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晋文坛地位显赫的文化园主
元康时期的放达一族以王澄和胡母辅之为代表，他们自命为竹林名士的传人，实际上只是追求竹林名士外表行为的放诞肆行：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任诞》）
本条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说他们“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可见十分不堪。石崇与他们的不同，除了以奢侈炫富为主要行为方式外，还有一点就是追求和体认文化价值。这不但是石崇本人的兴趣所在，也是魏晋肇始的中国士人文化大幕开启的组成部分。
      石崇的父亲石苞虽为西晋开国元勋，但主要以武功见长，未留下文名。所以从家庭文化熏陶的角度看，石崇受益不大。石崇的文化知识积累主要来自他本人的勤奋好学。史载石崇“在郡虽有职务，好学不倦”（《晋书·石崇传》）。他完全是在公务之余，通过自学而成为一位出色文学家的。

因为石崇公务之余好学不倦，引起了同僚的嫉恨和构陷，石崇以文字陈述成功自保。事情起因是，石崇的哥哥石统因冒犯扶风王司马骏，被有司“承旨”弹劾，不久又释放。石崇和家人以为到此为止了。没想到有司认为石崇没有上朝谢恩，打算再次弹劾石统。这显然是有人作梗，给石崇小鞋穿。石崇不得不上表为自己辩护：
臣兄统以先父之恩，早被优遇，出入清显，历位尽勤。伏度圣心，有以垂察。近为扶风王骏横所诬谤，司隶中丞等飞笔重奏，劾案深文，累尘天听。臣兄弟跼蹐，忧心如悸。骏戚属尊重，权要赫奕。内外有司，望风承旨。苟有所恶，易于投卵。自统枉劾以来，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钳口，惟须刑书。古人称“荣华于顺旨，枯槁于逆违”，诚哉斯言，于今信矣。是以虽董司直绳，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谤，不得不输其理。幸赖陛下天听四达，灵鉴昭远，存先父勋德之重，察臣等勉励之志。中诏申料，罪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报。臣即以今月十四日，与兄统、浚等诣公车门拜表谢恩。伏度奏御之日，暂经天听。此月二十日，忽被兰台禁止符，以统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门，曾不陈谢，复见弹奏，讪辱理尽。臣始闻此，惶惧狼狈，静而思之，固无怪也。苟尊势所驱，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绳，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显重，不能负载析薪，以答万分。一月之中，奏劾频加，曲之与直，非臣所计。所愧不能承奉戚属，自陷于此。不媚于灶，实愧王孙，《随巢子》称“明君之德，察情为上，察事次之”。所怀具经圣听，伏待罪黜，无所多言。（《晋书·石崇传》）
此事因石崇这次上表而作罢，但石崇也因此而辞官。不过从此之后，石崇的主要兴趣点就放在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享受物质生活和文学生活了。

石崇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应该是《王明君词》：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
            辞决未及终，前驱已抗旌。
            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
            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
            行行日已远，乃造匈奴城。
            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
            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
            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
            杀身良未易，默默以茍生。
            茍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
            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
            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
            朝华不足欢，甘为秋草幷。
            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昭君故事是中国四大美女传说之一，历代不同文学体裁都留有众多关于昭君故事异彩纷呈，形态各异的书写流传，成为叙事文化学昭君故事类型研究的坚实材料库。昭君故事作为历史真实人物事件最早记录在《汉书·元帝纪》中，但记载非常简单。从东汉开始不断有文人吟咏书写这个故事，并且不断更新内容，改变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其中较早有传说为蔡邕所作的《琴操》。《琴操》用叙事笔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昭君故事的几个重要情节：把《汉书》中元帝以昭君嫁匈奴和亲的简单记载改变为昭君因后宫寂寞而主动请求外嫁匈奴，嫁入匈奴后无法承受匈奴子娶其母的习俗，吞药自杀而死。石崇《王明君词》紧随其后，将昭君吞药而死改为自杀不成而苟且偷生。而偷生后含辛茹苦的辛酸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比《琴操》更加具有文学意味，是昭君故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文学成就。
除此之外，石崇还是西晋时期重要的文学流派“二十四友”之一。这个流派虽然以依附西晋时期权贵政客贾谧为特征，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其中多为当时文学名家，像陆机、陆云、潘岳、左思、欧阳建、刘琨等均在其中，堪称是那个时代杰出文学家的荟萃团体。石崇的文学成就在这个团体中虽然不是顶级，但至少居中。他对于这个文学流派更大的贡献是，利用自己雄厚的物力财力，为这个团体举办大型文学聚会活动，成为文学史上文人团体聚会的重要一章。
文人集体聚会活动是魏晋时期作为“文学自觉”和“文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具体表现方面。其中较早的文人聚会活动是建安时期以建安七子为主体的邺宫西园之会，接下来就是西晋时期由石崇主持，以“二十四友”为主要参与者的金谷之会。石崇本人的《金谷诗叙》记录了这次聚会的全部过程和美好情境：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渠、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丝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从该篇叙文内容和相关史料得知，这次聚会活动的起因是晋惠帝元康六年(296)，石崇被罢免太仆官职，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青、徐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赴任之前，偶遇征西大将军赵王伦的祭酒王诩，当时王将从京城洛阳返回长安去。石崇邀集以“二十四友”为主体的众多友人前往送行，一直送到金谷涧，就地留宴几天，遂极游乐之盛。参加这次活动的人除“二十四友”之外，还有包括石崇妻兄苏绍在内的亲友共三十人，数量上超过了此前的邺宫西园之会和后来东晋时期的兰亭之会。而活动的内容则是在这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的风水宝地，在美妙歌舞的背景中举行赋诗活动，彰显出士人文化的主旋律。
这次聚会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石崇本人这篇《金谷诗叙》也被风靡千古的东晋兰亭之会的举办者王羲之奉为至宝：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叙》，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世说新语·企羡》）
看过《兰亭集序》的人都应该能感觉到，无论是情境描写，还是遣词造句，都有似曾相识之感。而看过石崇《金谷诗叙》则会恍然大悟，原来答案在这里。因为这样的缘故，《金谷诗叙》描写的情境往往为后人所采用。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曰：“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典即出此。
清人毛先舒云：
石卫尉风流豪俊，兼长笔札，而流传无多。《金谷诗序》，右军心折；《王明君词》，亦奇警高苍，不减魏人之制，洵称才子矣。（《诗辩坻》卷二）
与其豪奢生活相比，石崇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或许没有达到可以“敌国”的程度，但却是他一生所有经历中相对纯净和有价值的部分。说它“相对”，是因为在石崇的文学活动中，也牵涉到政治的背景。而一旦涉及这个背景，文学家不但不会完全纯净，甚至会搭上自己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