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史上，作为古代小说两大系统之一的文言小说有着突出的地位。从先秦两汉到隋唐五代，古代小说经历了一个从孕育、产生到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创作可谓一枝独秀。宋元以后，通俗小说异军突起，《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不朽巨著纷纷问世，文言小说创作也不甘寂寞，涌现出《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名篇佳构，虽不能与通俗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但数量之多、涉及内容之广、影响之大，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进入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对于文言小说的整理、研究开始走向全面、深入。概而言之，上述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辑录、校订原著，或进行选注、赏析，这方面的成就相当显著，徐震堮校笺的《世说新语》、程毅中点校的《玄怪录·续玄怪录》、方诗铭辑校的《冥报记》《广异记》等等，收录详备，考订严密；其二，通史的写作，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其三，资料汇集、整理书目，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出版较早，以五代为断限。袁行霈、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在书目著录、版本流传、作者考订等方面都作了介绍，并对有关问题有考订、说明，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为了促进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的深入,编撰一部完整、详尽的书目提要是不可缺少、也是势在必行的一项工作。南开大学中文系宁稼雨先生最近推出《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近一百万字，及时弥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一段薄弱环节。笔者在通读之后，认为此书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界定清晰，体例统一。众所周知，文言小说的内涵，相当庞杂，它与史书之间，甚至与佛道典籍、散文游记、诗话、书画评论、地理书等等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清楚，要想撰写一部文言小说的书目提要，首先面临的就是概念的界定问题。这个难题不解决，就谈不上深人开展文言小说研究。作者没有畏难而退，而是迎难而上，以自己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对文言小说的概念，作出科学客观的界定。他的原则是：在尊重古人小说概念的前提下，以历代公私书目“小说家类”著录的作品为基本依据，用今人的小说概念对其进行遴选厘定，将完全不是小说的作品剔除出去，将历代书目“小说家”中没有著录、然而确实与当时的小说相同或能接近今人的小说概念的作品选进来。作者依据事实说话，很多作品在经过阅读之后，认为不属于小说范畴的，就被剔除,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显得真实、可靠。明确规定了划分文言小说的原则和标准，这就为撰写全书提供了指导，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可以据此迎刃而解。

以往的小说工具书，多是众人合作完成，编撰水平，参差不齐，在体例上有时也会或多或少存在缺憾，《提要》则不然，它是宁稼雨先生个人独立完成的，在体例上有鲜明的特点。全书按照时代的先后，分成五编：唐前（先秦至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代、清代至民初。这种排列方法与其他文体的工具书基本接近，独特之处在于时间的界定上，作者将下限定为1919年，而不是按往常工具书的做法，依朝代划分，到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清朝覆亡为止。作者认为一个社会政治形态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形态立即随之改变。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马上结束封建社会的旧文学形式。直到五四运动，代表新社会形态的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才基本上实现新旧文化的交替。从文言小说的事实来看，辛亥革命以后仍然有大量作品问世，所以不应当从 1911年将其拦腰截断。应该说，这个下限的界定是严谨科学的。在每一编中，作者又采取了相当独到的五类分法，即分成“志怪”、“传奇”、“杂俎”、“志人”、“谐谑”五种类型，并对各类小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限定，这种分类方法符合文言小说发展的本来面目。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作者的处理方法又很灵活，例如，“传奇”体小说是从唐代开始兴起的，对唐代以前的历史传记小说，如《穆天子传》、《燕丹子》、《汉武帝故事》等作品，如何归类呢？作者特意设立“传记”一类，以呼应唐代以后的“传奇”一类，这种做法，既照顾到文言小说发展的具体情况，又使全书各编的写作体例保持一致。

二、资料翔实而完整。作者从历代典籍中爬梳抉剔，钩沉辑佚，共收录自先秦到1919年的单篇文言小说、文言小说集、文言小说丛书、文言小说类书，正文正名2184种，异名516种。另外附有《剔除书目》和《伪讹书目》。所谓《剔除书目》，就是将那些历代书目“小说家类”著录，而实际上并非小说的作品放在一起；所谓《伪讹书目》,是将那些文言小说史上的伪作罗列出来。这两类书目的加人，保证了《提要》资料的完整性。综观全书，共收正名2648种，异名577种，总目3225种。从这些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完备的一部文言小说书目提要，保存着丰富的文言小说资料。

在每一个条目之中，作者对文言小说的历代公私书目著录情况、版本流传、作者、小说内容，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交待。他往往列出文言小说的各种版本，并指明其中最齐备、最有价值的本子，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如，谈到《冥报记》时，作者分别介绍了日本高山寺、三缘寺所藏唐抄本、京都知恩院本、川田翁江刊本、今存《涵芬楼秘笈》本、杨守敬六卷本、今人方诗铭辑校本。作者认为，诸本之中，以方本最为“精当完备”（页四九)。

介绍文言小说的内容，作者以客观如实的态度指出其贡献与不足，例如，在《铁围山丛谈》条目中，作者指出：这部小说集“记宋初至高宗绍兴约二百年间朝廷掌故，轶闻琐事。其中对宋代君臣的穷奢极欲，下层官吏的贪婪暴虐以及岭南地区的风俗民情和民间疾苦，均有所披露……另有些制度沿革和风物特产的记载，亦可补史之阙。”此书不足之处在于：作者身为蔡京之子，“又助父为奸，除对蔡京事大书特书，引以为荣外,又把祸国殃民之罪完全归咎于童贯等人，则已然不顾史实，混淆视听”（页二〇二）。立论公允，符合史实。

作者对小说集内容的归纳，并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重点，对其中艺术成就较高或影响较大的上乘之作，着墨甚多，比如，明代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共收21篇作品，作者重点选取卷一《金凤钗记》《三山福地记》卷三《翠翠传》、卷四《绿衣人传》、附录《寄梅记》5篇，予以介绍（页二三〇），其余的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文言小说的“源”与“流”，均加以缕述。除大量唐代传奇名篇外，又如有关“红叶题诗”故事，这本书在《云溪友议》《本事诗》二条中分别缕述此事异同，并分别介绍二者对张实《流红记》传奇和白朴《流红记》杂剧的影响，并在《北梦琐言》和《补侍儿小名录》中谈到此事的流变，在《流红记》条中又全面叙述该亊演变脉络。在《夷坚志》和《鬼董》 二条中，本书分别谈到“太原意娘”故事的异同，并指出其对宋人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和元杂剧《郑玉娥燕山逢故人》的影响。通过对文言小说源流(包括与戏曲故事源流之间的关系）的阐述，揭示了文言小说的题材来源和发展过程，再现了古代小说、戏曲之间交叉渗透的历史。

三、有较高的学术性。《提要》虽是—部工具书，但考辨甚精，学术性较强。作者善于吸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独到的见解，这本书《前言》中，关于文言小说的界定、文言小说的分类，就是明显的例证。

古代文言小说的作者、作年、版本流传，可谓庞杂不清，《提要》对此多有考订，比如，唐代志人小说集《常侍言旨》，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常侍者，其（按：指柳理）世父芳也”。作者考证：柳芳为柳理祖，未尝官常侍，柳登尝官右散骑常侍，陈振孙所言有误。（页一一三）又如，《五朝小说》本所题《西王母传》，署汉桓骥撰，作者通过比较，发现其文字系本《太平广记》卷五六“西王母”条，原注:“出《集仙录》”。再查《道藏》本《墉城集仙录》收作“金母元君”。《云笈七签》本作“西王母传下仙道”。二本文字详于《太平广记》，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五朝小说》系据《太平广记》伪托汉人而成《西王母传》，所谓作者为“汉桓骑”之说，自然不能成立。类似的考辨文字，在《提要》中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