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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颖涛 | 看宁稼雨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知难而上”
发布时间:2023/6/16  阅读次数:478  字体大小: 【】 【】【

看宁稼雨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知难而上”


邵颖涛(西北大学文学院)


自上世纪初黄人、林传甲先后撰写《中国文学史》,一百余年间,古代文学史的编写处于持续更新的演进历程中。当下的古代文学史编写日新月异,立足学界研究的坚实基础上而对相关问题予以进一步的专业讨论,无论是文学家个人创作还是经典作品的解读,抑或编撰体例、理论运用方面,其专业性、体系性、学理性的探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与优异成绩。同时,海外学者也积极重写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以海外学者视域观照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与境内文学史互为参照、相映成辉。宁稼雨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年9月)迎难而上,再次聚焦文学史书写,依据个性化的编写立意、体例、纲领、路径来探索文学史重写的新局面,可谓是一部饶富特色、别开生面且具有启发意义的文学史作品。
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编写立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期特别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确定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既是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坚实根基,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任务。这项艰巨伟大、任重道远的任务,需要文学史学者能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去探索如何能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并循序渐进地实现目标。
从当下文化继承者的角度来看,高校师生显然构成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群体,能够以此为中心不断将传统文化精神向外扩传。该教材以在高校中弘扬传统文化为目标,肩负鲜明的文化传承意识,其编写立意切实入时、体识宏远,有意在高校中立足基础、突出应用、强化能力、提升素质,划分传播重点,指明弘扬方向,力图发挥古代文学史教材应有的传扬效应。
我们的传统文化自然包含着世代相承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寄予的文化精神及文学个体的文化品格,这是能够彰显大国风范、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优势的绝佳资源。该教材在拟目与内容上凸显了优秀文化意识,像杜甫、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作家秉怀的爱国情怀;元好问、萨都剌映射的华夏民族大一统文化格局;建安文学、唐诗风骨、李白诗作等体现出的文化自信,都流露着编者考虑文化发展实际和时序通变的创作思维。中国文学共性的文化价值理念得以抉发弘传,像古代文学中浪漫奇幻的文学思维、天人合一的美学理想、崇义尚和的民族心理、苞括宇宙的人文精神、光风霁月的道德期许等被融入具体内容的阐释中;再如诗文的文化意象、词作的雅俗文化情结、小说的文化母题、戏剧的受众视角等文化现象得到了充分关注和重点论述。
这部教材不仅具有宣扬最优秀文化的开阔视野,更锲而不舍地思谋制定具体的步骤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有效实现弘扬传统文化的深远立意,该教材确立行之有效的编写框架,围绕文化重点问题作重点讨论。相比一般文学史的全面详尽式讨论,此教材更关注对经典作品、主要作家的探讨,提倡抓大放小、彰宏避微、提纲挈领、钩玄提要,每一时间段大体包含十二个以上重大问题,试图抓住最核心的文化面向或关键性的热点问题予以分析评述。比如“第一章 先秦文学”既梳理文明渊源以研讨上古神话,又聚焦《诗经》及屈宋的诗歌创作,既有对《老子》《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诸子作品的精辟解读,兼论《左传》《战国策》史传散文,涉及到神话、诗歌、哲学、经学、史学等具有时代性质的文化热点问题。删繁就简的编写设计,基于奋战在各高校一线教学岗位编写者的集体认知,能充分实现弘扬传统文化的立意,将文化精髓与文学精品呈现于众,有助于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实现文化复兴的伟大梦想,蓄养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劲动力。
二、营求量体裁衣的编写体例
学界不断重写文学史的现象,昭示着文学史实际存在着多重解读和多种写法的可能。但目前的文学史,从在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立场出发而制定编写体例的作品依然有限,绝大多数作品具有鲜明的专业研究意识,偏向对文学史现象与文学作品作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性解读,可能适合研究者的学术视域与学术偏爱,却无法兼顾初学者的学习需求。而高校选定教材时秉承权威、经典、系统的思路,以致较难找到适合初学者水准与兴趣的文学史教材。
鉴于上,首要问题是思考要编一本什么样的古代文学史,厘清“教”“学”的根本性问题,回归到阅读主体的群体需求与认知水准上来。毕竟当下的古代文学史教材数量已达170余部,阐释文学概念、深化专业认知的相关作品相当丰赡;如果我们在上述方面无法超越前人,那么自然应另辟蹊径,寻找体现自我特色的编写体例,于是打造一部有个性的文学史则显得十分必要。这启示文学史编写者不妨站在普通接受者的角度去筹划体例,或许可以走一条适当地减少概念而重塑个性、降低专业而夯实基础的途径。文学史的重写是编写团队解读历史的特有方式,这个重写过程倘若被文学史编写者个人的认识与理解所遮蔽,以致轻视受众实际需求的话,显然很难发挥其应有的教育效应。
该教材正是虑及以上缘故,充分考虑本科生的受众立场,尝试确立富有自我特色的编写体例,探求适合高校初学者需求的教材类型,在这一点上力求“量体裁衣”。这种编写体例主要体现在提倡点线结合、线索重心突出的方式。所谓的“点”,包括各章各时代下内容重要、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亮点;所谓的“线”,则指每册涵括文学史脉络演变知识且具有时间轴作用的《发展史图》,呈现出基于时间轴而交织的文体纵线、时代段落纬线。这种“点”“线”互补互济的形式相得益彰,能够帮助学生快速掌握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线索,从而依照线索逐渐系统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知识。
这种体例非独表现为框架内容的缩减凝练,也反映在具体内容的写作上,更偏重对某一作品或作家要点问题的叙述与评析。“量体裁衣”的编写体例与凸显文化重心的编写立意相互补充,皆充分考虑教学实践的具体状况,有别于以往文学史全面铺展的编写方式。此种编写体例旨在斩断枝蔓、汰除芜杂,只关注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文学亮点,自然不会落入过去“大文学”观、“杂文学”观统摄下面面俱到的编写模式中,但也不会因此而被“纯文学”观所支配。周兴陆《“纯文学”观的意义与局限》总结百余年文论演进历程的规律“就是抛弃了传统的‘大文学’观、‘杂文学’观,取而代之以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百余年文学史编写中,原有无所不容的“大文学”观、“杂文学”观逐渐被“纯文学”观挤占存在空间,甚至有可能成为西方概念下的“文学”史。该教材在体例上尽量做到有机调整,并不完全受“纯文学”观所操纵,反而关注经学、京剧与地方戏、京剧改良及《文心雕龙》《淮南子》《论衡》《潜夫论》等一般文学史轻忽的内容,反映的是文学史编写者运用各自的知识结构去探求适合受众的编写体例,从而更适宜展现古典文学的传统特质。
三、贯通文学史“三段说”的编写纲领
这部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一直凸显自我特色,而最重要的创新点在于能贯穿宁稼雨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并以此为主线纲领而统筹全书,形成了逻辑严密且纲领深邃的编写体系,故而具有回归传统以营构中国特质的文学史意义。
曹顺庆、翟鹿《残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2期)揭示古代文学史编写存在的弊端是:“缺少‘中国魂’,就指的是我们以往的文学史其实是按照西方的文学史方法写文学史,即以西方话语为元话语来进行的文学史建构,这导致了中国自己固有的文学史话语的失落。”中国话语的失落在于我们过多借鉴西方术语、观念、方法,还在于我们可能被外来文学史的纲领旨要所干扰;为了重建文学史编写中的中国话语体系,必须要忖度如何利用植根传统文化的理念去改良编写纲领,用我们特有的文化思维来创设富有中国意义的文学史教材。
宁稼雨先生在多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始终致力新方法、新思维、新体系的钻研探索,他针对传统文化特征提出高屋建瓴性的概括,其宏论集中呈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求索》2017年第3期)《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等论文中,认为从历时角度可以把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归纳为“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帝王文化”反映了先秦两汉时期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奠基,无论是诸子百家思想、周礼礼仪的确立,还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乃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其文化都具有受帝王阶层意志掌控的鲜明特征。“士人文化”则包括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这是中国文化的成熟和繁荣时期,主要反映文人阶层的观念修养,此时的文士化情感与心理融入文学作品并形成文雅气息。至于“市民文化”,则是元明清中国文化的巩固和发展时期,它表现了登上历史舞台的市民阶层之生活形态与现实愿望,勾栏瓦肆所上演的戏曲小说能集中呈现此时的大众文化。
通过华夏传统文化的特有因素来诠释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从文化角度来进入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过程,有助于塑建“中国魂”式的文学史教材。本来,文化与文学就存在密切关系,古典文学凝聚着人类精神文化财富,是以诗文小说等多种体裁来呈现人类文化精神与情感历史。因此对文学史的总结和论述要回归到不同群体的不同情感表达下之文学本位上来,需要把它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审视和精准梳理,不可能脱离中国式的文化背景去随意评议。
宁稼雨先生考虑到如上缘由,遂以中国文化“三段说”为依据,以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三个主要文化形态为参照标准,进而重述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想尝试编写一部具有华夏特色的“中国魂”式文学史。从小处说,这种理念关注不同研究对象的文化心理问题,能够准确把握相关时代的文学发展总趋势,能够精微阐释某一时期具体作品隐含的文化心理与作者情感问题;向宏观上讲,这种理论通过新视角去关照中国文学的演进变化和内在动因,对文学史重写乃至文学问题的研究皆有启迪效应,见证着新学理体系的酝酿与形成,势必推进学术界理念的更新,尤其是对特色性、个体性、灵魂式的文学史塑建事业影响深远。众周知,文学史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文化走势、哲学思潮、阶层群体来讨论;而“三段说”将上述要素相绾结而进行全新理念的阐释性论述,有助于我们发现类似魏晋至唐宋文学时所存在的由实用性文学到审美性文学嬗变的现象,更助益形成与培养基于文学特质而生的探求意识。
固然,帝王、文士、市民文化虽然聚焦历时性角度下的文化大体发展走势,但并不意味某一时期内的文化与文学便只存在单一的特征。事实上,文学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现象,在某一时期出现帝王、文士、市民文化共存的现象,但其走势绝非三种要素相持平的状态,基本遵循此消彼长的规律,而这种特征将引导读者进入新问题的探索,在“三段说”大背景与三阶层小要素交互影响的思维中寻求最合适的释读论述。这实际上回归到文学发生的源头上,求索不同阶层文化如何影响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傅斯年先生曾主张“把发生学引进文学史”,强调文学史研究应聚焦文学和文体的发展流变,不宜困于作家作品的孤立考察和某一时代文学文体的静态观照(《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他的观念至今仍然具有启迪性,通过“发生学”视域考察文学史之演进依然是一条可行学术路径,脱离文学发展的研究有可能走入忽视发展整体体系的误区;而该教材直追文学问题的发生根本,尝试概括帝王、文士、市民文化如何影响到文学、各时期影响到什么程度、影响的总时序历程特征等一系列问题,跳出了静态化的单一现象关照,还原鲜活的文学场景与完整体系。
正是在“三段说”理论的导引下,此教材探骊得珠,能够捕捉相对被遮蔽的文学史现象。如“第四章 隋唐五代文学”重视从帝王文化与士人文化两种文化类型去探求影响唐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关键性要素,认为唐太宗、唐玄宗等天子统御天下所开创的盛况唤醒了士人出仕为宦、建功立业的梦想,帝王阶层利用科举制度而控驭士人阶层,激励文士群体将自我的人生宏愿诉诸文学,从而推动文学创作进入了鼎盛期,但也导致文学要在帝王文化允许认可的范围内来完成。一旦帝王文化尊重士人文化,便形成以帝王为中心的初唐宫廷诗人群,然而随着士人文化逐渐苏醒并得以发展,诗歌逐步完成了由六朝诗风向盛唐气象的转变。这种解读可能比较接近真实的文化背景与文学变迁历程,其锲而不舍探索文学史写法的精神尤其值得赞誉。
四、附托“互联网+”特色传播路径
为适应当下网络大数据与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此本教材有意突出“互联网+”特色含量,配套相关微课视频资源,既有效降低压缩容量造成的内容缩减之缺憾,还利用科技时代的时尚新方式来提高大众的兴趣度。同时,配备制作精美且内涵丰富的课件,附送阐释文本资料的图片,提供开拓性数字资源,力图做到文字与影像资料兼备、阐释与解说路径兼具、抽象与形象思维路径互动。
所谓的“互联网+”是信息时代下从互联网兴起的新业态,是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结合,试图推进“互联网+传统行业”的模式。伴随科学技术的飞跃性发展,当今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无法隔绝互联网下的信息平台,应与时俱进以合理采用信息化手段。微课便是“互联网+”的特殊产物,这种方式以其特有的新形态、新形式而赢得了新生一代的普遍关注,巧妙地利用视觉与听觉等多感官功能相结合的新路径,打破传统教材只能满足阅读需要的简单形态。有学者认为我们进入“读图时代”,世界正被现代化的图像所包围,手机随之成为学生最爱。当我们无力阻止“读图时代”的到来,就只能应运变通,考虑借助时代特有的便利条件以开展教学工作。也就是,充分考虑学生喜欢什么、掌握什么科学技能、拥有什么信息平台,利用学生的这些特点来拓展纸质教材之不足,翻转课堂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线下轻松学习的机会,让学习变得乐趣、更显时尚。于是,作为主体的纸质教材具有“明”的特质,作为辅助途径的“微课讲解”码具有“隐”的属性,主辅相合、明隐相济的特色传播路径便应时而生。
当然,在这个信息时代里我们不应被信息手段所架空,至少要劝诫学生放下手机终端而冲破“信息”“读图”的思维桎梏。因此,该教材尽量利用多种辅助途径来增加趣味性、互动性、感悟性,引导学生重新回到文学、文化维度,如注重设计具体问题来启发学生深入思索,培养他们的课外探索意识;利用锁线胶订的装订方式,增加装帧的精美度,宜于翻阅;标题、引文采用蓝色字体,清晰醒目,予人高贵典雅且启人深思的视觉效果。观之可亲,读之清晰,掩卷启思,助益良多,的确值得拥有。
总之,任何文学史的重写都无法解决所有的学术疑问,也可能又引发了一些新问题。这部教材“量体裁衣”简约集中式的编写形式或许会引人评议,“三段说”纲领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但是,该教材重在文学问题的提出与文化思路的引导,我们可以由此进入诸多方面的深度思考。近年来,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教育理念的革新,学界不断反思文学史的弊端与不足,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及教材理念的更新,由此社会对教材实践变革、教学理念成熟、教学方法完善之期望也日渐凸显。以宁稼雨先生为中心的文学史编写团队,立足各自教学实践经验,为满足高校师生提高文学史教育的质量、有序开展教学活动的普遍心理,尝试兼顾各个层面的因素来撰写这本教材,竭尽所能地做了一系列准备充分、讨论热烈、效果鲜明的实践工作,期望能引导学生关注文学发展概况、研究动态、深度反思等问题。纵使这部教材不可避免地存有挂一漏万的缺憾,但其在探索性重写、尝试性思维、精诚式努力、启发式留白等方面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本文全文刊发于2023年第五期《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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