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8日 0: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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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四十年前大学时代学习生活琐忆(4)
发布时间:2018-9-6  阅读次数:52  字体大小: 【】 【】【

  

外国文学课程是我大学课程中稍感尴尬,也略有些遗憾的课程。

本来,在我之前的文学作品阅读积累中,外国文学是比较喜欢的部分,所以占有比重也比较大。小学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文革爆发,大约两年多时间我在课余时间经常泡在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小学部),以至于几乎把小学部能借阅的小说看遍了,其中也有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但平心而论,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基本还处于儿童文学状态,大部分与当时苏联文学有关,主要是像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之类的红色作品,连普希金的东西都很少。当然,也有数量不少的其他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记得有些童话,反映苏联集体农庄题材的作品等等。这些显然最多只能算是外国文学的小儿科,离真正外国文学的大门还很遥远。文革爆发后,学校开始停课,我开始进入无所事事的和周围朋友交换读书的状态。这些书中也含有一部分外国文学作品,记得有《牛虻》之类,但为数不多。

进入中学之后,课程很少,经常忙着搞政治活动。但我比班上所有同学都忙,原因就是我是所在中学负责学校美术宣传工作的美术组(当时叫“红画室”)承担几乎是专业性的美术宣传工作。其中最重要的重头戏是学画伟人像。没有想到的是,这学画伟人像一事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我对西方文学艺术的渴望和兴趣。今天人们可能很难理解的一点是,在那样一个红色意识形态的年代,而且你做的又是画伟人像和红色宣传相关的工作,怎能可能能跟西方文学艺术的兴趣扯得上呢?

这个问题好我在之前文章中谈到关于我自己在批林批孔和评《水浒》运动中借机获得知识营养的道理一样,无论遇到什么环境和事情,只要你自己有心,应该都能找到获取知识营养的渠道。画伟人像是红色宣传,但是,画伟人像用的是油画材料和技法。这些是我之前从未接触了解过的东西。通过接触油画这种绘画形式,我至少由此知道,油画它不是国货,它来自西方。而通过和之前学过的水彩画和一点点国画相对比,加上自己画油画的实践,我又很自然的深深为油画它深入细腻的真实表现力而折服震撼。这无疑也就激发起年轻人对孕育油画这种绘画形式的文化土壤发生浓厚兴趣。虽然当时环境所限,所能获得这种知识的渠道实在有限,老师也不敢多做相关介绍,但我还是知道了当时中国油画画风的传统,主要来自中苏友好时期的苏联老大哥。知道当时中国最牛的几位油画家,像靳尚谊、罗工柳等名家都是五十年代苏联老大哥在中国所办油画培训班的学员。同时也隐约知道了俄罗斯列宾、苏里科夫这些神一级的名字。

中学毕业后我又进入大连师范学校美术班学习。那是1972年,正是号称资本主义“回潮”的年代。我们不仅可以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画石膏,画人像,而且还大胆广为搜罗,寻觅那些与绘画有关的理论性书籍。什么《素描教学》《芥子园画谱》之类都冒了出来。与此同时,一些与外国相关的小说也慢慢流入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中。1973年我进入大连38中学,成为正式美术教师之后,这种对于孕育油画故乡的那种知识文化渴求,更是一发而不可收。

我先是去拜访我师范学校美术班的水彩课老师于朝纲,请他帮我解决困难。结果于老师慷慨大方,不仅给我看了很多他冒险保存下来的很多外国画册(主要是苏联、俄罗斯),而且还送我一本含有几十幅图片的《列宾画册》,这对我简直是巨大的横财!同时,我还广泛搜集这方面书籍渠道,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我在大连38中任教时同时兼任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在去新华书店购书时,在书店后面的单位购书渠道买到一本鲁迅翻译的日本坂垣鹰穗所著《近代美术史潮论》,这部8万字的著作竟然被我用一个旧笔记本全文抄录下来。在大连38中工作那几年我和该校语文组几位同事关系相处很好,其中语文修养比较好的有两位,一位是语文教研组长王明海,还有一位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老师叫祝恩堂,当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曾改名为“祝恩党”(不知何意)。这位老大哥是一位西方文学狂,对西方文学可谓烂熟于心,不仅经常给我讲些外国文学的小段子,而且还倾其所有,把他手里的外国文学作品借给我看。记得有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等,我通过老祝的介绍和阅读《罗亭》等作品,知道了俄罗斯文学大略,知道什么是“多余人”。可以说,从对油画的喜爱,波及到对包括西方文学的西方文化的热爱,这些在我在大连38中工作那6年中形成一股强烈的知识渴望欲,蓬勃旺盛。

上了大学中文系,我原本以为这回可以大干一番,好好满足一下这股西方文化求知欲了。所以在上大学不久,刚刚办好学校图书馆借书证后,我最先借阅的,就是《伊利亚特》《奥德赛》这些西方文学源头经典,以及郑振铎《文学大纲》等世界文学论著。可以说,如果没有变化,我在中文系专业方向的兴趣和深入研究方向,当首推世界文学莫属。

但是,事情后来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导致我不得不忍痛中断了对世界文学的钟爱,把兴趣和求知点转向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小说。

事情大约是在上大二开始,我作出了毕业后考研的决定。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我找到当年在38中工作过的同事祝恩堂大哥,和他商议考研专业方向问题。因为他本人是世界文学狂,所以我本来以为十有八九他会建议我考世界文学方向。但他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却建议我把兴趣和知识点改向中国文学,中国古代小说(理由原因详后)。正是他的这个建议,不仅改变了我的兴趣知识点,同时也规定了我迄今为止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

也正是因为这个计划,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在大学课程中对于外国文学课程的忍痛克制。除了在几位老师课堂上认真听讲、做笔记,以及期末考试认真复习外,其他课余时间用在外国文学方面也就十分有限了。尽管如此,几位任课老师的音容笑貌和讲课风格还是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印象中外国文学课是从大三开始上,记得俄罗斯文学是一位姓杨的男老师,脸比较黑,嗓音比较粗哑。那时候政治气候虽然开始变化,大有解冻之象,但很多问题还来不及一一作出新的评价和认定。比如文革期间遭到中国大陆痛批的肖洛霍夫,这个时候仍然还没翻过身来,还是作为反面典型来介绍。杨老师在课堂上痛骂肖洛霍夫为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并详细而全面介绍了肖洛霍夫的几部经典作品:《一个人的遭遇》《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为配合课程内容,老师还四处奔走,借来(抑或是租来)这几部影片拷贝,把我们拉到大连机车车辆厂俱乐部做批判式观赏。当时对我们来说,批不批判倒在其次,一下子饱赏几部苏联电影大片倒是真心乐死了!后来听说杨老师患癌症逝世,不免令人伤感!

印象最深的是讲东方文学的黄老师。他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工农兵学员老师,但很用功,脑子也很清楚。他讲课的最大风格是简明扼要,线索清晰,而且声调洪亮,台风端庄。从印度文学的《沙恭达罗》,到日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还有小林多喜二之类,都是绘声绘色,极有课堂感染力。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在一些为老师们讲评和打分的活动中,黄老师都获得学生很高的评价。以至于一次系领导在学生大会上不点名地引导学生们“对一些年轻老师的评价要客观,要从知识和科学角度考虑,避免感情因素”,大家心里立刻都明白指的应该就是黄老师了。

欧美文学主讲是当时辽师中文系外国文学台柱陈周芳老师。她不仅业务好,而且也是很多“先进”“红旗手”之类的得主。她讲课像一位和蔼的阿姨,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好似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从莎士比亚的“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到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提涅;从狄更斯,到雪莱;从塞万提斯,到莫里哀等等,那些欧美文学中的巨擘都如同走马灯一样浮现在我们面前,而且都是充满了西方文化那种浪漫的味道。坦白说,如果不是我因为考研改变兴趣和求知点,陈老师的课程肯定是我大学期间最最喜爱的课程和课外下功夫最大的学科。但由于我考研的计划安排,这些心底的兴趣冲动不得不压制下来。这样也就自然会影响到最终的学习成绩。我在大学期间总共二十几门课程中,其中90分以下成绩的课程总共不到5门,其中就有外国文学。这也许是一个遗憾,但这件事情也同时告诉我,什么叫“取舍”,怎样去面对和处理“取舍”。

有些遗憾,但并不后悔,这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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