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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 冰心玉洁,旷世罕比——怀念我的师母汪元澂先生
发布时间:2019-2-12  阅读次数:312  字体大小: 【】 【】【

冰心玉洁,旷世罕比

——怀念我的师母汪元澂先生

  

宁稼雨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泪水顿时模糊了眼睛。三十多年来,师母在我心中的崇高圣洁形象,一下子在脑海中连篇浮现出来。

师母汪元澂先生是恩师刘叶秋先生的结发夫人,也是今生今世,这个世界上我所遇到的女性中让我最为敬仰崇拜的人。如果说,此生对我的学术生命恩泽最大,影响最深的是恩师刘叶秋先生的话,那么对我个人人格精神、价值观念影响最大的人则是我的师母汪元澂先生——没有之一!

  

一、

1982年,我从辽宁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考入南开大学,师从刘叶秋先生攻读“笔记小说”专业方向硕士学位。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苍天不仅给了我学业上最好老师的同时,还给了我一位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精神上对我循循善诱,启迪良多,甚至可以说是忘年交好友的好师母。

我第一次见到恩师刘叶秋先生是19829月初我硕士入学时,当时刘叶秋先生为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编审,与吴泽炎先生共同主持《辞源》修订工作。他受聘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我有幸成为先生在南开大学指导过的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

因为我和先生京津两地分离,南开中文系允许我每个学期两次以公差形式去北京向先生求学。我第一次从天津去北京拜谒先生是198211月,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师母的时间。当时计划在北京逗留三天,向先生汇报学期学习情况,接受先生学业指导。我事先写信问先生在哪里找旅馆比较方便,先生回信说等到北京见面再说。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到北京商务印书馆见到先生后,我问先生住宿情况,先生竟然说,为了交流方便,就不要住到外面了,与我同吃、同住、同行即可。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恭敬不如从命,于是便随老师一起乘坐公交车到了珠市口家里。到家里和师母见面后,师母竟然像久别的长辈亲人一样,不容分说地让我住在先生本来就十分局促的小卧室。这个举动不但让我万分感动,也让本来在这个世界上素昧平生的我和老师师母之间的关系,顷刻之间就变成了最最亲密的亲人。

第一次见到师母的印象,用“惊艳”来形容也毫不过分。师母出身安徽汪氏大族,祖父有功名,在晚清政府担任要职(同治年间慈禧垂帘听政时官居福建巡抚)。大家闺秀出身的师母,不仅貌若仙女,而且秀外慧中,气质过人。老师当年对师母的形容是“秀色可餐”(师母开玩笑说,我都被你老师吃饱了!),而后来当我再次读到《世说新语·贤媛》中谢道韫“林下风致”故事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师母的形象。

出身这样的大家族,师母小时候可谓家里的掌上明珠,也受到最好的家庭教育。据师母跟我回忆,小时候爷爷和母亲对她的教育影响最多,也最大。进士出身的爷爷不仅亲自教她识字启蒙,读帖练字,还给她讲过许多故事轶闻。师母告诉我,她小时候各种活动都有专门的房间。游戏间里面有各有玩具,可以尽情玩个够。而习字间里墙上挂满了历代名人名帖,书案上则是纸墨笔砚。她可以随时来到习字间,读帖写字。这样的教育使师母不但对历代书法名家名帖倒背如流,而且还身体力行,写出一副筋骨俱在,清风月朗的精彩小楷。我内人写字在同龄人中还算不错,但三十多年前她第一次见到我师母的字之后,竟然万分惊喜,以为仙人所书,并发愿要把师母的字作为字帖来欣赏临摹。此外,爷爷还经常给师母讲些《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故事。师母跟我回忆起当年在爷爷膝下幸福玩耍的时光时,曾经反复重复爷爷的一句话是,爷爷每当讲完那些鬼魅故事后,总要跟师母强调:鬼不可怕,比鬼更可怕的是人!师母说他小时候对这句话不能完全理解,但因为爷爷总说,所以记得非常清楚。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她越来越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正确和深刻。

老师师母都出生在民国,已经开始接受新式教育。高中毕业后,师母本来最喜欢医学,曾立志做一名外科医生,所以打算报考医科大学学外科。但她从小体质孱弱,而外科医生有时需要长时间手术,良好体质是必要条件。所以在母亲的劝阻下,不得已放弃做外科医生的理想,改学经济学。当年她以同年考生总成绩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师母后来跟我说起此事,还有些不服气,说本来志在第一,没想到马有失蹄,被一位男生拿了第一,心有不甘。可见师母当年是怎样一位奇女子!

尽管身体孱弱,但性格开朗的师母却非常喜爱运动。除了一些小球运动外,师母最喜欢的运动是骑自行车。当年她上大学周末和假期回家时,经常骑上自行车去中南海尽情撒欢儿(当时中南海是普通百姓可以随便出入的)。

大学毕业后,师母被安排到中国银行天津总行任职。当时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文物鉴定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陈邦怀先生也在天津中国银行任职,是师母的前辈。在陈邦怀先生指导下,师母在业余时间阅读了“前四史”,并受到很多古文字学、文物考古方面知识的熏陶。这些知识和素养逐渐形成一种兴趣爱好,并成为后来师母和老师诸多共同爱好的重要基础。师母跟我说完这段往事之后,我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是,在天津中国银行宏伟西式建筑的高大办公厅里,一位美丽女职员手捧线装书《史记》,静静阅读——这是怎样一幅民国时代仕女图!

与此同时,恩师刘叶秋先生正在天津《民国日报》任副刊主编,并在天津部分大学兼课。经人介绍,老师和师母结识并结为伉俪,开始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金婚之旅。

  

二、

让我在心底对师母肃然起敬,敬仰万分的,除了她本人才貌过人,资质聪颖外,她和我老师之间那种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甘苦与共,天地可鉴的感人故事,是重要原因。

老师和师母的家庭,可以算是门当户对,但师母的家庭情况要相对更好一些。但师母从未以一位大户人家大小姐的身份与老师交往,而是以知心、知音、同好等等这些灵魂的默契作为和老师之间永恒精神恋爱的基础。而这份永恒的精神恋爱不仅经受了几十年间他们自身的性格磨合,更是经受了那些动荡乃至恐怖岁月挤压的严峻考验,彰显出人间永恒爱情的真谛!

共同的家庭和环境影响,使老师和师母从年轻时代起就产生很多共同的爱好,并且持之以恒。姑举几例,以见一斑。

老师师母共同爱好之一是书法。老师的书法在学界书界享有盛誉,荣宝斋曾有过收藏。师母幼年就读帖习字,更是一笔好字。两位在书法方面有许多共同语言,尽管他们各自喜欢崇拜的书家不尽相同,有时还相互对对方和对方的偶像提出一些非议乃至争吵。但这个非议和争吵也是一种档次,一种境界——试问,有多少夫妻能在这个档次和境界上对话和争吵?第一次到老师家,老师拿出一抱书画和悬钩,我开始不明白老师要做什么。只有师母会意地笑着对我说:“你老师是要把他的宝贝家底向你炫耀展示呢!” 我记得其中有很多当代书画名家的作品,诸如沈伊默、启功,还有老师的老师贺孔才、吴玉如先生的书法作品,还有丰子恺等人的漫画等等。从那时开始,我每次去北京老师家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老师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他收藏的名家书画拿出来,分期分批地向我展示,给我分享那一幅幅书画的来历故事。比如那幅丰子恺先生专门为老师画的一幅《好花时节不闲身》,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中散失。后来丰子恺先生得知后,又专门重新画了一幅。还有一幅吴玉如先生写的卷轴,老师曾分别请启功等很多名家在上面题词。

喜欢书法的副产品是玩扇子。玩扇子有几个步骤,先是写好扇面内容,然后要把扇骨插入扇面缝隙撑住,最后再粘贴紧。这几个步骤他们两位都很娴熟,但后来比较多的情况就是老师以写扇面为主,师母以插入扇骨粘贴为主。可别小瞧了插扇骨,里面的技术含量很高。前两年我自己试过,难度并不比写字更容易。当年他们经常写下一批扇面,然后就一起插扇骨,完成一件件书法扇面作品。因为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变革,这些扇面扇骨市场上都见不到了,社会环境也没了那个气氛,所以这个活动停了很多年。可巧的是,八十年代我到天津读书后,我在天津古文化街发现扇面扇骨这些东西又重新开始出售了,便赶忙写信告诉了老师。老师听说后非常高兴,嘱咐我按照他需要的尺寸买几副,下次去北京带过去。我买好带去后,老师和师母竟然像孩子一样乐不可支,好像又回到了他们年轻的时代。

听戏唱戏是老师和师母的又一共同爱好。他们年轻时正是中国京剧繁荣的鼎盛时期,从四大名旦,到周信芳、马连良、谭鑫培、杨小楼,这些当年名噪京城的大角儿都是老师师母最好的精神食粮。不仅如此,他们还能身体力行,粉墨登场,老师不但能自拉自唱,还能操琴给师母伴奏。想想当年的那些情景,我想一定会比今天KTV唱歌更有味道。老师和师母晚年都写过不少回忆当年北京京剧的名角儿名戏,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可以说,听戏唱戏是老师师母感情经历的重要见证。

此情此景,似曾相识。八十年代初,北京广播电台有个“阅读与欣赏”节目,很多文史大家都为此节目写过文章,后来陆续结集出版。老师曾应邀为这个节目写过一篇赏析文章,题目是《一片冰心万古情——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后收入《文史知识》)。李清照的文章是回忆当年和丈夫赵明诚共同赏玩金石幸福往事和颠沛流离岁月的艰难情景,老师的文章能够感同身受,与李清照原文同样催人泪下。了解了老师和师母那些共同爱好的情感交流,才能真切感受到,老师从李清照的文章中,看到了自己和师母情投意合的影子,用自己和师母的亲身经历来诠释李清照的原文,所以才能如此感人。后来我在课堂上讲李清照这篇文章时,我老师和师母当年那些甜美幸福情景也是我理解诠释这篇文章的最形象画面。

但是,外人也许难以想象的是,当他们陶醉徜徉在这些美妙幸福的精神生活中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的家庭状况也随着这些变化由衣食无忧的大户人家变为生活窘迫,甚至囊中羞涩的困难户。从1949年开始,老师家经历过两次严重的经济拮据危机,这两次经济拮据危机的共同点就是恩师刘叶秋先生被迫失业,失去经济收入。全家五口人(老师夫妇、两个儿子,还有老师的母亲)的生活支出完全靠师母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来维持。

第一次经济收入危机发生在五十年代初。导致这次老师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大变的重要原因是,老师的父亲在1949年辗转去了台湾,因为父子之情的牵挂,老师于五十年代初曾从香港去台湾看望父亲。因为1949年之后,大陆人无论是去香港,还是去台湾,都受到严格限制。老师取道香港去台湾的具体细节我不太清楚,但这个经历成为老师回到大陆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百口难辩,说不清楚的政治问题,并因此失去了工作。从此,老师从天津回到北京,照顾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儿子的生活。师母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从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高级职员岗位调离到天津某中学担任语文教师。

从这时开始到1958年,师母以一个人在天津工作的微薄收入,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开支。这个收入要维持五口之家的生计,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无奈之下,曾经比较殷实的家庭,只好把家里房子和各种文物、首饰等等,能够变卖的陆续卖掉,才勉强把这些年的生活维持下来。本来老师家的故居在北京虎坊桥,隔壁晋阳饭庄曾经就是清代乾隆年间大学士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因生计所迫卖掉这所宅院之后,辗转几处,最后流落到北京珠市口附近,只剩下一明两暗三间屋子了。师母曾对我说,到1956/1957年的时候,家里能卖的东西也不多了,只能勒紧腰带,节衣缩食。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老师和师母仍然还是乐观面对,没有忘记一起经营他们各种共同的爱好。师母告诉我,有一次她和老师去隆福寺逛庙会,逛了一个上午,肚子饿了,但口袋里只剩下能买一个烧饼的钱了。他们买下一只烧饼,掰开两半,一人一半下肚,然后又继续逛庙会了。这个故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每当我遇到任何艰难困苦,想起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还有什么挺不过去的困难!还有什么不去乐观面对生活的理由?

1958年开始,老师被借调到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辞源》修订组,参与第二版《辞源》修订工作。从这时开始到1966年政治运动开始,家里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但随着1966年政治运动的开始,《辞源》修订工作被迫停止,老师因为临时工的缘故,没有受到运动冲击,但却因此又再次失业。从这时开始到1977年,家里又重新回到师母一个人工作养活全家的窘迫局面。这是第二次经济收入危机。

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师母所承受的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更有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各种压力。其中最艰苦的日子是五十年代老师失业之后,师母一个人在天津工作的时光。这个时候师母才三十岁出头,正是一位绝色大家闺秀风韵绝佳之时。她的形象气质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是理所当然的。当时师母受到周围各种眼光的关注、议论和“关心”,有的领导以“关心”的名义劝师母应该“站稳政治立场”,与有“特务嫌疑”的丈夫划清界线,并以各种方式表示出关心乃至“许诺”。面对这样的环境,我能体会到师母当时有多么难。一方面,她这份工作是全家五口的生命线,不能丢掉;但另一方面,对爱情的忠贞,对家庭的责任又使她毫不动摇地保护了家庭。当然,以师母当时的资质容貌和才能,她是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人生道路的,那就是顺从领导,离开老师。但那绝不是我师母的为人!她不仅婉言谢绝了领导的热心帮助,而且就在这个期间,她用怀上第二个儿子的办法给了那些想入非非的人以最明确的答复!在这样伟大的女性面前,无论是非分之想,还是不良企图,除了无地自容,还能有什么良策!

老师家里经济情况好转是从七十年代后期政治运动结束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辞源》修订工作重新启动,老师被作为正式职工受聘到《辞源》修订组工作。与此同时,师母也结束了近三十年的天津中学教师生涯,退休回到北京家里。从此,家庭的经济收入接力棒由师母转给了老师。当时老师不仅在商务印书馆有正式编制,与吴泽炎先生共同主持《辞源》修订工作,而且还发奋著述,受聘讲学等等。随着这些情况的变化,老师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发生根本的转折变化。

尽管经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但老师从未忘记师母才是那些艰苦日子中家庭最重要的支柱。记得有一次,老师、师母在我面前开玩笑,老师笑着对我说:“我看在你师母当年立场坚定的份上,没有给她一纸休书。”师母当然知道老师在说玩笑反话,也笑言相答:“嘿嘿!当年有得到休书危险的不是我,而是你呀!”然后我们三人哈哈大笑。——这个笑的内涵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意会!

所谓“患难见真情”,师母之谓也!

  

三、

非常不幸的是,老师的好日子也就刚刚过了十年左右。19886月,退休后的老师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我接到电报之后,火速赶往北京,参与老师治丧事务。在老师治丧活动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师母没有因为老师突然离世而过度悲伤,失去理智,而是平静自若地面对一切。当时所有的大小事情,都需要师母来拿主意。大到与商务印书馆协商治丧活动安排,悼词的起草,小到所有前来吊唁人员的接待招呼,都需要经过师母审核敲定。最令人震惊的场面是给老师送行那天,按照一般社会丧礼习俗。老年丧偶者,一般由儿女晚辈送逝者灵车去火化处理,本人一般不去现场。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患有严重类风湿疾病,难以步行的师母,竟然坐着轮椅,出现在八宝山殡仪馆。那天阴云密布,仿佛在表达人们的悲痛心情。来自商务印书馆和学界、亲友共200多人,排成长长的队伍缓缓前行。坐在轮椅上的师母表情严肃,但没有一滴眼泪。场面既庄严肃穆,又宏伟壮观,气场十分强大。后面是二老的两个儿子手捧老师遗像,缓缓进入告别大厅。师母坐在轮椅上,与前来向老师遗体告别的各位老师同事和亲友一一握手道谢。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告别仪式和追悼大会,身患重病的师母没有眼泪,目光坚毅,显示出这位大家闺秀临危不乱,沉着理智的素养,但又丝毫没有减弱她和老师之间那种生死别离的深挚情感。

经过一个星期的忙碌,我才从北京回到天津,从与师母的交往中继续感受她与老师的崇高圣洁感情和她那颗伟大的心灵。

老师丧事结束后大约一个月左右,师母在给我的信中说,你老师治丧期间,我只能把心头万分悲痛强压心底,应对各种必须面对的事务。现在,这些事务基本完成。我对你老师的悲痛情感才突然迸发出来,才感受到失去人生最重要伴侣的巨大失落和痛苦。但我和你老师的缘分仍然未尽,我还要以各种方式来继续和你老师的情缘,有些事情还需要你的帮助协助。

师母说的这些“未尽情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因老师走的匆忙,留下大量未尽的工作。其中既有老师本人的著述文稿,也有很多老师参与的各种社会工作和友人信件。因为在老师生前,师母就程度不同地参与过部分老师的研究工作,所以对老师的著述情况十分了解,做起来得心应手。从1988年老师去世到1995年师母去世,七年时间里,患有严重支气管扩张和严重类风湿,寸步难行的师母,先后整理出版了老师生前未完成的书稿《学海纷葩录》《刘叶秋讲北京》等,还有部分老师生前完成书稿,尚未校对出版,师母则把所有的后续工作都接续过来。师母跟我说,在这些整理和校对工作中,我好像还能和你老师进行交流沟通,感觉他没有走,我们仍然还能在一起,做那些共同感兴趣的事情。

然而另一方面,这段时间师母心灵深处产生巨大波澜的,还是老师离世之后,师母每天夜里通过阅读多年来老师的日记,继续跟老师进行半个世纪金婚之后的灵魂交流。

老师有用小楷记日记的习惯,多年未曾中断,几十年间积累了大量日记。但是,包括我本人,外人都难以想象,难以相信的是,老师在世的几十年间的大量日记,师母在老师生前竟然从来未曾看过一个字!这是老师和师母之间既相濡以沫,心有灵犀,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最好证明。老师离世后,师母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打开他的日记,从头再重温一遍那个陪伴我半个世纪的他。所以,每当夜深人静时,师母处理好一天的事务后,便独坐灯下,打开老师的日记,一个字一个字重温他们曾经的过去,还有那些师母不曾知道的过去。师母说,有时候,她看着看着,就不知不觉间爬在桌上睡着了(我想她一定会在梦中见到我老师)……

有必要说说师母的两种重病,支气管扩张是小时候一直没有治好的痼疾,类风湿则是师母退休回到北京后因屋子潮湿不慎患上的。这两种病本来本身就很难治疗,但两种病同时出现在一个病人身上却更是很多名医都感到棘手的难题。因为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两种病一个偏寒,一个偏热,治了这个,就会对另外一种病形成不利因素。所以这两种病多年来一直成为折磨师母,难以根治的痼疾。类风湿使她感觉腿部难受,行走困难,只能用拐杖勉强挪步;而支气管扩张则使她每天不定时剧咳不止。我每次听到师母那撕心裂肺的剧咳,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难受和无奈。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情况下,师母不但完成了老师留下的诸多遗作整理出版,还坚持阅读了老师的所有日记。

我能从这段时间师母对老师的继续“情缘”中,真切感受到,师母和老师的那份心灵默契和情感深度,与当年李清照对爱人赵明诚的一往深情是何其相似乃尔!把师母这段故事比作现实版的《金石录后序》恐怕没什么不妥。

老师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师母在老师那间狭窄的“二密栖”中与老师的遗像合影,并把这张照片寄给我们夫妇,亲笔在背面题字:“千里共婵娟,一在天上,一在人间。稼雨、福波同志惠存,汪元澂,八九、六、卅”。今天看到这张照片,想起与老师、师母的日日夜夜,不禁心如刀绞,痛哭失声!

我曾经听过,看过古今中外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许许多多相濡以沫,令人感动的恋人夫妻故事,但以我所见,像老师和师母这种生死不渝的圣洁情感,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恐怕也是毫不过分的!

  

四、

最后再来说说师母对我本人的恩泽和人格精神的重要影响。

师母说过,幼年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她的祖父,另一位则是她的母亲。如果说爷爷对她更多是在知识启蒙方面的话,那么母亲对她最大的影响是做人的品格资质培养。而这一点,也正是师母对我本人最大的影响所在。

老师去世后并没有影响和减少我和师母之间的亲情和友谊,而是继续下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京津之间的火车至少还需要两三个小时,所以那时去北京出差办事很难当天往返。而我从八十年代成为老师学生那天开始,去北京无论是公务还是私事,老师家是我唯一的落脚点。老师去世后依然如此。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和手机,连电话也没有。写信几乎是唯一的联系方式。每当我要去北京之前,我们必然要有一个通信联系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们二老给我布置采购任务。因为二老均在天津工作生活过,对天津有很深厚的感情,对天津的很多食品也是情有独钟。所以我每次去北京之前,都要按二老的要求去采购。其中有几种食品几乎是每次必带的保留节目,一是天津著名西餐厅起士林的点心,二老最喜欢的是马蹄酥和布丁。二是天津的油酥烧饼。当年他们在天津时候吃的小店早已找不到,但一次偶然机会,我陪老师去天津南市食品街,竟然发现一家老字号的烧饼店。老师买回去之后师母大加赞赏,于是这家的烧饼也成为每次必带的食品。除此之外,还有些随季的食品,像冬季师母喜欢吃天津的萝卜,又甜又脆(师母虽然浑身是病,但牙齿却是出奇地好,就喜欢吃脆的硬的食品)。老师则偶尔来点劝业场旁的“曹记驴肉”。但从一开始老师和师母立下的规矩就是,我的任务仅限于买,拿到北京他们必定按花销“实报实销”。

除了捎去这些天津食品,我去老师家还有一个不定期节目就是根据时间情况包饺子。我先生及师母的关系如同亲人一般,每次去北京都吃住在先生家里。师母拿我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也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也像家人一样孝顺师母。当我知道师母喜欢吃水饺之后,心里暗喜,就向师母表示要给师母包饺子吃。师母非常高兴,就准备好了材料,让我表演起来。在师母的老姐姐大姨的帮助下,我从和面,到和馅儿,再到包,全部拿下。先生师母吃得赞不绝口,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老师生前养成的这个给他们捎东西的习惯在老师去世后师母仍然保留继续。老师逝世后,我去北京看师母,师母除了嘱咐我从天津带些她喜欢吃的食品外,有时还特地嘱咐我,让我白天去办事,她和大姨把饺子面、馅准备好,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包饺子吃。当然,这时候的饺子,已经不是一种技艺的展示,而是我师母以及全家深厚感情的结晶了。

老师生前我去老师家的时候,因为学业等原因,我主要和老师一起说话,师母只是偶然接过话题说几句,很少有长谈的时间。老师去世之后,我和师母有了大量交流时间。我每次去老师家,晚饭之后,大约七八点,一直到夜半时分,都是师母和我畅谈的大段时间。我对师母的很多情况信息都是那些时光里从师母嘴里得知的。除了前面那些内容外,我感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师母从她母亲那里遗传的性格和人格基因。

师母不止一次地和我说过,小时候她母亲对她说过很多话,但她记得最清楚,最深刻的只有一句话——“做人要手心朝下,不要手心朝上”!“手心朝上”意为有求于人,“手心朝下”意为有恩于人。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师母一生的形象写照。她一生经历过那么多艰苦岁月,但从来没有为一点“嗟来之食”有求于谁。很多去过老师家的人难以想象,像老师这么成就卓著的大学者,竟然住在那么狭窄的小旧屋。而退休之后,没有单位办公条件的老师,只能在两间旧屋之间搭起一个仅有二点七平米的窄小卧房兼书房。老师不但没有怨气戾气,相反以乐观态度将其命名为“二密栖”,并且自书《舟室铭》以书其志。师母也是如此。她曾亲口对我说,我小时候什么好房子,大房子没住过?现在这些楼房在我眼里不过是些火柴盒,你让我为了几间火柴盒去低三下四求人,我做不来!

“要手心朝下,不要手心朝上”这句话几乎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我从师母这句话中体悟到的是一种做人的尊严和自信,也是在人生道路上以自强态度去面对一切的勇气和动力。在我遇到任何棘手和难处问题的时候,是师母这句话给了我自信的底气和力量。很多情况下,只要自己心里有那份尊严和自强,无论多大的艰苦困难总是能被克服过去的。

师母还有一段话让我终生受用,她把毛泽东“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三句名言作为自己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准则。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无论是对这个格言的来源,还是对这句格言的内容,都往往会有不解或者误解,以为师母是个好斗分子,主张好斗,不能与人为善。其实,大家闺秀出身的师母既有最好的家教,也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时代受过最好的大学教育,自然懂得什么是起码的人际交往礼节和原则。她之所以强调这三句话,是因为那是在她所经历的社会环境险恶,人际关系紧张的恶劣年代,在艰苦漫长的人生阅历中总结出来的重要自我保护措施而已。它的真实内涵应该是:我不会去主动挑事,但绝不能因此而怕事。只要我有理并受到挑衅欺压,就要义无反顾地予以反击。在这方面,师母的性格甚至和老师有些不同。老师的仁慈善良,学界有口皆碑,但也往往有人利用老师的善良来达到某些不良目的。每当发生这种情况,老师往往以“张公百忍”的态度去化解,但师母只要知道有这种事情发生,总要想法去弄个水落石出,还事情本来面目。这就是我那清清白白的师母!

回想起来,老师在世时我更多的是从他那里得到学问和学术的教诲,而当老师去世后,我更多的是从师母那里得到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因此,从老师1988年去世到1995年师母谢世,我一如既往地每年几次去北京看望师母。这种情况我本人一直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外人看来这竟然成为一直受人赞赏的情操。八十年代中期,老师在世时,由南开中文系校友,也是恩师到南开做兼职教授的引荐人黄克先生牵头主持,搞过一套中国历代各种文体的流派源流演变丛书。其中小说流派演变一册由中华书局程毅中先生担纲主编。该书中“志怪小说流派演变”和“志人小说流派演变”两章分别由老师和我来撰写。书稿完成之后,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老师生前未能面世。大约1993年,老师去世之后五年,在程毅中先生奔走周旋下,该书终于出版。出版之后,程毅中先生亲自把样书送到师母在府右街商务印书馆家属楼新居,顺便看望师母。在与师母的交谈中,程先生得知老师去世后的几年,我一直没有中断和师母的联系,一如既往去看师母。事后程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对此大加赞赏,将其称为“古风犹存”。其实这在我看来,这是做人再普通,再应该不过的起码要义罢了(老师师母对我恩重如山,我岂能做人走茶凉的事情!)。

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师母,是1995年暑假。我从1995年三月开始去韩国高丽大学任教,为时一年。暑假期间回国探亲时,我带了从韩国给师母买的点心礼物,专程去北京看望师母。师母看到我能出国讲学,非常高兴,又是陪我聊了大半夜。当时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和师母的最后一次诀别。这次我已经发现师母的精神状况不如从前。果然,等我1995年年底结束韩国的讲学工作回到国内时,就收到师母已经阖然离世的消息。尽管我有思想准备,也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想到十多年来老师和师母对我的种种恩泽,想起师母对我谆谆教诲和无私分享的那些日日夜夜,心底那种至亲离世般的种种悲痛,根本就是难以遏止的。因为在我心里,师母这位冰心玉洁的时间奇女子,是旷世难寻的!

  

老师,师母,您在那边过得好吗?又在一起唱戏、玩扇子了吗?又在诵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了吗?您知道这些年我有多想您吗?我今年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等我到了离开人世那一天,我要过去找您团聚,再给您包饺子吃,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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