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晋士人人格精神的全新剖析——评宁稼雨教授新著《魏晋士人人格精神》（谭洁撰）

（南开大学文学院           谭洁）

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曾为20世纪初的文学史研究者忽视，到鲁迅、刘大杰等人始引起关注。其研究的领域也由单一的文学艺术价值的探讨逐渐转向多元的哲学思想、社会文化、士人心态等方面的挖掘。宁稼雨教授的新著《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着眼于新的角度，对《世说新语》中表现出来的东汉季年至南朝初期的士人精神风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不少独到见解，成为学界的新力作。周先慎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创新和开拓意义的学术专著”；祝总斌先生也以“在众多魏晋士人品格风度的论著中，光彩夺目”对此书即予了高度评价。

一，研究角度的独特新颖。这本专著以全新的视角——精神史来进行研究，此角度不仅拓宽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抓住了魏晋士人给予后世最有影响力的品格、风神之研求的要旨，颇有创见。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引自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宁教授选取最能表现魏晋士人风貌的精神史的角度切入研究，以《世说新语》这部小说为文化载体，在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建构理论框架，一洗过去对《世说新语》的研究成绩主要集中在文献考辨方面，对它的文化内涵，特别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演变史上的作用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的缺陷。作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就《世说新语》所体现的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对于中国文人精神演变历史的作用进行研究。因此，宁教授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学，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新课题。

成书于南朝宋代，由梁代刘孝标作注的小说《世说新语》，以丛残小语式的短制，生动地记录了那个特定时代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引自《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2页。）“往往片言数句，把一个人的思想面貌，形象鲜明地勾画出来，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又风趣横生，富有机智与幽默。”（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页。）其涉及的文化底蕴相当深厚，要从精神史这样一个前人鲜有涉猎的领域来揭示绝非易事。宁教授选择集中体现了士人精神风貌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的研究作为学术突破口，在将近二十年的辛勤耕耘中，从“世说体”的首次提出到文化思想、精神风度的不断深入，对魏晋士人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性研究。这本建立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专著，可谓宁教授多年辛勤求索的硕果。

魏晋时期政治的黑暗，全然被精神解放的灿烂照亮。作者紧扣时代脉络，将精神史的研究贯穿全书：在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作者从《世说新语》的蓝本演变、编撰者的主观动机、《世说新语》的类目设定等方面分析了魏晋时期士人人格精神变迁的历史轨迹。作为文学作品精神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文学作品本身与其所反映的对象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之间的种种关联，更要探索那些能够作用和制约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各种社会因素，因此从第三章开始，直至第八章的内容，作者将笔触延伸至经济、社会、宗教、艺术、习俗等方面，立体交叉地探究影响和作用于魏晋士人精神面貌的细微变化。宁教授以新视点为中心，超越纯文学的界限，力图创造文史哲相通的文化语境，不仅跳出了以往研究的窠臼，而且也为用现代方法研究古典文学探索了新路，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考古文物的广泛涉猎。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而言，新材料的发现往往意味着思想的扬弃和学术的更新，而新观点的提出建立在新材料的发现基础之上。在宁教授的第四章：“士族文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变迁”中，作者选取人类衣食住行中的服饰、酒、娱乐等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细致的研究，力图由人类的基本需求上追寻魏晋士人的精神活动的物化表现，折射出时代的潮流走向和精神脉搏。正是基于对考古文物的重视，宁教授对精神问题的研究能立足于材料的分析和运用，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如服饰、饮酒和娱乐等方面，能以实论虚；在一些理论的研究上，又能虚中见实，使抽象的理论不流于肤浅的表述，有理有据，扎实具体。文物考古与理论分析的紧密结合，是这本专著的又一特色。

人类对服饰的追求，本身是一个由物质满足过度到精神需求的表征。在中国封建社会，服饰不仅是政治统治的手段，也是身分地位的标志。自东汉后期始，服饰的违礼倾向引人注目。作者集中于“服妖、裸袒和麈尾”，从头上的帽到脚上的木屐，从变化的衣着到佩戴把持的饰物，一一进行考证。值得一提的是，宁教授在大量翔实的关于服饰、雕刻、绘画等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对以往有关服饰的论点提出了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最能体现魏晋名士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素养的饰物——麈尾，宁教授不但引用丰富的文献资料，而且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如傅芸子的《日本正仓院考古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广泛涉及考古资料，经过细致的考证指出：麈尾与拂子不是一类，麈尾的形状是扇形而非马尾形，其有煽风消暑和拂尘两种功用。此结论不仅补充和完善了傅芸子的《日本正仓院考古记》中的说法，使其描述更加清晰；而且纠正了现代辞书如《辞海》、《辞源》等将麈尾释为用麈及鹿驼等动物鬃毛制成的“拂尘”或“拂子”的失误，使“麈尾的使用是清谈家思想的外化与延伸，是他们智慧的释放和近乎艺术化的表演”（参见此专著第213页。）的精神内涵，得到了近乎完美的揭示。作者广征博引，大量的文物考古借以说明服饰的怪异所表现出的魏晋士人对礼法的反叛和个性的张扬的精神实质，突显当时所谓名士风流，十分具有说服力。

魏晋士人的饮酒活动，往往被作为清谈误国的证明。鲁迅和王瑶先生以魏晋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动因描述和评价魏晋士人的饮酒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虽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指导性意义，但这一关系与中国酒文化的传承演变的维系，乃至与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信仰和人格构建的关联却有待深入。作者采用比较对照的方法，历史地追述了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文人饮酒的变化轨迹，指出魏晋时期文人的饮酒活动中，对宗教神灵崇拜的神圣感，对传统礼制教化的伦理感，和养神养生的保健意识以及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感都大大消解了，从而归纳总结出魏晋士人的饮酒有追求个体的逍遥境界；叛逆礼教；及时行乐和逃避现实的四个特征，进一步肯定了饮酒的文化内涵变异对于魏晋士人品格、精神风貌的塑造乃至中国酒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古代素以“琴棋书画”的精通与否作为衡量个人高雅的文化艺术修养水平高低的标准，以至于娱乐活动成为展示个人才情和风度的传媒。作者通过对魏晋时期广泛流行的围棋、樗蒲、弹棋等三类有代表性的娱乐活动的分析，指出蕴涵在大众的娱乐文化中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无论是围棋活动中流露的举止矜持、沉着冷静的修为磨砺，还是樗蒲活动中暴露的冒险竞争、激烈刺激的精神倾向，乃至弹棋活动中展示的消遣娱乐、陶冶心智的文化追求，无一不体现出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和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崇尚，验证了任何具体的文化娱乐形式都要受到时代文化总体精神制约这一文化史、社会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上这些立论皆立足于考古文献，可谓小中见大，新意颇多，既增强了说理性，又展示了宁教授这位青年学者踏实的学风和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

三，史料的翔实对比。《世说新语》作为一部反映魏晋六朝时期士族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典籍，曾被鲁迅评价为“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引自《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在中国历代文人精神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但以往的研究成果比较多的关注这部书的训诂和人物故事，将文献与人格精神结合进行研究却甚少。对魏晋这一历史时期的史料研究往往集中于正史，如《晋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典籍，旁及《世说新语》的比较对照并不多。宁教授的研究注重正史与野史相互参考，根据史料中关于人物记载的不同品评，从而发掘出编撰者的人格精神对魏晋名士风流具有自然亲和力的人文理念。

例如，何晏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之一，幼时随母进入曹氏家族。正史中的记载描绘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七岁孩童的天真活泼：他长在宫中，深得曹操的喜爱，于是无所顾忌，服饰拟太子。而招致太子的憎恨，每不呼其姓字，常谓之“假子”。而在《世说新语》一书中，编撰者津津乐道的却是他的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早熟和机敏。作者坚持认为，这些不尽相同、甚至褒贬迥异的收录表现了编撰者追求与自身精神境界相融合的取舍原则，从创作意图上进一步关照了魏晋士人人格精神对社会的广泛影响。深奥的理论探讨融入具体的事例分析，使得对魏晋士人抽象精神的把握丰富而有层次感。

由于这篇专著以《世说新语》为文化载体，宁教授极为留意版本问题。他先后选取宋绍兴八年（1138）三卷本刻本；明嘉靖十四年（1535）嘉趣堂三卷本刻本；明吴中珩六卷本刻本；民国间上虞罗氏影印六卷本唐写本；明凌濛初四色套印八卷本刻本和清光绪十七年（1891）思贤讲舍三卷本刻本等六种选本，通过版本相互的比较对照，历史文献的增删变化，勾勒出魏晋士人的精神气质、风神面貌在不同社会时期被接受和渲染的图画，体现了作者对《世说新语》一书的研究纵向的拓展和横向的延伸相结合的开阔视野。

四，思想的融会贯通。在中国的政治史上，魏晋时代无疑是黑暗的；但在思想史上，却有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两汉称为思想界的正统的儒家，明显呈现出暂时衰落的趋势，“老庄学说的流行，佛经的翻译，道教的发展，清谈的兴盛，都在这时代呈着活跃的状态，使当日的思想界，一改昔日因袭传统的旧观，而显现着万花缭乱的景象。”（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这一时期正是“儒道兼综”的玄学兴起、本土道教发展和外来佛教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思想的多元给世人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宁教授在对佛、玄、道的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中，宏观地揭示出魏晋士人精神的相通性。

无论是玄学中的“有无”之辩、 “言意”之别、“才性”之品、名教与自然之争；还是佛学中的“士大夫佛教”的界定、玄佛的理论融合、佛教僧人精神品质的刻画、维摩和观音思想在中土的流传；乃至道教神仙观念的嬗变、地仙的突出表征、服药的精神取向，作者都一一加以分析和探讨，力图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更中究寻魏晋士人终极关怀的精神皈依。时人仰慕僧人高标独立、纵横论坛的风神气质；模仿道士追求长生、幻想飞升的神秘技艺和标榜玄学人士仕隐兼顾、身名双修的人生态度，都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对人类思想精神的深刻影响。

宁教授从精神层面归纳出魏晋士人人格独立的三个特征：与社会意志分离的个体性；注重事物本质的精神性；超越实用功利目的的审美性。并将以上特征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概括为：完成了从经济人格到文化人格的整体人格精神的构建工作；人格精神独立是魏晋“文学自觉”的前提条件；为中国文化的滚动发展机制提供了范例。进一步认为这三个特征的形成与确立，不仅标志着中国士大夫文化已经与传统的帝王政治文化划清界限，同时也预示和呼唤着作为中国士大夫文化高潮的盛唐文化的到来，充分肯定了儒释道三教的交流和融合给中国文明和知识分子带来精神解放和学术推进的历史作用。宏观的高屋建瓴与微观的细致捕捉相结合，既使本书的论证展现出恢宏的气势，又显得厚重而不空泛。

全书的许多章节，宁教授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各大核心期刊，早就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此次结集成书，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作者开阔的历史眼光，严谨清晰的逻辑推论，精炼流畅的文字功底，无疑为这本专著增色不少。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本书对于宗教史中佛玄合流的理论渊源，以及道教在东晋后进入上层社会的理论发展阐释不够，魏晋时期士人重大的社交活动之一——清谈，作者也着笔不多。由于它建立在多个单篇论文的基础上，因此书中的有些史料在引用上给人重复之感。但瑕不掩玉，宁教授能以翔实的史料佐证，宏观的理论驾驭，细致的环节铺陈，总体的文化传承为依托，联系当时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术文化、宗教艺术、社会风尚等方面，从精神史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对魏晋士人的人格精神进行如此深刻精彩的论述，确实将《世说新语》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本专著不仅对《世说新语》本身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魏晋士人心态和思想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文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7期）

《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宁稼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