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的仪容之美
      儒家对仪容的讲究，只局限在正统伦理道德和政治礼法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并作为其从属物来予以承认的。反之，则被认为是近淫而大逆不道了。这是儒家美感的伦理性的体现。东汉时期，随着人物品评活动的广泛兴起，讲究容貌是士大夫为得到较高评价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后汉书》中，有很多关于名士美好容貌的记载。如马融“为人美辞貌，有俊才”，郭泰“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荀悦“性沉静，美姿容”，赵壹“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肩，望之甚伟”。比起儒家的限制，他们对容貌的讲求已经有了进步。不过他们的目的，也还是为了求名或求仕，也就是为了实用。这在曹操追杀匈织使的故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密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见《世说新语·容止》）
曹操把容貌看成是国家间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所以他先以自己容貌不能胜任，使人代替。而这套把戏被看破后，便又杀人灭口。不过在曹操以后，人们对容貌的讲究，已有抛开实用，单纯审美的趋向。著名的玄学大师何晏，非常英俊，皮肤极白，以至魏文帝竟以为他脸上搽了粉。当时正是夏天，便给何晏一碗热汤饼，想让汗水冲掉脸粉。可是吃完后，挥汗如雨，用红色衣袖擦汗，脸色还是那么洁白（见《世说新语·容止》）。
      此风流及晋代，人物品藻则抛开礼法的约束，赋与人的仪容美以独立的意义。荀粲就公然宣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頠也深以为然，说：“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见《世说新语·惑溺》）在晋人看来，“德”与“容”并非从属，至少是互不相干的并列关系。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以《容止》一门与孔门四科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并驾齐驱。彼可言德才，此则专记人物容貌之美。人们赞叹裴楷“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见到卫玠，辄叹：“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视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叹王恭“濯濯如春月铆”，甚至注意到王凝手臂与其手中所持麈尾的白玉柄“都无分别”（见《世说新语·容止》）。

      人们一旦摆脱礼法道德的束缚，纯然以审美的目光来把玩那些光彩照人的容貌时，便如同发观了珍贵的宝藏，徜徉其中，如痴如醉了。潘岳是个著名的美男子，年轻时他在洛阳马路上行定时，总是被姑娘们手拉手地围在圆心中。左思是个很有才华的文学家，但相貌极丑，看到潘岳的艳遇，非常羡慕，便也象潘岳那样出去溜马路，不超得到的不是姑娘们的青睐，而是她们愤怒而鄙夷的唾沫，只好狼狈逃回（见《世说新语·容止》）。这里没有男女大防之设，没有虚伪的礼仪，也没有淫邪之念——只有审美的愉悦。连对左思的惩罚，也是这种爱美之心的转移。以至于那位被目为“珠玉”的卫玠，终于忍受不了那群潮水般涌来，竞相希望早些见到自己姿容的疯狂女子们长时间的观赏，竟被看杀而死（见《世说新语·容止》）。他的死，是美的价值实现后的代价。

      在当时，一副美好的仪容，尽管本人在主观上不想让它发探什么作用，但它却足以使其身价倍增，令人望而畏却三分。庾统与诸弟入吴后，想到一个亭中过夜留宿。弟弟们先到亭中，见一些无名之辈挤满了屋子，没有躲避的意思，只好返回。庾统说：“让我来试试吧。”便拄着拐杖，领着一个孩子，则进门，那些人看到庾统的神俊姿容，便立即四散而去（见《世说新语·容止》）。又如当苏峻作乱时，朝廷一片混乱。温峤和庾亮一起投奔陶侃求救。但陶侃认为苏峻作乱的原因，是庾氏兄弟支持怂恿的结果，就是杀了庾家兄弟，也不足以谢天下。当时庾亮正在温峤船后，听到这个消息后，惶恐无计。过了几天，温峤劝庾亮去见陶侃，庾亮犹豫不决。温峤说：“放心吧!陶侃那家伙我知道，你只管去见他，肯定没事儿!”当陶侃见到庾亮的风姿神貌后，立刻改变了看法，竟整天陪着庾亮喝酒吃饭，谈笑风生，爱不忍释（见《世说新语·容止》）。在这个故事中，政治上的敌对情绪，竟被对手的美好容貌所融化，这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候，都是难以想象的。

美好的仪容不仅令人企羡，甚至具有征服恶心的力量。当桓温妻子得知丈夫取李势女为妾，另房专宠后，拔刃前往欲杀之。但见到李氏“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后，桓妻竟“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喜之。”（见《世说新语·贤媛》刘孝标注引《妒记》）美容征服了女人的痼疾——妒忌。这些都足以说明，晋人对容貌美的追求，已经到了唯美主义的程度。美的价值胜过一切，一切都要服从于美——这就是他们对容貌和其它之美的坚定信念。
      从魏晋文人在人物品藻中的所作所为可以发现，魏晋人物品藻是历史上人类对自身的一次比较充分和彻底的认识、分析和反省，也是一次抛开封建社会桎梏的自由行为。它在这些方面所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东汉的人物品藻本来已经在与宦官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在求名与修异操的行为中已经隐含着个性与自由的因素，但因为他们没有最终摆脱社会功利的诱惑，才使这种很有希望的努力半途而废。当然，门阀大族的经济、政治实力由东汉的形成到魏晋的强盛，也是这种对比的内在决定因素，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没有经济、政治上的实力，没有与封建统治者的控制的彻底决裂，就没有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真正的自我意识和精神自由。

      除此之外，魏晋人物品藻注重对人的审美评价，这对中国历史上的审美观念和审美鉴赏所产生的剃激和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宗白华先生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见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虽然为人物品藻的始作俑者所始料末及，但它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作用，却足以使他仍暗自庆幸（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章）。       

        

         
（本文节选自《魏晋人物品藻活动从实用到审美的评价转变》——《世说新语》之十一，《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