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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曹植之三: 个人性格修养的副作用
发布时间:2020/6/4  阅读次数:1312  字体大小: 【】 【】【


一位成功的文化士人,往往都要有些个人个人性格修养特质。而风流倜傥又往往是很多个性士人不约而同的优选特质。但风流倜傥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帮你增添羽翼,成就你的完美士人形象;但也能破坏你的命运构想,打乱你的目标节奏,甚至葬送你的理想希望。而曹植则正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冯友兰先生写过《论风流》一文,文中列举梳理了若干风流的类型。最后推崇一种超越自我,超越哀乐的风流,并举陶渊明为例:“在东晋的名士中渊明的境界最高,但他并不狂肆。他并不’作达’。”(《三松堂学术文集》)与之相反,曹植则恰恰属于这类“狂肆”之人。



曹植的“狂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目空一切,狂妄自大;二是纵酒肆行,误事越轨;三是男女风流韵事。第一点前文已述,这里主要说说后两点。
曹植的饮酒肆行完全可以从本传中得到证实:

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




酒文化在中国历史悠久,但饮酒的量与度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要点。《礼记·玉藻》:“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郑注:“礼,饮过三爵则敬杀,可以去矣。”另一方面,酒过三爵人就难以自持了。今人吕思勉云:“然则古人饮酒,不过三爵。过三爵,则不能自持矣。”(吕思勉:《原酒》,《吕思勉遗文集》卷下)今天人们饮酒时常说的“酒过三巡”就是从古训当中得来的饮酒习惯。但曹植显然远离了这个坐标,屡次发生因饮酒过度而耽误正事的事故。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关羽所围,曹操派遣曹植前往增援营救,“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对于这次因饮酒过度贻误公务,有人将其归罪于曹丕:




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裴松之注引

《魏氏春秋》)

因为曹丕逼迫,致使曹植大醉无法出征,倒也能言之成理。但郭沫若先生则以常理推测,即便真有曹丕逼迫一事,曹植自己还有掌握分寸的机会,未必责任全在曹丕(郭沫若《论曹植》,载郭沫若《历史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可供参考。
曹植因饮酒闯祸,并直接导致他失去嗣位竞争资格是司马门事件。所谓司马门是指皇宫的外门还有帝王陵寝的外门。只有天子和天子的特使,或奉天子之命的大臣和诸侯才能进入。就算能进入也不能驾车驶入。但曹植却置此律令于不顾,酒后驾车擅闯司马门:
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
与醉酒不能出征相比,这次擅闯司马门的后果更为严重。它直接导致曹植从此失去与曹丕竞争嗣位的机会。此事之后曹操本人的独白中能够看出这是一次多么难以割舍,忍痛割爱的决断:
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
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
诸侯长史及帐下吏,知吾出辄将诸侯行意否?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恐吾适出,便复私出,故摄将行,不可恒使吾以谁为心腹也。  
(以上三文均见《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载《令》)
可见这次事件的确是触碰了曹操的底线,伤透了他的心。曹植饮酒肆行的恶果也算是达到了极致。

     曹植男女风流韵事的问题主要是指《洛神赋》(原名《感甄赋》)的原型问题。《洛神赋》是曹植作品中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最能奠定他作为文学天才地位的作品。但关于赋中宓妃原型问题历来聚讼甚多,其焦点是宓妃原型是否为曹丕皇后甄后,以及曹植是否与甄后有男女私情。有关宓妃原型为甄后的说法来自《文选》李善注《洛神赋》题记: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下。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渡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我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胡克家刻本《文选》卷十九)



这个说法受到后代很多人质疑否定,理由主要有:一是曹植与甄后年龄相差悬殊(十岁),二是曹丕即位后一直对曹植步步紧逼,曹植没有风流的闲情逸致。
在我看来,目前肯定和否定双方均无确证,不妨两存。从肯定此事的角度看,前贤似尚有未尽之义:一,古人结婚时间大大早于今人,十几岁发育结婚未必不可能;二,甄后美艳姿色,世人倾倒。曹操攻取邺城的目的本来就为甄后而来,只是被儿子曹丕抢了先手,只好顺水推舟送个人情。而少年男女情窦已开,更难以成年人理智算计。一个连司马门都敢闯皇二代,还有什么不敢想不敢做的?三,曹丕后来冷落甄后,另觅新欢,这很可能成为甄后与曹植旧情新燃的起因,甚至可能成为曹丕赐死甄后的直接原因;四,甄后被处死时间在黄初二年(221),《洛神赋》写作时间就在次年(黄初三年),时间逻辑完全成立。
如果曹植这样的大才子非出帝王之家,也不曾有过那番政治抱负,即便有这点风流韵事,仿佛也无伤大雅。可既然帝王之家已经无法选择,而政治抱负再不放弃,那么,才华也好,风流韵事也好,不但不能成为美好人生的助推器和成就感,相反就只能把你推向人生命运的反面——天下才子可不谨慎乎?

(全文完)





(本文节选自宁稼雨《曹植悲剧人生的解析与启示》,载《文史知识》2020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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