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知遇之恩永不忘


宁稼雨


      敏泽先生离开我们18年了，但他在我心中的学术地位和感恩之情，却随着岁月流逝与日俱增。
从踏入学术殿堂起，敏泽先生在我心目中就一直是神仙泰斗级的权威学者。从来没有敢想过，我能跟敏泽先生有什么近距离接触，更不敢想象我一个后生晚辈，竟然能够得到敏泽先生的亲炙教诲、热情鼓励与高度评价。然而这一切梦境一般的奢望竟然都成为现实。

最早知道敏泽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学本科文学理论课、马列文论课和《文心雕龙》选修课上。大致知道他在国内文艺理论和古典文论界享有盛名的一流学者。在准备考研系统整理备考科目“文学理论”时，又再次巩固和加深了这一印象。
第一次见到敏泽先生，是八十年代初，我来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读研时。那个时候从南开到整个学界的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各个学科的领衔和精英人物走马灯一般频繁在校园出现，做各个学科方向的学术讲演和报告。就在那个时候，应当时南开中文系邀请，已经荣任《文学评论》主编的敏泽先生光临讲学。地点是在主楼111大阶梯教室。那次他讲的什么题目，我已经记不太清，但有两点非常深刻的印象和感触。一是他的着装和形象，虽然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一些正式场合，一般政府官员和学者以西装领带为多。但敏泽先生当时还是一身看上去有些年头的中山装。发型也是比较传统的短分头式，给人以严谨规矩的印象。二是整个报告的突出印象就是理论思辨性极强而又材料扎实，很多以前有印象的知识他往往引经据典而又妙论叠出。这使我产生非常强烈的崇拜感，并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见到他，已经是2000年。这一年由罗宗强先生牵头，南开中文系主办召开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规格比较高，最初由台湾成功大学发起，后来大陆方面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主办过。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者，我受命担任这次会议的会务总管。罗宗强先生特别嘱咐我，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需要特别照顾，其中就包括敏泽先生。因为第一次见面留下的深刻印象，我也十分乐意承担这份差事。除了接站送站外，会议期间从明珠园宾馆到会场所在的范孙楼章阁厅，大部分时间都是我陪同敏泽先生往返。路上的话题也就从第一次在南开见到敏泽先生说起，之前对于敏泽先生的崇仰之情，终于有机会得到展示表达。
敏泽先生也非常关心我的情况，不仅问我师门背景，还仔细问我具体的研究方向和相关成果。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之前不久，我刚刚以自己承担的一个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完成了四十多万字的在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士族之魂——<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这个题目使他很感兴趣，于是便更加仔细地询问相关情况。我向他全面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框架和自己感觉有新意之处。因为论文中将敏泽先生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列为参考文献，我还就几个玄学与人物品藻中的范畴概念向敏泽先生做了进一步请教。因为论文答辩已经顺利结束，我也就是想把自己的学术状况向这位我崇敬的学术前辈做点汇报。没有想到我的汇报好像引起了敏泽先生更大的兴趣，他问我论文是否还有多余本，他想看看。这让我感觉非常意外，完全没有想到我陪同先生的路上闲聊，竟然引起这位学界大咖的如此关注重视。于是转天就给先生呈上一套（两册）论文打印稿。他对我说，此文很重要，现在来不及细看，容我带回北京细看。我看敏泽先生是真心诚意想看看拙文，便斗胆向先生提出了请求：论文答辩虽然完成，但还有很多问题毛病需要打磨修理。真诚期盼能够得到您的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同时也向先生表示，此文修改后打算出版，如蒙先生不弃，可否赐序一篇。敏泽先生没有马上答应，说我先回去看完再说。
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我接到敏泽先生亲自打来电话。他用一口浓浓的河南话口音自报家门：“我是敏泽。”因为完全没有想到堂堂《文学评论》主编，大名鼎鼎的敏泽先生会给我打电话，我生怕弄错了，又谨慎地向他确认一句：“请问您是？”他又略微增大音量重复了一遍。我这才敢相信这个事实。电话中敏泽先生跟我说了三件事：第一，书稿质量非常好，很有学术价值，乐于作序；第二，当下如此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罕见，应尽快出版，我也尽力帮忙；第三，在等待出版的期间，我会进一步仔细阅读大著，待出版事宜敲定后尽快完成书序。
敏泽先生的电话真是让我万分震惊，万分激动。我和先生之前素无私人交往，短短几天交往，竟然能使这位国家顶级学者对拙著如此青睐。我深知，他看重的不是人，而是学术。他这种不看人下菜碟，而是以学术定高下的高风亮节正是中国学界脊梁的正能量所在。
更让我感动的是，敏泽先生不是说说就完事了，而是身体力行，落到实处。他亲自给他的得意门生，当时已经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领导岗位任职的党圣元先生打电话，亲自交代此事，要党先生务必设法协助拙著出版。党圣元先生谨承师命，先后联系过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几个出版社，竭力推荐拙著出版，可谓费尽心机。但是，21世纪初那几年正是中国出版界最困难的时候。学术著作的出版没有经济赞助，简直比登天还难。我这本书稿尽管是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但90年代的项目经费只有一万多元，其中多半已经为项目图书所花费，所余经费距离出版社需求的额度相距甚远。我本人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付那笔经费。所以，敏泽先生这番盛情和努力没有如意达到目标。但他的这番深情厚谊却让我感铭无已，刻入灵魂。

大约过了两年时间，敝校南开大学出版社终于决定将拙著列入“南开人文库”出版。我赶忙把这个喜讯报告敏泽先生，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和序言。他在信中说：

稼雨同志：
序总算写好了，写得不很理想，主要是书读过的时间太久，好多想法模糊了，缺乏感性知识，请谅解。本想读读大作《传神阿堵，……》，增加点感性知识，但无法将之用于《世说》，真遗憾！写得不好，但是是尽心了的。
书总算要出了，实在不易，这总算一件值得庆幸之事，遗憾的是我未能给它出力。
从你的书看，你知识专广，学风扎实，辨析精细，思辨性较强，这一切都是很难得的，相信在学术上你必将会有更为突出的贡献。
匆颂
撰祺
敏泽谨上
28/2
手捧先生手书，不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看到“遗憾的是我未能给它出力”一句，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背后已经使出浑身解数的顶级学者，竟然谦逊内疚。让我感受和体会到一位伟大学者的纯净心灵与宏大胸怀。
如果说这句“未能给它出力”是他伟大的谦虚所在的话，那么上段那句对书序撰写所作“我是尽心了的”表白是否属实，则完全可以从先生的大序中得出准确答案：

读了稼雨先生的近著《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一种欣喜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近年来，关于魏晋士人的品格风度之类的研究著作颇为不少，并且也不乏具有这样那样独至之见之作，但求实地说，此书之出，却将这类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精神史的角度来探讨和研究《世说新语》中所呈现出来的魏晋士人之人格精神，及其形成和发展，不仅独辟胜境，拓展了现有的研究领域，而且是抓住了魏晋士人品格、风神研求之要言，颇具创见。文贵自得，独创性是学术研究（其实一切属于精神性创造之科学和艺术都不例外）之生命力和灵魂所在。刘融斋所说的“阐前人之未发，扩前人之已发”是“明理”文之“二要”，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不刊之论，移以评稼雨之作，可以谓当之而无愧。
出现在中国中古思想文化和美学思想重要转折时期的《世说新语》，以丛残小语式的短制，生动地记录了那个特定时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具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内蕴和丰富的历史内容，可以说是关于那个时代士人精神生活的百科全书。但要从一个前人未曾深入发掘过的领域将其底蕴揭示出来，在学术研究上都确非轻而易举之事。它涉及的文化思想领域相当宽广：思想上关涉到儒、释、道，学术上牵扯着经、史、子，生活习俗上的冠冕、服饰、举止、宴饮、服药……，无不关涉，政治上的变故，倾轧等等，就更不容说了。没有丰厚的学养，深至的功夫，要想令人信服地将逝去了十几个世纪的当时士人的精神风范揭示开来，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稼雨从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世说新语》的研究，长年累月，孜孜以求，广搜博纳，多方开掘，终于使他能够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宗教艺术、学术文化、生活习俗及审美风尚等等的深入而广泛地历史考察中，对士人人格精神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深刻的剖析。每一问题的提出，都是参古酌今，建立在坚实的论据和细致地分析基础上的，且考证详切，辨析精当。在当前佣耳租目、拾人牙慧、浮光掠影、凌空蹈虚之风弥漫成为一时风尚的情况下，读到这样扎实并富于创造之作，是不能不使人感到由衷欣喜的。
也正是从时而出现的这类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学术界的未来和希望。
此书之独创性，不仅体现在它对《世说新语》的整体性研究上，而且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时有精到的新见，如对以往关于廛尾形状功能解说之纠谬及特定文化内涵的阐释；释“神明开朗”为服食引散之一种效果，对“士族佛学”内蕴的揭示等等，难以例举。
我本人在以往学习治史的过程中，曾有一点小小的体会，即：研究美学和文学思想史，在对一个时代的美学和文学现象的外部（即“知人论世”中的“论世”）进行考察时，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深入地揭示出那一特定时代的精神心理气候的独特特点（它是由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时尚等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来，这对于深入揭示那个时代的审美风尚、旨趣及价值追求等等，都是一种无形的、却是十分重要的途径。但自己由于学浅识陋，心虽企慕，却并未做出什么实绩。稼雨之作，对于我来说，在这方面也是一种很好的启示。他通过《世说新语》对于魏晋士人精神心理的精确分析，不仅仅是对于《世说新语》本身研究的深化，它对于更深入一步地揭示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史、美学史、文学史，也必然产生一种积极的促进作用。
说到这里，很自然地回令我想起了一个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研究分工日细，条分缕析，划地为牢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严重地局限着研究者的视野，使之常常很难以纵览全局，更不要说大的开拓了。稼雨此书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开阔视野的特色，自然出于深入而多方面的剖析、论证其主题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对于我们克服上述现象，未始不是一项很好的借鉴。


                                                     敏   泽
                                                  癸未春日于偏远楼


此前这部书稿曾经作为我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进行答辩和申请学位。该论文的外审专家有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北京大学白化文先生、北京大学祝总斌先生、北京大学周先慎先生、北京大学张少康先生。几位先生从不同角度均对拙文给予高度评价。最后答辩委员会综合几位专家评价意见，形成答辩决议。无论是几位专家的个人评价，还是最终答辩决议，与敏泽先生的序言都有高度的吻合。可能与敏泽先生这篇序言准备时间比较充分有关，从知晓和接手这份拜托到最终完成序言，大约用了两年多时间。从序言的内容可以看到，从书稿全局的创新价值把握，到具体的微观细节考证，事无巨细，他都能认真关注并思考，将其抽象归纳，上升到理论层面给予价值评估。
仅从序言原稿的形态，就足可以看出敏泽先生对此序言的“尽心”程度：原稿为敏泽先生亲笔手写稿，总共6页，不仅每一页都经过剪裁粘贴拼接而成，而且每一页少则三五处，多则七八处修改调整痕迹。从这些明显的外观形态，不难看到敏泽先生对此序言下过多大的功夫，有过多少缜密细致的思考。正是由于这些“尽心”的艰苦工作，才使得该序言高屋建瓴，居高临下，切中肯綮地点到该书稿的学术价值所在。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拙著学术创新价值的认定。作为全国文学领域最高级别学术刊物《文学评论》主编，《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作者，敏泽先生在统揽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研究全局的基础上，敏锐看出拙稿从精神史的角度研究《世说新语》所具有的学术创新价值所在，明确提出，“但求实地说，此书之出，却将这类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里固然有奖掖提携后进的用心，但以敏泽先生那样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品格，尚不至于盲目抬高和肉麻吹捧。其二是他对拙著方法论意义上的影响和借鉴作用。这部书稿研究方法上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打通文史哲研究的壁垒界限，从精神史角度对《世说新语》内容所涵盖的魏晋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分析研究。敏泽先生谦逊地认为这种方法不但对他自己有启发作用，而且对学界画地为牢的封闭研究状态都具有借鉴作用。这种学术眼光也只有他那样的学术视野和心胸，才能够认识到、掂得出。
时光如梭，敏泽先生该序完成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我本人的学术生涯也即将进入尾声。今天回首往事，重读敏泽先生这篇序言，不仅能够重新感受到他老人家那份提携后学的拳拳赤子之心，而且也由衷感激敏泽先生对我学术成绩的厚爱和鼓励。今生今世，能有敏泽先生这份知音厚爱和热情鼓励，我死而无憾矣！
然而面对敏泽先生，我还是有些遗憾和内疚。其一，该书出版后，我很快给他寄去样书。因出版社将序文作者稿费含在全部微薄稿费中，我同时向敏泽先生汇报给他寄奉稿费的方案。他收到样书后很快给我打电话，一来祝贺该书出版，二来表示坚决拒收稿酬。先生如此高风亮节，更是让我倍加感动和感恩！没能让敏泽先生得到应得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劳动报酬，是我心里难以抹去的遗憾；
其二，就在书稿出版后不到一年，2004年1月，当我突然收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敏泽先生治丧委员会寄来讣告，得知敏泽先生已经逝世时，遗体告别的时间也已经过去。本来得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悲痛消息就令人难过不已，又因错过遗体告别时间，没能去北京送别敏泽先生，更是让我心如刀绞，悲痛万分，感到这才是让我遗憾终生的大事。
从敏泽先生离世，我心里就一直有一个强烈冲动，一定要把敏泽先生对我的学术知遇之恩写出来与世人分享。但几次打算动笔都没有成功。原因都是因为我无论想怎么写，都感觉难以把敏泽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学术水准写好，尤其是难以把我心底对敏泽先生的尊敬感恩之心表达完美。这一拖就是十八年过去了。
近年来随着年龄变老，对此问题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虽然怎么写都写不好是个很大的遗憾，但如果此生最终未能写出这篇文章，岂不是一个更大的遗憾。于是我在繁忙的工作中，终于挤出时间完成此文，献给九泉之下的敏泽先生。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20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