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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物谈(9):司马昭之心:路人未必皆知(之一)
发布时间:2020/9/19  阅读次数:85  字体大小: 【】 【】【


从古到今,几乎所有的人对司马昭的唯一印象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于是,他被定格在历史画廊上的形象就是与“忠”字完全背道而驰的大逆不道代表性形象。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今天的人重新思考和认识。一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表面上的大逆不道,背后是否有些无论是当时还是先在,人们尚未认识到的一些隐情和原委;二是我们今天对封建时代“忠”的观念是否还要和古人持完全一致的看法和态度?

在认识理解这两个问题之前,还是应该把司马昭履历的大致脉络与“司马昭之心”的关联梳理一下。


一、“司马昭之心”的形成与实现过程

从司马昭的个人经历来看, “司马昭之心”的形成自然与其家庭出身和背景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也并非非此不可的必然关系,司马昭本人的履历和能力起到很大的作用。


“司马昭之心”的形成与两个人物密切相关,一个是他的父亲司马懿,一个是他的哥哥司马师。
在谈司马懿那篇文章中,我们清楚看到,经过几十年的低调蓄势,司马懿羽翼逐渐丰满,并通过高平陵事变一举翻盘,完全把曹魏政权掌控在手中。从而形成与当年曹操代汉几乎同样的翻版态势,为司马氏天下的局面创立,奠定了稳固基础。如果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话,那么司马懿是栽树人,他的继承者则是乘凉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昭之心”的形成,首先得力于父亲司马懿的打拼积累为司马氏代魏制造的鼎革实力。
但是,由于司马昭并非司马懿长子,所以司马懿去世之后,能够从形式上继承父亲遗志,把司马氏代魏的政治追求落到实处的司马懿首选继承人,不是司马昭,而是他的哥哥司马师。
司马懿将司马师安排为自己的第一继承人,并非仅仅因为司马师长子的身份地位,而是因为他更看好司马师的雄才大略和执政能力。

司马师早年就曾与夏侯玄、何晏齐名,何晏就曾非常看好司马师的能力与前途:“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司马懿本人也满意地认为司马师“此子竟可也!”当司马懿向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交代布置高平陵事变的行动方案时,司马昭心潮澎湃,整夜未眠;而司马师却酣睡如旧,平静无常。并且在高平陵事变中大显身手,协助父亲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并因此被封为长平乡侯,食邑千户。不久,又被加封为卫将军。(《晋书·帝纪第二·景帝文帝纪》)


正因为司马师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司马懿去世之后,司马师继承父亲独揽军政大权。此间司马师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粉碎曹芳废掉司马师,夺回曹氏军政大权的企图,将曹芳贬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这个事件证明,尽管曹魏家族仍在帝位,并且极力想从司马氏手中夺回军政大权,但的确已经无力回天。司马师有足够能力维护父亲开创的基业,不会使其付之东流。所以,以司马师的能力,把曹魏国号换为司马氏,也只是时间问题。
以司马师这样的身份和能力,如果不出意外,“司马昭之心”应该没什么形成的可能和空间。但是不巧的是,司马师因患急病,于嘉平七年(255)平定毋丘俭、文钦之乱返回途中突然去世。
司马师的突然离世,才为“司马昭之心”的萌发提供了可能和平台。

尽管司马昭不仅身份地位和能力都次于司马师,但他毕竟是司马懿的儿子。无论是父亲和兄长的耳濡目染,还是多年跟随父兄沙场征战和政坛沉浮,都为司马昭后来的政局作为乃至“司马昭之心”培育了极好胚胎。所以,司马师去世之后,司马昭做的第一件事,就完全证明了“司马昭之心”的存在与实现此心的足够能力。


无论是曹芳还是曹髦,作为曹氏传人,一刻也没有忘记夺回被司马氏夺去的权力。司马师突然去世,当时魏帝曹髦以为时机到来,他下令司马昭镇守许昌,同时密令傅嘏率领六军返回京师洛阳。这个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抓回军政大权,冷落司马昭。如果这个计划实现,那么“司马昭之心”也就只能成为泡影。但曹髦完全低估了司马昭乃至司马氏体系的人脉能量。傅嘏非但没有自己率领六军返回京师,反而与司马昭相串通,让司马昭亲自率领六军,浩浩荡荡,返回京师。面对大兵压境,气焰滔天的司马昭,曹髦自知此时司马氏势力已经难以撼动,只能将司马昭晋位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助朝政,可以带剑穿履上殿。可司马昭为了避嫌,竟然辞让不受。
虽然第一个回合曹髦已经完全败下阵来,但他仍然不甘心家传帝位旁落,所以一边与司马昭做表面周旋,一边暗自聚集势力,寻找时机,反攻倒算。
从回到京师大权在握开始,“司马昭之心”开始逐渐凸显。但惮于传统忠君观念,司马昭采用了非常耐心的迂回战术。一方面,他不断树立自己权威,同时暗中鼓动朝野上下向曹髦施压,请求加封司马昭。从甘露三年(258)开始,曹髦被迫多次下诏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设置晋国。可每次都遭到司马昭拒绝。其实这正是司马昭本人的心愿所在,但为了证明“司马昭之心”并不存在,每次加封他都要演一出辞让戏剧。这婊子头上一旦加上贞节牌坊,就会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曹髦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定孤注一掷,要与司马昭一决雌雄,但终于功败垂成,命丧黄泉: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曹髦完全想不到,连他信任的身边几位朝廷大臣,不仅不参与他的声讨行动,反而在他下定决心后,向司马昭通风报信,使司马昭完全有了思想和行动防范准备。

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於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於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同上)


在当世皇帝要置自己于死地的危险境地中,司马昭完全一副举重若轻的潇洒姿态:他已经无须自己亲自出面安排布置所有细节,却完全将局面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不但有曹髦身边人来通风报信,而且当曹髦亲自舞剑逼近时,也无须司马昭自己下令动手。其心腹死党成济和贾充已经代劳。正如当事人尚书王经所说:“朝廷四方皆为之效死。”(《三国志· 三少帝纪第四 》)司马昭所需做的,不过就是再做做姿态,表示这弑君的责任可不在我呀!

至此,“司马昭之心”不仅昭然若揭,而且已经满满实现。


(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20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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