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一本“诗话”？这要从我读诗的经历说起。
我最早读到的古诗是写在一把芭蕉扇上的。那时空调机好像还没有发明，电扇也尚未走进寻常百姓家，每逢挥汗如雨的季节，芭蕉扇便是人们惟一的消暑用品。我家虽穷，也配备了好几把芭蕉扇，夏夜乘凉时人手一把，既用它扇风，也用它打蚊子。为了让扇子更耐用一些，母亲用碎布把扇子沿上一道边，以防它开裂。于是我家的芭蕉扇镶着各种颜色的布边，物各有主，很容易辨认。父亲的那把扇子更是与众不同，它的边上镶着蓝布，中间还熏着几行字。那些字是父亲的手迹，他先用毛笔蘸了浓墨在扇面上写字，然后把扇面凑近煤油灯的火苗把它熏黑，最后用抹布蘸了水一擦，一块黑底白字的镶嵌物便出现在扇面上，样子很像我们临摹用的小楷碑帖。扇面上的那几行字是：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当时我不大明白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更不知它们就是一首“唐诗”。我和弟妹们渐渐长大了，便羡慕起父亲手里的扇子来，纷纷央求父亲在我们的扇面上也熏上字。再往后，我便与父亲合作，他题字，我配画。后来我家的芭蕉扇上总题着几句诗，背景则是一座亭子或一株垂柳，再加上一钩月亮。于是我又读到了“但得暑光如寇退，不辞老景似潮来”、“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等诗句，但我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欣赏它们。
  我与古诗相识虽早，却多年未能发展为深交。一来我家根本没有多少藏书，而且只有《红楼梦》里有几首诗词，其馀的书都与古诗无关；二来我在中学里一直迷恋数学和物理，对诗歌则敬而远之。然而，在我高中毕业的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心中珍藏了多年的关于清华园的梦想破灭了。两年以后，我来到长江岸边的赵浜村插队务农。又过了一年，我把所有与数理化有关的书本一古脑儿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从此一心只读文科书了。插队十年，生活相当艰苦，最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那年头图书馆根本不对我们开放，书店里也买不到我想读的书，我千方百计从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处借点书来读，但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解我的饥渴。就在此时，我渐渐地迷上了古典诗歌。
我爱上读诗的表面原因是诗很耐读，好诗更是百读不厌。一册薄薄的《唐诗三百首》，就伴随我度过了无数个霜晨月夕。还有，诗易于背诵，我虽然并不想做诗人，也不相信“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但翻来复去的把手头所有的几本诗选、词选读了又读，也就把它们全都背诵出来了。苏东坡说：“暂将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他那是在玉堂值夜，明灯高照，持卷而读。我没有足够的煤油来点灯，有时甚至摸黑吃晚饭，这时背诗的好处便凸显出来了。记不清有多少个风雨凄凄的夜晚，我躺在床上默默地背诗，再细细地回味，几十首背下来，寂寞的长夜便熬过大半了。
我爱上读诗的深层原因是诗歌使我感动，给我安慰。我通过读诗先后结识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他们可都是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杰出人物。他们屈尊走进我的茅屋，与我朝夕相伴，还敞开心扉向我细诉衷肠。相处久了，我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伟人都是与我同样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中有同样的坎坷挫折，他们的心中也有同样的喜怒哀乐。甚至那位亡国之君李后主也不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异类，我曾在雨声淅沥的春夜默诵他的词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尽管我知道他那天潢贵胄的身份与我这个插队知青有着天壤之别，我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了。文革前的学者们曾为李后主词有无“人民性”争得不可开交，在我看来，只要能感动普通的读者，那就是人民性。正如金圣叹所说：“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凡是好诗，一定是人人心头都有的某种情思的自然流露，诗人的本领在于把它说得细致入微、回肠荡气。当我读诗时，往往觉得诗人就是我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就是为我而写的，那样的诗当然会感人肺腑。
也许是我在茅檐底下与诗人们结下的因缘在冥冥之中引导着我，十多年后，当我以安徽大学外语系二年级学生的身份报考研究生时，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指导的“唐宋诗歌”方向竟成了我的首选志愿。考进南大后，读诗成了我的专业，后来又成了我的本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决心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古典诗歌研究，来报答诗人们对我的恩情。
专业的读诗者其实是很辛苦的，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只读自己喜爱的作品，也不能任意停留在欣赏、玩味的阅读阶段，他必须服从现行体制的规定，从古诗中读出一篇又一篇的论文来。于是我耐着性子逐字逐句地读完了《全唐诗》，其中有不少“恶诗”我再也不想读第二遍，怪不得孟郊曾抱怨唐人“恶诗皆得官”。于是我从《唐诗三百首》中读出了一首混进去的宋诗，我考证出嫁名张旭的《桃花溪》其实是北宋蔡襄写的《度南涧》，这项“研究成果”实在有点杀风景。当我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心里一直有点遗憾，又有几分歉疚。遗憾的是我在论文中无法充分表达我读诗时所受到的感动，因为那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歉疚的是我写的文字尽管浅薄，却都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它们与大学围墙外面的人们毫无关系。我很想与所有喜爱古典诗词的朋友（不限于学术圈子）谈谈我最爱读哪些诗，说说我读诗的感想，于是产生了写一本诗话的念头。
诗话的性质是什么？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宋人许顗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顗对诗话的定义过于严格，而且陈义过高，我要是那样写诗话，结果恐怕与论文差不了多少。其实最早的诗话原是欧阳修“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的随笔，不过内容与诗有关而已。清人章学诚对诗话大加挞伐：“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这倒从反面说出了我所认可的诗话的某些性质，即浅易、随意、轻松。我想写的诗话便是这种关于诗的随笔，是我读诗的零星感想。这些文字里没有考据、论证，也没有注释、参考书目，一句话，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符合“学术规范”，它们发表以后绝对不能算作我的“学术成果”。我写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某首诗、某位诗人或某个诗学问题有了新颖的观点，恰恰相反，我想说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即使有些读后感是我独有的，我也相信在相同的阅读背景下多半会人同此心。虽说“诗无达诂”，但一首好诗所蕴含的情感倾向却是清晰可感的，我想谈的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作诗是高度个性化的行为，黄巢落第后咏菊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那种激越的豪情是专属于革命领袖的。但是优秀的诗人都是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与千千万万的读者相通的，这正是他们的作品家喻户晓的原因。读诗也是高度个性化的行为，郭沫若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读出了“赤裸裸地表示着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情感”，那种如炬的目光是专属于红色学者的。但是多数的读者都是普通人，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平实、正常，他们对诗歌中的喜怒哀乐的感受不会有太大的出入。金圣叹说：“作诗须说出其心中之所诚然者，须说出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在优秀的诗人与广大的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心中之所同然者”，他们的心是相通的。鉴于以上的看法，我相信我读诗的感受是与其他读者大同小异的，我完全可以敞开心扉与大家交流读诗感想，不必担心别人嘲笑我的浅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本是古代诗人的心声，作为古诗的读者的我也有同样的希望。
于是，我便写了这本《莫砺锋诗话》。书中的四十篇诗话是我多年来读诗的感想，它们没有什么高深的意思，也没有什么新颖的观点，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希望它们能在同样爱好读诗的朋友那儿得到共鸣，也希望它们能在暂时还没有这种爱好的读者那儿起到推荐古诗的作用。
我很想通过这本《诗话》告诉读者：古典诗歌的核心内蕴是“感荡心灵”的感情，它天然具有感荡读者心灵的强大功能。宋人严羽读《离骚》，“歌之抑扬，涕泪满襟。”清人卢世潅读杜诗，“肝肠如火，涕泪横流。”古人如此，今人何必不然？更令人欣慰的是，正如韩愈所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真正的好诗都是抒发胸中牢骚的不平之鸣，自古以来，由“欢愉之辞”组成的好诗寥若晨星。既然读诗的最高境界是读者与诗人之间达成心灵上的共鸣，那么好诗最能感动的读者理应是心多“愁思”的普通人。韩愈嘲笑富儿说：“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如今的富豪日夜沉溺在灯红酒绿的豪华场所，也没有什么心情来读诗。只有我辈平头百姓才是最合格的读诗人，我们才会在月白风清的良夜，对着一盏青灯摊开诗卷。读诗是我们的专利，不能轻易放弃。
我还想告诉读者：读诗是最易于操作的行为。古诗的篇幅都很短，诗选大多是薄薄的小册子，很少有豪华包装的大部头。这有两个好处，一是价格低廉，无需太大的财力即能购置。二是携带方便，无论出差还是旅游，在行囊中放进一册诗集不会增加多少重量。诗选中的作品都是互相独立的，它们颠倒次序也没有关系，每次读多少首，从哪里开始，都可以随心所欲。我有时用诗选下酒，随意翻到哪一页，便从那儿开始读。一不小心把书合上了，也不必费心寻找刚才读到的地方，只管任意翻开一页就行了。读完一首，不妨眯起眼睛回味一番，就像嘴里呡了一口好酒一样，那真是别有滋味。一旦你熟读成诵，能背个几百首，那就等于在腹中贮存了一册诗选，即使在灯光昏暗、人声嘈杂的火车上，你都可以继续读诗。这种唾手可得的精神享受，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莫砺锋诗话》，莫砺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全书共40篇，317千字，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