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8日 0: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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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半个世纪的摄影因缘(书缘心语之十三)
发布时间:2018-6-12  阅读次数:37  字体大小: 【】 【】【

  

今天的中国,可谓全民摄影的时代。往大众处说,任何一位手里持手机者,都具备摄影的条件。往小众说,无论是国内国外的名胜景点,还是各种老年大学的必修课程,都少不了一大帮长枪短炮的摄影大军。博客、微博、微信的广泛使用,更是极大促生激发了全民的摄影激情和兴趣。如果要统计一下如今每年中国各种渠道产生的照片数量,大概是一个谁也无法完成的超难度研究工作。

说到摄影,我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机”了。这个“老”,不敢说是成就和价值上,一方面是指时间的资历,另一方面是对于摄影基本原理的掌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学摄影,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完全掌握了那个时代的全部暗房技术。

在数码摄影技术发明之前,传统的摄影是胶片摄影(以黑白摄影为主)。几个基本环节是:1,买来胶卷安装到相机;2,拍照;3,暗房冲洗胶卷;4,用冲洗出来的胶卷底片印相或放大照片;5,将放大出来的照片干燥上光并剪裁。

在今天看来,一个相当巨大的反差是:文革时期是文化荒漠时代。对于当时大多数民众来说,别说亲自掌握摄影技术,就连有一位会摄影的朋友给自己拍几张黑白照片,那也是非常难得的幸运(大家回家看看大多数生活在文革时代的普通百姓手里有多少张那个时代的个人照片就清楚了)。我一个普通中学生,怎么能有如此幸运的机会能够掌握全套摄影和暗房技术呢?

这还是需要感谢我中学时代(1968-1971)的学画生涯。

因为文革时期美术界基本废止了石膏和模特写生,所以给当时美术创作的专业人员提出一个如何获取现实生活人物形象的问题。当时一部分美术工作者开始尝试用相机拍照人物的方法来替代人物写生的渠道。这固然不是非常合乎美术创作原理和规律的方式,但却是一个见效比较快的急就章。同时,由于摄影拍照反映现实生活比较迅速,所以当时很多宣传渠道也经常采用摄影这种方式。

我在大连十五中的美术老师徐世政先生当时是个比较跟潮的人。他从1969年开始,把摄影作为一项重要新事物来学习。一方面为美术创作提供人物和风景形象素材,另一方面也为学校的日常宣传掌握新的媒介方式。

今天的人们都清楚,学摄影是个“烧钱败家”的行当,既要有硬件设备,又要有软件指导。而在那个时代,具备学摄影的这些条件就更加难得了。可能一切都是天意。当时我们所在的大连十五中却意外具备了条件。在硬件方面,学校有一台前苏联基辅135相机,可以名正言顺归负责美术宣传的徐老师使用;在软件方面,当时学校工宣队有一位蔡师傅,是位摄影发烧友。他十分主动地承担了徐老师业余摄影教师的工作。结果,不到半年,徐老师就基本上掌握了摄影主要技术环节。他在掌握这些技术的同时,几乎是现学现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摄影技术传授给了我。因为一方面,学校这方面宣传需要一个得力助手,另一方面,徐老师对我真的是青睐有加。

有那么一段时间,徐老师一旦有了摄影成品,有时是学校活动报道,比如运动会,或其他大型集会;有时是为绘画创作拍摄模特照片,我们就一起钻进用学校楼梯下改造的简易暗室。在微弱的绿灯下冲洗胶卷,在暗红灯下放大照片。一边在冲洗放大,一边还聊着家常。记得当年徐老师创作过一幅作品叫《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画面上是一位中学女教师握着一位即将上山下乡毕业生的手,眺望远方,为他送行。女教师的摄影模特就是一位化学女教师张秋君,男学生的模特好像就是美术小组我一位师弟苏兰波。

又经过大约半年的实践学习,我也基本上掌握了摄影暗房技术,能够独立进行从拍摄到冲洗放大各个环节的工作了。所以也就自然成为所在中学摄影宣传工作的重要帮手了。大约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71年底我中学毕业,学校各种宣传活动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出自徐老师和我两人之手。有时候,一些重要环节由徐老师把关,比如冲洗胶卷和放大照片。而显影、定影、上光、剪裁等环节基本都是我来负责了。

由于已经独立掌握了这门技术,我逐渐开始在所在班级和周围发挥这方面的优势作用。记得在中学毕业前夕,我从徐老师那里借出相机,和班干部一起组织全班同学到劳动公园举行了一次毕业联谊活动。我负责全部活动的跟踪拍摄,同学们分离之前的各种友谊友情画面,都被我拍摄下来,冲洗放大出来,每人手里都会有那么几张与不同同学组合的纪念照片。这些照片成为班级同学多年来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忆。

记得还有一次重要的摄影工作是独立为我担任舞台美术工作的所在中学排演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组拍摄剧照。因剧场灯光亮度不够,胶片感光不足,拍照不算理想。但作为那个剧组一段重要的历史镜头,还是弥足珍贵的。遗憾的是那些照片后来不知去向,底片也遗失了。

因为有这个一技之长,摄影也成为我和同学们之间友谊联结的纽带。记得中学毕业之后,一位参军的中学同学回大连探亲,几位中学要好同学找到我,要我设法借到相机,跟同学一起去大连老虎滩公园游玩联谊。还有一次(大约是1975年我在大连38中担任美术教师时),我去北京参观全国美展时,在拍摄展品同时,也为同行的同行朋友拍了一些人物纪念照。当时正巧遇到了我在大连师范学校的水彩画课程老师于朝纲,我为他在中国美术馆前拍摄的纪念照他非常满意,特地要我回到大连后专程陪他去大连劳动公园拍了一次游览照。当然,家里的亲人也没少跟我在这方面沾光。结果我也都没有让大家失望。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万马齐喑,异常沉闷的社会环境下,我能学会掌握这门摄影技术,并且能为大家做些在当时非常“酷”、非常罗曼蒂克的文艺范儿行为,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

师范毕业后,我到大连38中学担任美术教师。我掌握的摄影技术也很快在学校宣传和师生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来到38中不久,赶上学校每年一度的运动会。我从中学母校徐老师那里借来相机,为学校运动会做了一次专场跟拍摄影。拍完之后,我又带着胶卷,来到中学母校,请徐老师给我开方便之门,借用那里的暗房,冲洗放大了全部照片。然后在学校的宣传橱窗中展出了这些照片。此举轰动了全校。大家都蜂拥来到橱窗前来欣赏照片,找到自己或自己认识老师同学的照片,然后奔走相告。我也一夜之间成为大家心目中能力非凡的摄影王子。

在此之后,有几位大连38中学生摄影爱好者主动与我联系,我又成了薪火相传的摄影指导老师了。不仅如此,因为这些同学年龄跟我相仿佛,我们除了交流摄影,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了。前几年在失散三十多年之后,终于和当年的摄友,后来大连机车厂工程师邹林松取得联系,重新见面,重温往日友情。

由于我在大连38中摄影宣传方面的工作,全校师生和领导都看在眼里,所以也就没有忘记为我创造属于自己的摄影工作室的机会。这一天果然来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在全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做的一件共同工作就是举办各种纪念毛泽东宣传活动。我所在学校革委会作出决定,由我负责,以学校名义举办纪念毛泽东图片展览。

为搞好这次展览,我向学校提出购置全套摄影器材的申请,得到批准。学校专门拨出经费,购置了两台照相机(长城牌135相机和珠江牌120相机),一台放大机,以及全套冲洗上光设备,并且在学校广播室打出一个隔断,做出一间简易暗房(当时该中学一年的办学经费大约是2万元,这套摄影器材用了大约十分之一)。这套设备对于完成展览会的举办,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了这套设备,我的摄影和暗房技术也就有了进一步提升的条件和可能。

1978年我考上大学,应该是我人生一次重大转折。我由一名中学专职美术教师,变为一名中文系在读学生。这个转折意味着我要放弃以前的美术专业,当然也就意味着告别我那来之不易的校产照相机和暗房,专心投入中文学习中了。

然而上大学不久,我的摄影能力被同学们发现,再次在辽宁师范学院发挥了作用。

因为对摄影的酷爱,上大学后不久,我在亲人帮助下,购置了一台二手135相机(海鸥牌)和简易放大机。这个情况被我大学同班同学,当时寄宿在我家,跟我同住的班级支部书记马磊军同学发现。他比较有管理和商业头脑,跟我策划成立一个学生摄影社团,既丰富学生课外生活,又可以在周末为同学做些有偿摄影服务(比如校门校牌留影等)。这个计划还真的实施了一段时间,也有几位同学参与活动。相机设备主要用我的那台。暗房开始在我家厨房,但因遮光效果不理想,后来活动组的赵桂娟同学提出她家有个存放杂物的地下室可以使用。于是就改在那里了。但是暗房工作是一件费时间,费精力的事情。自己过一段时间偶尔玩玩还可以,一旦进入制度化规律化操作,很快就感觉到时间上入不敷出。尤其重要的是,我当时明确意识到,这件事情会严重影响我已经开始准备的考研工作。所以,在我的极力呼吁下,这个活动社团的有偿服务活动停止了。我们只是有的放矢地为同学们做些服务性工作。比较重要的是,大学毕业前夕,为全班同学搞了一次义务摄影专题活动,并且为全班的毕业合影做了义务照片洗印工作。这是大学期间用一技之长为同学们作出的重要贡献。

198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因为学习紧张,宿舍空间有限,我的相机和摄影器材都没有随身携带。但缘分所致,相机和摄影又再次找到了我。

我学习所在的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在华粹深、朱一玄、宁宗一、鲁德才等先生的努力下,成为80年代初南开中文系重点发展学科专业方向。为此,学校和中文系对研究室各方面都给予倾斜。其中包括数额可观的海外图书购置,还包括购置了一台日本原产135相机(牌子忘记了)。

这台相机开始在研究室秘书陆广训老师那里保管,后来陆广训老师调到系资料室。研究室几位老师得知我在这方面有些能力,就临时把相机放在我手里保存。

在保管这台相机期间,我用这台相机完成了几件比较重要的工作任务。最开始是1983年,我和同门同窗陶慕宁兄一起外出进行学术文化考察,从天津出发 ,西至西安华山,沿津浦线过洛阳、开封、南京、无锡、苏州,从苏州走运河水路抵达杭州,从杭州进入上海,从上海北上至曲阜、上泰山,历经一个多月,回到天津。一路上,用这台相机拍摄了大量文化采风照片和个人纪念照。

嗣后,1984年,由南开大学小说戏曲研究室主办,我导师刘叶秋先生主持召开了首届全国古小说会议。宁宗一、鲁德才两位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就是除了其他会务之外,用研究室相机拍好会议照片,留作历史档案。我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同时,这次会议也让我结识了很多古小说研究界的名家,如前南京师范大学段熙仲先生、上海文化奇人周楞伽先生等。

另外一件重要事情是1991年,南开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纪念华粹深先生逝世十周年座谈会。我负责大会会场布置和摄影工作。这次会议除了华先生遗孀黄湘畹师母,南开师生和华先生生前友好外,比较重量级的参会者是南开中文系友黄克先生专程邀请并陪同华先生生前挚友启功先生。我负责拍摄的照片会后也都连同底片上交了。

这台相机还跟我一起发生过有意思的历险趣闻。1983年,我还在读硕士期间,远在大连的妻子来天津探亲,我们一起和即将毕业前往四川成都的南开中文79级师弟师妹李中茂和侯永毅(准伉俪)去水上公园游玩。我在用这台相机为大家拍照时,为获取更好的取景镜头,我身体就不断往后退,结果竟然不慎落入水中。这次落水最奇特的场面是,我全身(包括整个头部)都落入水中,唯独那只持相机的胳膊和相机高举在水面外。结果,我全身湿透,相机滴水未沾,照常使用。

90年代开始,国际上摄影硬件技术开始发生重大进步革新。第一个重大变化是傻瓜相机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摄影的专业门槛。同时,由于彩扩的专业化,流水化,个人黑白照逐渐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这应该算是中国摄影大军的第一次大扩编。这个变革对我摄影生涯的影响就是,封存了挚爱多年的机械相机和放大机,跟摄影大军一起开始使用傻瓜相机了。

但是,平心而论,我在使用傻瓜相机的同时,内心对它还是相当抵触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我之前摄影一大乐趣是暗房冲洗放大。亲手把自己取景拍摄的胶片在暗房进行冲洗后,再用放大机进行放大剪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件如同怀胎生产一样的艰难而富有极强的期待感,那种感觉是傻瓜相机拍照后把胶卷交给彩扩冲洗部后拿到现成照片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第二,专业摄影的重要技术要素是关于曝光量的掌握,是光圈设定和快门速度的合理比率。不同的拍摄对象,要采用不同的光圈设定和快门速度。这是一件极富技术含量和成就期待的工作。以上这两点也是摄影乐趣的重要原因所在。但傻瓜相机抹平了这一切,把摄影变成了一件极为机械的操作。这让我对摄影的兴趣大减。在几年时间内,我除了必要的纪念性留影。基本就与摄影断绝关系了。

大约20世纪末开始,国际摄影硬件技术发生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数码摄影取代胶片摄影。这个变革极大降低了摄影成本,也极大提高了摄影成像效果。但早期的数码相机基本还是傻瓜化,同时操作上也与传统机械相机有较大变化,这个时候尽管我也购置了一台傻瓜数码相机(俗称卡片机),但仍然没有重新激起我的摄影热情。

不过,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摄影基因被儿子吸收继承,并导致他因此自己主动选择摄影为终生职业。当时那台傻瓜数码相机被还在上中学的儿子喜欢上,成为他的专属品了。他不但迷上了数码摄影,而且还用那台数码相机深入钻研,如痴如醉。尤其是他上大学之后,继续迷恋摄影,一度成为南开大学学生摄影协会主席,举办过个人摄影展。大学毕业后至今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工作者。

我本人在傻瓜相机的使用中也慢慢开始发现和形成兴趣。大约从21世纪开始,我使用傻瓜数码相机逐渐开始由简单的人物纪念照转入风景艺术照。但与此同时,我也就自然开始发现傻瓜数码相机的各种局限。2005年,我和南京师大钟振振先生和苏州大学杨海明先生同时应邀到曲阜师大讲学。当时钟振振先生已经是数码单反和长枪大炮的全套装备了。我们一起参观尼山和孔庙孟府。结果发现,我用卡片机拍的照片要远逊于他的单反拍摄杰作。这件事对我有比较大的刺激。回来又加上作为职业摄影工作者儿子的怂恿推介,我终于从2008年开始,从傻瓜数码升级为单反数码。这一下就一发不可收,从佳能400D,升级为60D,直至目前的全画幅6D。镜头也从普通标准镜头,逐渐增添长枪大炮。

单反数码的使用,使我能在充分保持和利用自己既有绘画构图基础、摄影曝光原理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高科技数码相机的科技含量作用,完成比先前胶片摄影高出很多的艺术表现效果。

从使用单反数码开始,我基本上停止了自己本人的风景纪念照拍照,基本上把精力投入到风景和名胜的拍摄中。这也极大刺激了我的旅游热情和摄影欲望。十多年来,我先后两次去美国,几乎走遍了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周边国家的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的名胜古迹和风景也去了不少。国内则更多了,从新疆的喀纳斯、帕米尔雪域高原,到东北内蒙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东海普陀,到西藏纳木错湖。留下数以万计的数码照片。这些照片配上相关文字介绍和文化知识,成为我的个人网站、博客、微信公众号文章的重要资源。旅游、数码摄影、博客、微信公众号,这几者的融合,已经成为我个人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坦白说,半个世纪前我学摄影是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原因。但从我染指单反数码摄影开始,我的摄影活动基本属于自娱自乐型。只想把自己的镜头和对相关景物的背景了解做一个总结,留下一点记忆,或者拍一点自己喜欢,而能多少有些艺术风格的作品。很多老朋友看了我的游记中的照片和文章,纷纷建议结集出版。我一来太忙抽不出时间系统整理,二来出版这种画册形式的出版物价格不菲,我拍的片子又太多。如果要精选就更费精力了。但由于现代社会网页、博客等现代媒介方式传播迅速,我拍的照片在网上也小有一点影响。有些出版物由于特殊原因需要我的照片,主动联系我使用了我的摄影作品,使我的摄影作品有了一点社会影响。

第一次是为旅游画册提供照片。前些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过一个画册叫《跟电影去旅游》,内容是选择一些经典影片的发生地,在介绍该影片情节同时,附上故事发生地及其名胜照片。其中有一部电影叫《剪刀手爱德华》,故事发生在美国福罗里达州的坦帕市。这个地方即便在美国也是比较偏远的。出版社为节省成本,不想派人到该地实地拍摄,于是就在网上搜索关于坦帕的照片。结果除了我在坦帕几篇游记中使用的几张我本人拍摄的坦帕风景照之外,当时网络上就很难找到像样能用的坦帕风景照了。于是编辑部跟我联系后,使用了我游记中的几张坦帕风景照。

还有一次是某出版社要出版一部《中国雕塑》(画册),其中一件重要雕塑作品是坐落在扬州史可法纪念馆的史可法塑像。这个地点倒是不远,出版社也派专人拍了该雕塑照片,但雕塑作者本人和出版社均不满意,于是又在网上搜索,找到了我的游记中那组2007年我参观史可法纪念馆拍摄的史可法雕塑照片。后来这部《中国雕塑》中使用的史可法雕塑照片,就采用了我拍摄的那幅。

另外一次是某出版社要出一篇关于杨柳青年画的文章,里面需要关于杨柳青年画制作过程的照片。正巧我曾带门下学生到杨柳青踏青野炊,顺便到杨柳青年画坊采风,拍下若干年画制作过程照片。这组照片也被他们拿去使用了。

我本人半个世纪的摄影历史,基本上也算是半个时间以来中国摄影在硬件方面发生变化进展的一个缩影印证。

这半个世纪的摄影和绘画感受是:尽管科学技术已经获得了极大发展,摄影硬件设备已经到了非常智能化的程度。但是,越是如此,越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和个性要素,以及最基本的摄影技术原理。在我看来,不懂得摄影的曝光原理,不明白光圈与快门速度之间的比率与摄影效果的关系,就不能叫做会摄影。最多只是端着相机拍照而已。这如同绘画一样,没有受过严格的素描基本功训练,你的绘画也只能是涂鸦乱抹。我也很难相信,一个不懂得dos原理的人,会成为计算机和IT高手。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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