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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君：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培植新的学术生长点

发布时间：2016/12/19 阅读次数：2639 字体大小: 【小】【中】【大】

摘要：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立，是基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趋势与学科建设的需要。中国叙事文化学有确定的研究范围、独特的研究对象、特定的学理依据、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且已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形成了较可观的研究成果与研究力量。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立，对中国叙事文学与文化研究以及中国文学学科建设等必将产生重要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中国叙事文化学；故事主题类型；必要性；可行性

最近，笔者有幸拜读了宁稼雨先生撰写的《木斋学说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等系列论文，感觉耳目一新，受到了不少启发。在笔者看来，这些论文提出的见解，切合了中国小说、戏曲乃至说唱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与学术走向，为当下古代叙事文学研究走出困境开拓了一条新路径。下面，笔者不揣浅陋，试将自己阅读这些论文产生的粗浅体会贡呈于此，以就教于方家。一、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有何必要

宁稼雨先生是在反思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范式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趋势与学科建设的需要，为了寻求一些改进和补救的措施，才提出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主张的。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进程，是由王国维、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阿英等开启的，他们不仅初步建立了小说史、戏曲史的基本研究框架与理论体系，而且为小说史、戏曲史以及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范式。在他们的引导、示范下，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戏曲研究在作家作品和小说史、戏曲史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研究成果的体量日趋庞大以至于饱和，不过在研究的理论视角、思路方法等方面却并无多少实质性的突破与发展，仍存在着不少不足或问题，从而制约了整个古代文学学科的深入发展。

例如，在古代，俗文学本来是“整体化”生存的。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梁录》、《武林旧事》诸书，今日之俗文学，是在“京瓦伎艺”、“瓦舍勾栏”之类的生态场域中共存的，其中的不少伎艺是交叉、互渗的；后来小说、戏曲、说唱等也是在互动、交流中不断演进的。因此，二十世纪初将俗文学纳入研究视野的胡适、顾颉刚、郑振铎等老一辈学者，在考论某个俗文学现象或问题时，往往将小说、戏曲、说唱等贯通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如胡适的《水浒传考证》、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就是典型的例证。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后这一学术传统并非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俗文学被人为地分割成小说、戏曲、说唱三个各地独立的研究领域，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就古代小说的研究而言，戏曲、说唱通常是在研究通俗小说的成书时，才会作为一种阐释古代小说发展的背景与素材被提到。而近二十年来兴起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文体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是将小说、戏曲、说唱等割裂开来做各自为政的文体研究。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仅在研究的框架、理论与方法上没有超越胡适、顾颉刚等老一辈学者，甚至还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不少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了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或危机，多次提出应该打通小说、戏曲、说唱乃至叙事性的诗文等各体文学之间的关联，进行跨文本、跨文体乃至跨学科的交叉、融通与互补研究，以求拓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视域，促进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但是，究竟如何打通呢？似乎始终都未能真正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与突破口，因此目前的小说戏曲研究等已有逐渐陷入停顿的趋势，想要取得大的进展和突破显得日益困难，不少研究小说戏曲的硕士生、博士生常常为找不到合适的选题而发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宁稼雨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培植新的学术生长点的设想与举措，这无疑切合了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是非常必要的。

二．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何以可能

宁稼雨先生虽然从解决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出发，提出了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主张，但是中国叙事文化何以成“学”？这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要问题。比如，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否有确定的研究范围、独特的研究对象、特定的学理依据、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是否已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让人欣慰的是，作为一个新学科建立所必备的上述要素，中国叙事文化学已基本具备。中国叙事文化学关注的当然是以文本文献为载体的中国叙事文学，诸如古代小说、戏曲、说唱以及相关的史传文学和叙事诗文作品等。小说、戏曲等虽然有各自的文体特征，但是“叙事”却是它们共通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叙事”是它们所具有的统一的基本特征。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正是通过一个个同一主题单元的故事在各体叙事文学中的辗转流变，小说、戏曲、说唱（包括民间故事）以及史传文学和叙事诗文作品等才不断发生着交叉、互动、互渗与融通，并由此构成了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叙事现象，促使人们在这些反复出现的叙事现象当中去探索其内含的时代、社会与民族的文化心理。

显然，中国叙事文化学正是着眼于“叙事”，透过“故事主题类型”这个独特的视角切入中国叙事文学，来打通小说、戏曲、说唱等各体叙事文学的关联的。它密切关注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横向展开背景，注重揭示同一故事主题及其演变历程的社会文化内涵，并力图提炼或升华出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思考。这就构成了不同以往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与研究旨趣。

就学理依据而言，中国叙事文化学虽然借鉴了西方主题学的理论方法，但是又基于中国叙事文学的实际情况而做了本土化的变通与创新。较之于西方主题学，中国叙事文化学将学术眼光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文学，转向包括史传、叙事诗文、小说、戏曲、说唱等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各体叙事文学文献；其研究对象既不是母题情节类型，也不是完整的一部作品，而是具体的单元故事，这使它既可以像主题学那样关注研究同一情节类型的演变差异及作者们在抒发情愫和反映时代方面的共同特征，同时又可以深入挖掘单元故事在各体叙事文学的历时流变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蕴。可以说，这种西体中用的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乃是中国叙事文化学能够成“学”的主要依据与重要标志。

当然，上述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是否行之有效，还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可喜的是，近十几年来，宁稼雨及其指导的硕士、博士生，还有部分学者，围绕着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对中国叙事文学的许多故事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个案研究与理论探讨。这种建立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升华与学说提炼，无疑是建立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最重要研究目标。宁先生还出版了《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并将以此为起点，最终编成《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

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的逐步深入，还可以定期召开学术会议，进一步联络、汇聚相关的研究资源与力量，征集、编辑出版论文或丛书，建立数据库，以期为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三．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价值何在

如前所述，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为了弥补中国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有效地突破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因此它对中国叙事文学与文化研究以及中国文学学科建设等必将产生重要的推进作用。

首先，它真正将戏曲、小说以及其他叙事作品贯通起来，借助“故事主题类型”这个核心要素，发现它们在叙事上的“共通性”，从而有效地进行跨文本、跨文体乃至跨学科的研究，由此探寻中国叙事文学故事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等。

其次，它使我们在对“故事主题类型”进行共时性剖析与历史性探察中不能不思考并尝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某些故事主题会反复重现于各种文体，经久而不息？为何历代有那么多的人喜爱这些故事主题类型？这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故事主题类型是如何伴随着我们这个民族在不断地成长的？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对塑造民族性格心理产生了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显然，这样的追问与探索，对于揭示中国叙事文学的文化意蕴，认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甚至对于今天的文化传承创新等，都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再次，它对于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叙事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理论框架的改进、思路方法的创新等，皆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价值，因此它对小说史、戏曲史、说唱文学史乃至中国叙事文学史的书写等，也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总之，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它为当下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培植了新的学术生长点，预示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学术转型。因此，我们为这一门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立感到由衷的欢欣，并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它的成长，使它早日走向成熟。

（本文原载《天中学刊》2016年第一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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