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主楼）

命运中如神助我的祝恩堂、王多闻先生


宁稼雨


苏轼有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个人的一生，总要有顺境和逆境相伴。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既要有个人的主观因素，也离不开外界的作用。如果说顺境往往来自自己的努力加上贵人相助的话，那么逆境则多半是个人的某些缺陷加上小人构陷所致。以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决定和改变我命运的有两件大事，一是上大学，二是考取硕士研究生。而这两件事都离不开让我终生难忘的两位先生——祝恩堂和王多闻的决定性帮助。

一，起死回生的大学之梦
上大学是我的儿时之梦。但轰轰烈烈的十年文化革命，废止了高考制度，这个梦也就自然中止。1968年，毛泽东发表关于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的“721”指示，拉开了工农兵免试保送上大学的序幕。我于1971年中学毕业，进入当时的旅大师范学校美术师资班学习，1973年毕业后至大连三十八中任美术教员。按当时的政策，教师不属于工农兵，因此与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无缘。这样，在我应该上大学的正常年龄时段，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没有上大学的机会。
随着1976年四人帮垮台，1977年恢复高考，为我带来了圆上大学之梦的难得机会。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我应该算是使出了“洪荒之力”，但还是好事多磨，险些功亏一篑。
因我从1968年进入中学后一直学画，并且以美术班毕业学员身份到大连38中就任美术教员。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时毫不犹豫地报考了鲁迅美术学院，当年没有被录取。半年后准备继续再战，遂于1978年6月向鲁迅美术学院提交报名申请。很快收到的回信是：因国家政策规定，国家正式编制的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去年没有录取的主要原因也是在此）。当时在我所在辽宁省大连市招生的师范院校中，均无美术专业。所以，这时我面临的选择就是：如果坚持美术专业，就只能放弃考大学；如果坚持包括大学，就只能放弃美术专业，报考师范院校能够招生的专业。
这对于我来说是个艰难的抉择。我从1968年进入大连15中，跟随徐世政老师学画，后来又进入师范学校学习美术专业，毕业后又担任美术老师，到1978年整整10年。无论是专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积累，还是十年间对美术专业产生的感情，都难以割舍。可是另一方面，从小形成的大学之梦在心底具有更大的庄严感和崇高性。所以，我最后的选择还是放弃追求奋斗十年的美术专业，报考师范院校的文科专业。
从得知这个消息并决定改行，到正式高考，中间只有一个月时间。这一年我已经24岁，深知这个机会的来之不易和对于改变命运的重要。所以，那一个月期间，我干脆搬到学校，夜以继日，在办公室备考。
1978年是恢复高考第二年，第一年是各省自主命题，从第二年开始全国统一命题。这一年文科高考的科目共五门：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因为十年动乱的原因，整体水平很低。我因为之前文化基础和在所在中学教过政治、地理、历史课程的原因，四门文科科目成绩较好（百分满分，最低语文67，最高历史93），总分也比最低录取线高出近百分。
当分数公布出来之后，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周围同事朋友，都觉得上大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完全想不到竟然会被命运捉弄得狼狈不堪。
随着周围成功的考生一个个接到录取通知，而我却一无所获。一种不祥预感慢慢涌上心头。大约半个多月后，录取工作基本完成，我还是没有收到录取通知。我只好来到大连市招生办，查询此事。开始给我的答复是继续等待。但一周之后，录取工作基本结束了，还是没有消息。我继续向招生办提出申诉，申诉的理由是我的分数远远高出录取分数线，为什么没有录取？也是命中注定的是，我在市招生办见到了我在师范学校就读时的体育老师王学法先生。我急切地向他了解其中原委，王老师向我暗示，是我的政审出了问题。
当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开始拨乱反正，但文革的余毒还没有彻底肃清。高考报名材料中有一项“家庭成员直系亲属有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我的父母在文革中受过难，母亲还因此去世。但都不是政治历史问题，而且他们的问题我早已向组织做过具体详细说明。所以，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没有因为政审问题影响，连年被评为区级、市级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于是我在高考报名表中没有填写这部分内容。可是，我们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一位文化和政策水平不高的三八干部。她不清楚这些政策掌握的分寸，在我的高考政审材料中提到了我的父母问题。这样，无形中就形成这样的态势：宁稼雨的家庭问题，单位写了，本人没有写，似乎有隐瞒家庭问题的嫌疑。搞清这个原委后，我拿着历年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证书，向招生办提出政审问题申诉。招生办审查之后，认为情况基本属实，但提出要我本单位证明我的申诉属实，并重新为我提交政审材料。当这些材料提交到市招生办，招生办经过审核，认为情况属实，决定恢复我的高考录取资格。
但是，这个时候当年的高考录取工作已经结束，无法按正常录取程序进行，只能作为录取的善后问题来处理。招生办对我说了两点我的录取事宜：第一，全国录取工作结束，外省市录取组织已经撤回，所以我无法参与全国录取；第二，我的录取工作只能在大连市本地院校就地解决。但正常录取工作结束，各院校没有义务必须录取我，是否录取只能由各院校自行决定。这也就是说，虽然我获得了录取在资格，但能否录取，被什么学校录取，我能否上得了大学，仍然还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说，我本人能够尽的“人事”已经到头，能否有学校录取我，就要看“天命”的安排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命运之神——祝恩堂老师上场发力了。
祝恩堂老师是我在大连三十八中工作的同事，长我约20岁，五十年代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为人慷慨正直，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是我所在大连三十八中语文学科的业务头把交椅。我们几个气味相投的老师私交很好，相互经常交流与帮忙支持。从我决定高考开始，他一直在关心和鼓励我。当高考分数公布后，作为参加过当年高考阅卷工作的他，根据多年对我语文修养的了解和询问我答题情况，认为我的语文科目成绩可能有误。于是不顾腿疾行走困难，与我一起去区招生办查阅我的语文分数。虽然不果，但他这份热心肠却让我十分感动。
当得知我所面临的高考录取难题之后，祝恩堂老师再次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他通过一位在辽宁师范大学（当时还是辽宁师范学院）工作的朋友与该校负责招生工作的学工部郭部长取得联系，说明了我的情况。因为市招生办已经正式恢复了我的录取资格，所以对于辽师大来说，录取我完全符合政策制度规定，所以他们乐于完成这件成人之美的事情。

（辽宁师范大学前身为辽宁师范学院）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便来到辽师大见到郭部长。郭部长对我说，学校已经同意录取你了，但下面还有去哪个系的问题。你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但辽师当时没有历史系，是政治和历史合一的政史系。而且政史系是个小系，教室很小，已经满员，不能再加书桌了。而中文系是师范院校的大系。当年在招满5个班的基础上，又扩大招收两个班的走读生。走读班的教室比较大，还有几个空余座位。如果你要上，就只能去中文系了。已经被高考录取折磨得焦头烂额的我，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和心情，立刻决定接受这个录取结果。

（辽宁师范学院校徽）

当我办好所有的入学手续，坐到走读班教室的时候，已经是1978年11月初。其他正常入学的同学已经上了一个多月的课了。对我来说，这一天虽然来的太迟，但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起点。为了这一天，我本人固然付出了许多汗水和心血，但是，倘若没有祝恩堂老师的出手相助，我很难想象出会是什么结果。也许运气好一些，我会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而运气不好，我也许就会失去当年上大学的机会。那么，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二， 事业与兴趣关注点的成功转型
上大学之后第一年内，我面临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事业与兴趣的关注点由美术转向文学。坦白地说，从决定考大学，到经历各种波折后进入大学就读那个时段，我的想法和精力，主要集中在上大学本身这件事情上。对于上大学之后的就业出路与归宿，甚至没有去多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真是有些简单和天真。1978年那年，我已经24岁。现在的学生如果按部就班正常走下来，至少已经是硕士毕业的年龄了。而我却是大一刚刚起步，一切都刚刚开始。

因为得到这个上大学的机会十分艰难不易，所以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好好珍惜这个渴望多年的宝贵机会，认真读书学习。整个大一时段的我，把其他所有一切都抛在脑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专业学习中。当时我最大的兴趣点就是上课和泡图书馆。我同桌的老大哥长我8岁，1966年文革爆发使他失去了本来应该考大学的机会，一晃就是12年。入学时已经32岁的他，当时刚刚当上爸爸。因为走读住在自己家里，夜间要给宝宝喂奶换尿布，白天到学校上课经常一趴在桌上补觉。与他相比，我没有这些牵挂和负担，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我在上课和图书馆中发现找到一个广阔世界，好像是进入神话的宝藏世界一样，感觉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宝藏。所以，上午上课的时候，我是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认真做课堂笔记。我的课堂笔记不是提纲挈领式，而是有言必录式。所有专业课的课堂笔记都是厚厚的一大本，往往是这门课程的系统专业知识。课后则做两件事情，一是认真完成作业，消化课堂内容。比如现代汉语课上讲到语法分析时，因为中学时候受社会环境气候影响，语文课几乎没有学过语法知识。为了解决弥补这个缺陷，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我找来一本《红旗》杂志，把整本杂志中的每个句子都划出语法句子成分。这个工作到最后完成时，除了几个句子我拿不准之外，其他所有句子都划出来了。我拿着这本划完全部句子成分的杂志找到我的汉语语法老师，请他为我释疑解惑。老师对我说，除了那几个句子，其他大部分句子划得都没有问题。你拿不准的几个句子，也正是学界有不同看法，意见有分歧的几个语法现象。说明你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他还感慨地说，功夫下到这个程度，学不好都难！课后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泡图书馆。经过文革十年的封存封杀销毁，当时人们最短缺的精神食粮就是书籍。四人帮垮台之后，伴随恢复高考，图书馆封存的很多书开始解封。所以，刚上大学的我，为能在图书馆看到并可以借出那么多之前闻所未闻，或者有所闻却无缘见到的古今中外图书感到万分震撼和激动。好像一个多年饥肠辘辘的饿鬼，眼前一下子出现丰盛筵席。那种饱餐和占有的欲望简直难以言表。我在十年学画期间曾多次想寻找一些绘画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书籍，但非常困难。好不容易找到一本鲁迅翻译日本人坂垣鹰穗所著《近代美术史潮论》和王伯敏《中国美术史》，简直如获至宝，甚至用笔记本把全书都抄录下来。而现在的大学图书馆，说不上应有尽有，起码也是琳琅满目了。我好像如鱼得水一般，疯狂地借书、看书。文学史、名家名著、美术史，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等等。用“爱书如命”一词来形容，也毫不过分。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时间段不算太长，大约不到一年时间，但是它在我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重要作用是，它把我的事业追求兴趣和兴奋点由此前十年间形成的美术专业，基本上转变到文史这个广阔天地中来了。此后，我之所以能够立志考研并得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应该正是得力于这个重要转型的完成和实现。


三，考研：机缘巧合背后的仙人指路
经过大一将近一年的强制性自我转型训练，我的心态和事业关注点基本上完成了从美术向文史的过渡。具体一点说，就是把自己的饭碗由美术教育和创作转移到了文史研究方面。这个转变本身也就自然解决了那个改行之后的再就业问题了。虽然具体单位去向还不明确，但在大学学习的基础上，继续深造学习，穷毕生精力从事文史方面研究，这个志向已经非常明确了。
我利用回原单位取工资的机会（当时政策，工作满5年可带工资上大学），去见了祝恩堂老师，向他汇报了我大学毕业后打算考研和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打算。他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你这大学没有白上，将来前途无量。考研的事情我还要继续帮你。不过，考研的事情我已经帮不上具体的忙，我能帮你的，是请出王多闻先生，请他指导你考研。相信他的指导会很有成效。
王多闻先生是祝恩堂老师的中学老师，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是何时何地，我已经记不清楚，但我能记住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远远超出普通师生关系的。虽然这时我还没见过王多闻先生，但祝恩堂老师平常经常和我们提起，所以对我来说，王多闻先生的大名已经是如雷贯耳了。
王多闻先生是辽宁沈阳人，生于1924年。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东北大学。抗战时期就是一位爱国热血青年学生。有一次他走上街头，情绪激昂地向民众宣传抗战，恰好被路过的冯玉祥将军看到，受到感染和感动，当即将他认为义子。王多闻先生在文史专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历史学、版本目录学、古代小说方面都有很深入的钻研和功底。从20时间50年代起进入大连市图书馆参考部任研究员，后任部主任。他为人正义执着，却经历坎坷。50年代也曾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期间更是遭到严酷迫害，曾被造反派追赶得四处逃难。在那段时间里，祝恩堂老师曾冒着极大风险，收留王多闻先生一家并资助其全家生活。所以说，他们之间是过命的交情。
20世纪70年代，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中国善本古籍总目》的编纂工作，多次指示做好这项工作。在全国各省市和大专院校图书馆联合组成的《中国善本古籍总目》编委会中，王多闻先生出任史部主编，同时参与小说部分的编纂工作。他对中国古籍的历代演变和多种文献的版本源流，都非常熟悉，能如数家珍般地说起很多重要典籍的版本情况。祝恩堂老师对我说，他非常喜欢读书的年轻人，我和他之间又是那种关系交情，所以，他一定会帮你，也一定会帮到点子上。
事实证明，祝恩堂老师当时的预料完全准确。我大约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王多闻先生悉心指导下准备考研。从报考专业方向，到具体的参考阅读书目，乃至很多书籍的具体阅读版本，都受到王多闻先生的亲炙指导，并取得成功。
关于报考的专业方向，最开始我有自己的想法打算。因为我有过十年学画的经历，早在上大学之前，就曾对中国和西洋美术史发生过浓厚兴趣，并且在1977年去北京利用参观全国美展的机会，经亲友介绍，去中央美术学院拜访过中国美术史泰斗级权威专家金维诺先生。经过大一的学业转型，在未来考研和就业方面，我最初是想把此前学画积累的资源能够部分用上，所以打算报考美术史方向的研究生。我把这个想法向王多闻先生汇报后，被他否定，向我提出了报考明清小说方向的意见。
他给我分析的理由是，美术史和明清小说二者相比，后者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和发展前景。从明清小说的藏书情况看，大连图书馆的明清小说藏书，在全国仅次于北图和北大。这批小说的来源是日本古籍收藏家大谷光瑞，大谷光瑞作为一位旅行家，当年把收藏的这批小说作为抵押，存放在大连图书馆的前身——大连满铁图书馆，向图书馆借贷资金旅游。后来无力偿还，再后来就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大连光复。这批书就未能返回日本，成为大连图书馆的珍贵馆藏。这批小说文献的主要亮点是出版问世于《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大量的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段，但在以往小说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中，却基本是一个空白。王多闻先生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局面的展开，这批小说作品势必会成为中国小说史、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有待开发的领域，需要专门人才。很显然，王多闻先生是把我作为辽宁省和大连市明清小说研究的后备力量来打造培养的。他的思路是，如果我考取明清小说研究方向研究生，毕业之后回到大连，会成为未来大连市图书馆收藏这批明末清初小说研究的专门人才，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王先生的分析高屋建瓴，头头是道，我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便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开始了准备考研的工作。他为我制定的考研计划分为主次两个部分，主体部分是中国小说史及其相关作品和研究论著。他开出的两部小说史著作，分别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具体作品就是两部小说史中提到的大量相关作品。谭正璧的小说史出版于1935年，当时很难找到了，只好抓住很好找到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来仔细耕读。通过阅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大致能把握中国小说的基本脉络，但要深入理解消化，就需要大量阅读书中提到的历代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中已经看过或能够找到的数量比较少（除了四大名著外，大约就是《三言二拍》《今古奇观》之类等），大部分作品没有排印本，线装版在各个图书馆收藏又很有限。我向王先生请示咨询后，大致将其分为两类，采取两种不同办法：一类为经典重要作品，想尽办法来解决阅读问题，另一类为普通作品，当时没有网络，也没有后来出现的很多小说工具书，很多找不到原书的只能暂时通过间接途径解决，如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对它们的简单介绍等。除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当时能看到的文学史主要有三种：游国恩的四卷本、中国社科院的三卷本，还有北大中文系1955级的两卷本红色文学史等。小说史方面则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北大中文系所编《中国小说史》和南开大学中文系所编《中国小说史简编》等。在缺乏其他渠道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这些小说史本身的介绍来初步了解其中一些作品信息，以及它们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作用等。而那些需要必读而又没有排印本的重要作品，我只好向王多闻先生求援。王先生非常理解明白这些书的必读道理，所以想尽办法帮我解决问题。印象最深的就是《世说新语》。当时因为图书馆借不到排印本的《世说新语》，王先生特别为我开了小灶。他专门写了一张调阅条，请大连图书馆线装书库的工作人员把清代周心如于道光年间刊刻的纷欣阁本《世说新语》提调到二楼阅览室保管，专门供我阅读。那时大约用了两个月左右时间，每周两个下午去当时在世纪街的大连图书馆二楼阅览室，攻读这部线装版的《世说新语》。这是我第一次阅读《世说新语》全书，也是第一次全文阅读一部竖排繁体字，白文、宣纸、函套等这些货真价实的线装古籍。大连图书馆二楼阅览室实际上是个天井式周边条状阅览区。中间天井俯瞰一楼阅览室，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每张桌子只有一个座椅阅览位置。座椅是半圆形筒式靠背椅，令人想起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把地毯磨破那张椅子。坐在这样的椅子上，看着1500年前写成，100多年前刊刻的古书，这应该是我想象中理想的学者生活状态。

（世纪街大连图书馆老馆阅览室）

王先生为我制定考研计划的次要部分是关于古代笔记的学习。他对我说，古代笔记虽然不是专门某一方面的学科知识，但是它包罗万象，含有大量其他专业文献所没有的珍贵材料。治古代小说者，绝不能饶开笔记。其他很多专业也是如此。此前我对笔记了解不多，当时又没有专门介绍笔记的书籍文章，便向王先生请示具体阅读途径方法。他竟然亲自动笔，为我开了一个长长的笔记阅读的书单。我按图索骥，看了不少。可喜和幸运的是，在我备考大约两年后，1981年，我后来的硕士导师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一书出版。这本书详细系统地总结和梳理了历代笔记的分类情况和发展演变脉络，并且对其中代表作品做了简单描述介绍。见到此书后我简直喜出望外，因为这本书简直就是王多闻先生为我设计的历代笔记学习的最好教材。我把王先生开的书单和刘先生这本书两相对照，合并其中重复部分，大致进行了地毯式阅读。这样，笔记这部分在王先生设计的备考计划中虽然是辅助的次要部分，但我掌握得比较全面。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王先生在备考计划中对笔记这部分的专门安排和我自己的相对到位准备，为我后来的考研的专业方向选择乃至于此生的学术研究方向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1982年硕士入学准考证）

转眼间到了1982年初，开始进行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我准备近三年的备考工作也到了要验收成果的时候了。那时候报考硕士研究生有点像现在的博士生报考，是直接报考到导师名下的。我则是按照既定计划，在当年的全国研究生招生专业方向和导师目录中，去寻找中国小说史和明清小说这一类的招生方向和导师。发现该方向这一年招生的学校和导师主要有南开大学的朱一玄先生和河北师范大学的朱泽吉先生。如果按原先备考计划，应该就把这两所学校和导师作为报考目标了。但是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安排，我在这一年的招生目录中发现了或许是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一次招生专业方向和导师——刘叶秋先生招收的笔记小说专业方向。
因为三年备考中对笔记这部分做过比较详尽的学习和了解，而看的书也正是该专业方向的招生导师刘叶秋先生所著《历代笔记概述》。因而也就产生了尝试报考这个专业方向和导师的念头。但此举事关重大，意味着要改变已经准备三年的明清小说专业方向。我自己难下决心，而且按礼数也理应去请示和咨询王多闻先生。
王先生听过我的汇报，略加思考后对我说，我还是赞成支持你报考刘叶秋先生的笔记小说专业方向。理由有三：第一，笔记小说与明清小说相互关联，专业上并不矛盾；第二，明清小说是传统专业方向，准备和报考的人会比较多，而笔记小说从未招过生，你又做过认真准备，有较大把握；第三，如果能到那边和刘叶秋先生学，将来应该会有更好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就这样，在祝恩堂老师的热情关心和引荐下，在王多闻先生的周密设计和指导下，在我本人三年的认真准备下，终于实现了成为刘叶秋先生亲炙弟子的梦想。回想这一切，似乎每个细节都缺一不可。尤其是，由于王多闻先生的特意安排和我的准备，刘叶秋先生此生唯一一次招生机会被我赶上并如愿以偿了。这一切，真不知是天命，还是人事？

（1982年与入学通知书一起收到的南开大学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信）

在备考之前，我对王多闻先生只是仰慕崇拜，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引领我此生学术道路的关键性师长；而我之所以能够得到王先生的指导帮助，是因为有祝恩堂老师的热心引荐支持。
我和祝恩堂老师尽管是私交很好的同事朋友，但也没有想到他为我的事情能够如此尽心尽力。在若干年后一次交谈中，他终于向我道出其中原委。原来，在我们同事期间，有一次我在某个场合为他的境遇问题说过一句公道话。他说，我要向你和世人证明：什么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谨以此文，献给已经离世的王多闻先生、祝恩堂老师，祝他们九泉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