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关于王导的历史评价
由于王导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身份地位，历代人们对他褒贬不一，反差极大。同在宋代，司马光说他“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禄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资治通鉴·晋纪》十六），苏轼则说他“晋之王导，可谓元臣”（《论周东迁》）。对王导批驳最为严厉的是清代王鸣盛：

《王导传》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代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十七史商榷》卷五十“《晋书》八”）
房玄龄《晋书》多采晋宋以来诸家杂史，包括本文所引诸多《世说新语》文字。但纵观以上材料，多在具体描述事实，而非空洞赞美之词。王鸣盛批驳之语并无事实根据。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对王导评价则公正严肃：

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氏评价，基本从以上材料中概括得出，令人信服。
      对王导的评价，归根到底还涉及到历史和文化观念问题。凡斥责王导者，多半以道德和封建正统论为评价尺度；肯定推崇王导者，则多半以历史文化进化论为评价依据。倘若能用中国文化“三段说”的视角和尺度来审视评价王导的历史功过，无疑就能清楚看到并充分肯定他在中国历史从帝王文化走向士人文化的转变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可谓功莫大焉！

（全文完）

（本文节选自宁稼雨《魏晋人物谈》之十六《如何评价王导的功过是非？》，《文史知识》2021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