美疲劳”。于是自然地过渡到第二层面：办，还是不办。近年不断有人提出疑问：央视春节晚会到底还有人看吗?为什么年年受到观众批评还要办下去？受累不讨好，是老百姓对春晚最通俗的诠释。有的干脆宣布，除夕不看“春晚”，寻找其他娱乐方式。于是，就形成了“春晚悖论”—— 年年难办年年办　年年不满年年看。春晚情结，已经成为中国年俗文化中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春节晚会的质量、创新、受众满意度，已经成为中国娱乐界的一块心病，一道硬着头皮也要闯的“年关”。

             每年春节前后，也是关于春晚讨论的高潮期。今年也不例外，对“春晚现象”“春晚情结”，人们从各种角度发表了意见。笔者的意见是：还是要办下去。这样说，是基于一种民族文化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实际上中国的春节晚会这种外在形式，要远远大于其所表现的内容。或者说，形式就是内容本身，形式比内容还重要。在此，形式之所以大于内容，是因为“春晚”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时间充当了“中国”、“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载体，使“中国”、“中华民族”这些抽象的概念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化的过程。“中国”是什么？ “中华民族”是什么？太大，太抽象，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需要具体落实。而文艺的形式化、形象化，就是最好的手段之一。20世纪80年代诗人舒婷曾下《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一诗，曾用诸多个体形象诠释“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呵！”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是一种“心理事实”（Psychological Existence） 。这一原创性观点，由美国学者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直接促成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导火线是1978-79年间爆发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使他陷入深思：为何民族主义的力量会强大到同一意识形态的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惜兵戎相见？可见，在意识形态、宗教立场、市场利益这些决定当代世界潮流、社会发展大趋向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也更强大的社会心理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这就是民族主义。他指出：“依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 ，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想象的共同体 ——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其具体论述为：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 ，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虽然在某些时代，基督徒确实有可能想象地球将成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星球。

       民族被想象为有主权的 ，因为这个概念诞生的时代，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发展臻于成熟之时，人类史刚好步入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诚的追随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对生机勃郁的宗教多元主义，并且每一个信仰的本体论主张与它所支配的领土范围之间也有不一致的现实。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这个自由的象征，就是主权国家。

       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如此，安德森完成了他关于民族主义起源和流布的复杂论证：民族主义以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类似的“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方式，从美洲而欧洲而亚洲、非洲，一波接着一波先后涌现；他们既属同一场历史巨浪，而又相互激荡，各擅胜场。然而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所致。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种族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之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历史宿命感”，使所属成员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恰如那首歌所唱道：“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借助这一理论支撑点，我们可以说，“春晚”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搭建了一个“心理事实”的虚拟化平台。人们欣赏春晚，除了一般的审美原因，还有更深一层、更隐蔽的潜在的心理需求：即寻找归属和认同，在“春晚”中感受自己作为“中华民族”这大家庭成员之一的真实的生命感受，在歌舞、小品等这些文艺形式中感受到一种民族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这也正是为什么“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不满年年看”这种“春晚情结悖论”现象存在的理由。如上所论，在此，形式，要远远大于内容。

1922年，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公众舆论》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说。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大众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自己亲身感受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大众传播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反映。此外，《公众舆论》还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

若把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和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结合起来考察“春晚现象”，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实际上起到了把抽象的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落实为可闻、可视、可观的具体形象的连接物的作用。如果说，“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心理事实”的存在，那么，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种存在的最好载体和平台。它所构建的“拟态环境”，从一个感性的侧面，使国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事实存在。

基于这种原因，春晚的路还要走下去。因为它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