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而不同”这句话，原来出自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顗的《摩诃止观》。作为天台宗的重要经典“天台三大部”之一，《摩诃止观》是天台宗的基本经典。其中谈到“渐次”、“不定”、“圆顿”三种修行方式时说道：“疑者云：教境名同，相顿尔异。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此章同大乘、同实相，同名止观，何故名为辩差？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从多为言故名不同耳。一切圣人皆以无法而有差别，即其义也。”这里所讲的“同”，是指三种修行在本质上的一致；“不同”则是指各具体修行过程的差异。也就是说，尽管世间万物各有特征，因而各自的修行手段和途径各有不同，但万物在本质上都是虚无这一点却没有差异，完全一致。他所强调的是不同中的“同”。

天台宗在明代万历年间复兴于江南，受到天台宗学说的影响，叶昼用“同而不同”的观点来总结《水浒传》的人物塑造方法，他在《水浒传》第三回评语中说：“描画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文学不同于宗教和哲学，宗教和哲学注重的是世间的一般规律和道理，而文学则更重视一般前提下的特殊性和个性。所以叶昼所总结的《水浒传》中人物塑造方法是从“同”中有“异”的角度来看的，它既符合文学的总体特征，也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人物塑造的方法上，西方和中国的小说都经历了一个从类型化人物形象到个性化人物形象的共同过程。中国小说中类型化人物形象的典范作品是《三国演义》，个性化人物形象的典范作品是《红楼梦》。《水浒传》则是从类型化人物向性格化人物过渡的小说作品，一方面，它还保留着类型化小说强调人物某一类型方面的性格特征，同时，它也开始注意到还要写出人物共性基础上的个性。如阮氏三雄的气质和本领都大致相似，但《水浒传》的作者却在三人相似的基础上又写出小二的深沉、小五的泼辣、小七的爽快。叶昼在这里加批道：“刻画三阮处各各不同，请自着眼。”上面提到的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人，在基本性格的“急”字上都是相同的，可是每个人的具体言行却迥然有异。如书中写武松和李逵二人都打过虎，但二人打虎前后心态却不一样。有人认为武松打虎时还是有些胆怯，不如李逵勇猛。对此，叶昼认为是“村学究见识”。与这种见识相反的是，叶昼认为这正是“施、罗二公传神处”，因为“李是为母报仇，不顾性命；武乃出于一时不得不如此耳”。

       当然，由于小说艺术的积累还没有到达最高峰，所以《水浒传》的人物塑造虽然注意了“同而不同”，但其人物性格尚未达到共性与个性高度统一，个性充分丰满的人物“典型”的高度。不过小说史的发展来看，《水浒传》是中国小说人物塑造发展过程中的一块重要基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水浒传》开辟的在人物日常生活言行中刻画其性格特征的人物塑造新方法，就没有《金瓶梅》以至《红楼梦》等世情小说及小说人物典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