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看待“司马昭之心”的篡位不忠问题

一千多年来，“司马昭之心”受到的最大诟病，就是“为臣不忠”，“忤逆篡位”。赵翼说：“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廿二史札记：魏晋禅代不同》）直到当下，很多人还是沿用这一尺度和声音。把司马昭视为大逆不道的奸臣贼子，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的铁案。

世宗以睿略创基，太祖以雄才成务。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弥远，三分天下，功业在焉。（房玄龄《晋书·帝纪第二》）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正统论》下）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不像某些国家例如沙俄和日本,它没有一个固定而久远的传统的沙皇或天皇。二千多年中,王朝的更替是常事。而觊觎皇位,争夺皇权者又不知凡几。当改姓易代之际,不论是明目张胆的篡拭,欲盖弥彰的禅代,还是旧朝崩解群雄逐鹿的乱局,原来上下有序的封建秩序动荡混乱,皇权的绝对性、唯一性被否定裹读, 而皇权的尊崇性则大大贬值。不事二君的忠君观念受到最大的挑战。此视为忠者, 彼视为逆，此视为顺命,彼视为抗命，此视为君子,彼视为小人。人们从一己之私利或某种原则出发,或事新君,或忠旧主,或隐世避乱,或借言孝亲以待机,或如历事数朝,改姓之际率先奉迎的代老臣冯道,或为知其可而为之的文天祥、陆秀夫。动乱的时世,转换不定的皇权,使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抉择,而无法有统一的标准。然而,新朝建立,大局底定之后,忠于新朝不许有贰的忠君观念又成了最高的道德准则。这种对忠的双重标准,不仅为人们所实行,而且为人们赤裸裸地道出,如《三国志·魏志·徐宣传》所说：“帝王用人,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 。” （宁可、蒋福亚《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观念》，《历史研究》1994年第二期）

（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20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