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仲平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   宁稼雨教授坚持古代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发明张扬，始终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相结合，尤其注重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的探索建构、批评实践和群体培育，并以卓越的研究实绩证明了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和以之指导学术实践的必要性与正确性。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具有美好的学术前景。

关键词：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与实践

历史有多个层面，一是当时正在发生的物质实践，二是史家运用语言重建的史书，三是加上想象创作的艺术作品。正在进行时的历史是鲜活的动态过程，血肉丰盈、生机勃勃而色彩鲜艳；而当这些物质实践结束之后，语言文字的呈现就像影视作品回放的片段，失去了当时的生气、血色和光彩。根据美学家克罗齐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按照哲学家伽达默尔的理论，所有历史都是效果历史。因此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所谓追踪事物真相的行为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徒劳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材料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没有理论指导的研究是暗昧不明的，如果不能在理论的烛照下进行超越性的阐释，学术也就如同黑格尔所说的“蚂蚁追大象”，永远只能在地上爬行。

学术研究的理论自觉，不仅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学者成熟的标志。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向来重视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07年11月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举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专题学术研讨会，宁稼雨教授应邀为大会开幕式致辞。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研究方法的创新意识，意味着对学术研究当中思辩和理性的极大鼓舞、极大肯定和极大倡导。而就目前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界而言，缺少的也许不是形式上的所谓学术规范，而正是能够推陈出新无愧于时代的理论纬度和思想勇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风向主流大体还是汉代经学和清代朴学的翻版，循规蹈矩的学术规范取代了锐意进取的思想和理论探索，某些新理论和新方法，也大体被视为异端而受到冷落。在这种环境背景下，本次大会的召开，表面看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这恰恰表现出举办者的匠心所在，那就是站在历史发展和学术变革的高度，给古代文学研究工作以理论思维为根基的新方法的再生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这是对中国学术发展的积极贡献，也是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功德无量之举！”

转眼10年过去了，而今重新回顾和审视这些言辞，仍然感受到宁稼雨教授锐意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真知灼见。也正是如此，宁稼雨教授多年以来不忘初心，始终坚持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发明张扬，并始终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相结合，尤其是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的探索建构、批评实践和群体培育，引领了当代学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高端水准和前沿锋芒，同时也体现了本人以及他所培育的学术群体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鲜明风格与独特个性，以卓越的研究实绩证明了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和以之指导学术实践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第一，在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探索与系统建构方面，宁稼雨教授广泛吸收了古今中外叙事文化学的理论资源，通过有效元素的筛选、理论内涵的改造与概念的重新阐释，整合建构了适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叙事文化学逻辑系统。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任何研究都带有主体的先在结构即期待视野或曰合理偏见。因此，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是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先在结构与期待视野；而对于适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叙事文化学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建构，乃是研究者自觉意识和主体素质建构的首要工作。

首先，廓清了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内涵。在与张培峰教授商榷的文章中，宁稼雨教授揭示了“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与“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学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在研究实践中不应将二者对立或隔绝开来，认为二者是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应该对二者进行整体观照并对其内涵作具体阐释。显然，这样的立论不仅在理论层面澄清了模糊认识，而且对于研究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界定了叙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选材范围）。宁稼雨教授将基本的研究对象锁定为历史事件、历史故事、文学作品（包括戏剧文本）以及诗文典故等，特别辨析了诗文典故对于全面揭示研究对象的叙事文化学意义的重要价值，明确指出不能将其排除在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视野之外，从而保证了研究对象的系统性、全面性与科学性。这个观点的理论价值，在于既关注了文献的全面性和总体性，而且指明了文献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变化，哪怕是短小的片段，也已经融进了时代、作者和作品的新内容，即在阐释学意义上的文化增值。

再次，强调了叙事文化学研究应该持守的历史观问题。从绝对的意义上说，任何研究主体其实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的文化价值好恶和学术主流导向的制约和影响，于是，试图超脱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偏见进而更加接近客观真实的努力，也许只能停留在主观意愿的层面，而是否只有如此才能提升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也是一个难以给出绝对肯定性答案的问题。因此，摆脱时代文化价值观和学术主流导向，只能是一个数量多少的问题。在我看来，站在文化嬗变和不断增殖的角度看，其实倒不必特别在意这种主观因素。

此外，宁稼雨教授还探讨了与叙事文化学理论建构密切相关的许多问题，如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任务，认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对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形成的故事文本进行比对和分析研究。同时，也强调了文本研究类型与叙事文化学的关联作用，即研究方法与文本的关系，认为研究的核心视角是以故事类型文本为纽带，找到中外叙事文化学研究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有机关联等。

第二，宁稼雨教授制定了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本战略。重要表现就是扭转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西为体，以中为用”的理论偏颇和实践流弊，明确提出了“以中为体，以西为用”的基本思路，奠定了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正确逻辑起点、运行轨道、实践要求及价值预期。

首先，确定了叙事文化学研究战略的基本思路。宁稼雨教授指出：“作为‘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换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方法，它理应受到来自中西方古往今来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影响渗透。但中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可谓汗牛充栋，其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需要找到合理和恰当的切入点。变‘西体中用’为‘中体西用’。”并且站在史的高度追溯和评价了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研究范式和及其成败得失，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宁稼雨教授指出：“我本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出也是基于这种思考。以西方学术思潮为主体框架构建起来的以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基本上是小说、戏曲的文体史及作家作品研究。这个研究取代了以往小说戏曲领域零散批评和评点式研究，把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融入到世界叙事文学研究的轨道，可谓功莫大焉。但随着叙事文学研究的深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就逐渐暴露出它于中国叙事文学本身的固有本质产生隔阂，因而有削足适履和隔靴搔痒的不足。”显然，学术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流程，也只有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改革创新提高。

其次，特别强调文本研究，明确了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本范围和主要对象。宁稼雨教授指出：“鉴于学界多年理论批评先行，文本研究滞后的情况，近年来学界文本研究呼声甚高。”在强调文本研究的前提下，宁稼雨教授进而给出了文本研究的具体方案，他说：“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核心视角是故事类型，而就书面叙事文学而言，故事类型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同一类型中不同故事的文本。”同时，宁稼雨教授也看到并指出了文本研究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给出了改善的路径和方法。比如对于文本研究的局限，他说：“不难看出，作家作品和文体史的研究，其重心主体分别是作家生平思想和作品思想内容，以及作为文体历程的小说、戏曲的体裁历时发生过程。尽管这两个重心主体的构想和操作范式对于二十世纪学术局面的形成功莫大焉，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故事主题类型学的角度看，无论是作家作品研究，还是文体史的研究，都无法全面揭示和解释那种既超越单一作品，又跨越单一文体的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的发生过程及其动因的全面阐释。”对于以往研究成果的肯定与继承，对于研究方法本身不足的清醒认识以及自觉超越，乃是宁稼雨教授取得理论创新与学术实践双丰收的内在条件。

再次，设置了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和具体操作程序。宁稼雨教授汲取了主题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认为“主题学研究应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所做对象的范围进行调查摸底和合理分类，二是对各种类型的故事进行特定方法和角度的分析。”于是，宁稼雨教授提出了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本构想，把以中为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分为两个互有关联的组成部分：第一，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第二，对各个故事主题类型进行个案梳理和研究。任何宏观的战略设想，必须配置相应的具体措施，包括主要环节、适用方法、技术手段等等。可以认为，宁稼雨教授关于编制索引、类型梳理和个案研究的几个要点，就构成了他的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整个工序系统。如果能够依照工序顺利推进，基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成果就会源源不断地批量生产出来。

第三，宁稼雨教授带出了一大批博士、硕士，在率先垂范的同时精心培养了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本队伍，形成了叙事文化学研究领域的强大阵容，彰显了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辉煌实绩。就宁稼雨教授本人的成果看，《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体西用”范式重建》、《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对<关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若干思考——以“高祖还乡”叙事演化为例>的回应意见》，以及《关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入选标准与操作方法——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文本研究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作用》等系列文章，为叙事文化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宏观蓝图。与此同时，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是宁稼雨教授指导其门下弟子采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成功试验田。二十多年来，先后有数十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顺利完成。从2007年开始，《厦门教育学院学报》《九江学院学报》曾分别开设过“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2012年开始至今，《天中学刊》一直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大量相关理论文章和故事个案研究文章在专栏发表，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经营和构建了基本格局和研究范例。作为宁稼雨教授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可观阵容，在理论方法探索、基础文献整理和具体个案研究等所有方面，均已经具有了相当多的成果和较大的规模，这应该是我们判断和评价其学术成就的根本依据。

同时，学界近来对宁稼雨教授的叙事文化学研究给予的关注和肯定，也是评价其学术成就的重要指标。郭英德、张国风、董国炎、齐裕焜、杜贵晨、陈文新、伊永文、程国赋等诸大家对宁稼雨教授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赞赏，构成了同气相求的和谐交响，对于进一步推进叙事文化学理论的完善和文本研究的深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愚以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全面理解学科内涵，中国文学史、作家与作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理论与批评。如果忽视了理论与批评，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内涵就缺失了一大块；尤其是可以称之为古代文学研究“自带程序”文学理论与批评——其中当然包括叙事文化学的内容，可以与一般文学基本理论、西方文学理论等共同构成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武器和技术手段。另外，对于西方叙事文化学理论的介绍、借鉴和应用，当然也必须有一个取舍、改造、阐释的工作，这样才能形成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范式，从而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培养新生力量，培育学术群体，更是一件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宁稼雨教授和他带领的研究群体，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必将具有更为美好的学术前景。

（本文原载《天中学刊》2017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