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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孝萱、程国赋:资料翔实 考辨精当——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发布时间:2017-4-13  阅读次数:137  字体大小: 【】 【】【

在中国小说史上,作为古代小说两大系统之一的文言小说有着突出的地位。从先秦两汉到隋唐五代,古代小说经历了一个从孕育、产生到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创作可谓一枝独秀。宋元以后,通俗小说异军突起,《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不朽巨著纷纷问世,文言小说创作也不甘寂寞,涌现出《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名篇佳构,虽不能与通俗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但数量之多、涉及内容之广、影响之大,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进入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对于文言小说的整理、研究开始走向全面、深入。概而言之,上述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辑录、校订原著,或进行选注、赏析,这方面的成就相当显著,徐震堮校笺的《世说新语》、程毅中点校的《玄怪录·续玄怪录》、方诗铭辑校的《冥报记》《广异记》等等,收录详备,考订严密;其二,通史的写作,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其三,资料汇集、整理书目,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出版较早,以五代为断限。袁行霈、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在书目著录、版本流传、作者考订等方面都作了介绍,并对有关问题有考订、说明,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为了促进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的深入,编撰一部完整、详尽的书目提要是不可缺少、也是势在必行的一项工作。南开大学中文系宁稼雨先生最近推出《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近一百万字,及时弥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段薄弱环节。笔者在通读之后,认为此书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界定清晰,体例统一。众所周知,文言小说的内涵,相当庞杂,它与史书之间,甚至与佛道典籍、散文游记、诗话、书画评论、地理书等等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清楚,要想撰写一部文言小说的书目提要,首先面临的就是概念的界定问题。这个难题不解决,就谈不上深人开展文言小说研究。作者没有畏难而退,而是迎难而上,以自己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对文言小说的概念,作出科学客观的界定。他的原则是:在尊重古人小说概念的前提下,以历代公私书目“小说家类”著录的作品为基本依据,用今人的小说概念对其进行遴选厘定,将完全不是小说的作品剔除出去,将历代书目“小说家”中没有著录、然而确实与当时的小说相同或能接近今人的小说概念的作品选进来。作者依据事实说话,很多作品在经过阅读之后,认为不属于小说范畴的,就被剔除,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显得真实、可靠。明确规定了划分文言小说的原则和标准,这就为撰写全书提供了指导,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可以据此迎刃而解。

以往的小说工具书,多是众人合作完成,编撰水平,参差不齐,在体例上有时也会或多或少存在缺憾,《提要》则不然,它是宁稼雨先生个人独立完成的,在体例上有鲜明的特点。全书按照时代的先后,分成五编:唐前(先秦至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代、清代至民初。这种排列方法与其他文体的工具书基本接近,独特之处在于时间的界定上,作者将下限定为1919年,而不是按往常工具书的做法,依朝代划分,到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清朝覆亡为止。作者认为一个社会政治形态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形态立即随之改变。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马上结束封建社会的旧文学形式。直到五四运动,代表新社会形态的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才基本上实现新旧文化的交替。从文言小说的事实来看,辛亥革命以后仍然有大量作品问世,所以不应当从 1911年将其拦腰截断。应该说,这个下限的界定是严谨科学的。在每一编中,作者又采取了相当独到的五类分法,即分成“志怪”、“传奇”、“杂俎”、“志人”、“谐谑”五种类型,并对各类小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限定,这种分类方法符合文言小说发展的本来面目。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作者的处理方法又很灵活,例如,“传奇”体小说是从唐代开始兴起的,对唐代以前的历史传记小说,如《穆天子传》、《燕丹子》、《汉武帝故事》等作品,如何归类呢?作者特意设立“传记”一类,以呼应唐代以后的“传奇”一类,这种做法,既照顾到文言小说发展的具体情况,又使全书各编的写作体例保持一致。

二、资料翔实而完整。作者从历代典籍中爬梳抉剔,钩沉辑佚,共收录自先秦到1919年的单篇文言小说、文言小说集、文言小说丛书、文言小说类书,正文正名2184种,异名516种。另外附有《剔除书目》和《伪讹书目》。所谓《剔除书目》,就是将那些历代书目“小说家类”著录,而实际上并非小说的作品放在一起;所谓《伪讹书目》,是将那些文言小说史上的伪作罗列出来。这两类书目的加人,保证了《提要》资料的完整性。综观全书,共收正名2648种,异名577种,总目3225种。从这些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完备的一部文言小说书目提要,保存着丰富的文言小说资料。

在每一个条目之中,作者对文言小说的历代公私书目著录情况、版本流传、作者、小说内容,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交待。他往往列出文言小说的各种版本,并指明其中最齐备、最有价值的本子,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如,谈到《冥报记》时,作者分别介绍了日本高山寺、三缘寺所藏唐抄本、京都知恩院本、川田翁江刊本、今存《涵芬楼秘笈》本、杨守敬六卷本、今人方诗铭辑校本。作者认为,诸本之中,以方本最为“精当完备”(页四九)。

介绍文言小说的内容,作者以客观如实的态度指出其贡献与不足,例如,在《铁围山丛谈》条目中,作者指出:这部小说集“记宋初至高宗绍兴约二百年间朝廷掌故,轶闻琐事。其中对宋代君臣的穷奢极欲,下层官吏的贪婪暴虐以及岭南地区的风俗民情和民间疾苦,均有所披露……另有些制度沿革和风物特产的记载,亦可补史之阙。”此书不足之处在于:作者身为蔡京之子,“又助父为奸,除对蔡京事大书特书,引以为荣外,又把祸国殃民之罪完全归咎于童贯等人,则已然不顾史实,混淆视听”(页二〇二)。立论公允,符合史实。

作者对小说集内容的归纳,并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重点,对其中艺术成就高或影响较大的上乘之作,着墨甚多,比如,明代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共收21篇作品,作者重点选取卷一《金凤钗记》《三山福地记》卷三《翠翠传》、卷四《绿衣人传》、附录《寄梅记》5篇,予以介绍页二三〇),其余的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文言小说的“源”与“流”,均加以缕述。除大量唐代传奇名篇外,又如有关“红叶题诗”故事,这本书在《云溪友议》《本事诗》二条中分别缕述此事异同,并分别介绍二者对张实《流红记》传奇和白朴《流红记》杂剧的影响,并在《北梦琐言》和《补侍儿小名录》中谈到此事的流变,在《流红记》条中又全面叙述该亊演变脉络。在《夷坚志》和《鬼董》 二条中,本书分别谈到“太原意娘”故事的异同,并指出其对宋人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和元杂剧《郑玉娥燕山逢故人》的影响。通过对文言小说源流(包括与戏曲故事源流之间的关系的阐述,揭示了文言小说的题材来源和发展过程,再现了古代小说、戏曲之间交叉渗透的历史。

三、有较高的学术性。《提要》虽是—部工具书,但考辨甚精,学术性较强。作者善于吸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独到的见解,这本书《前言》中,关于文言小说的界定、文言小说的分类,就是明显的例证。

古代文言小说的作者、作年、版本流传,可谓庞杂不清,《提要》对此多有考订,比如,唐代志人小说集《常侍言旨》,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常侍者,其(按:指柳理)世父芳也”。作者考证:柳芳为柳理祖,未尝官常侍,柳登尝官右散骑常侍,陈振孙所言有误。(页一三)又如,《五朝小说》本所题《西王母传》,署汉桓骥撰,作者通过比较,发现其文字系本《太平广记》卷五六“西王母”条,原注:“出《集仙录》”。再查《道藏》本《墉城集仙录》收作“金母元君”。《云笈七签》本作“西王母传下仙道”。二本文字详于《太平广记》,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五朝小说》系据《太平广记》伪托汉人而成《西王母传》,所谓作者为“汉桓骑”之说,自然不能成立。类似的考辨文字,在《提要》中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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