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雨丛谈”
魏晋名士服饰新风（上）：从“服妖”到宽衣大袖与木屐
——《世说新语》之十八


宁稼雨


服饰的风俗在魏晋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显著特征是：第一，人们在穿着服饰方面尊崇礼制的色彩不断淡化，而反礼教的叛逆色彩不断增强；第二，人们在穿着服饰方面的物质层面的需求不断淡化，而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增强。对于这两点，魏晋名士在服饰的各个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

·“服妖”现象与士族的精神追求

人类对于服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切身的物质需求到文化因素不断增加的精神需求的过程。遮羞和御寒是人类对衣服的直接和基本的需求原因。它被赋予社会和文化的色彩，大约是从黄帝时期开始。从西周时期开始，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进步发展，服饰的礼制礼仪色彩几乎被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观念作用下，服饰不仅是政治统治的手段，同时不同的服饰也是人们身份地位的标志。为此，统治者还制定了许多繁文缛节和清规戒律。《礼记·玉藻》：“以帛裹布，非礼也。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振絺綌不入公门，表裘不入公门。”
这样的规定尽管在早期儒家的经典中每每可见，但偶尔破例犯礼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不过在先秦时期，这种违规破礼的现象不仅极为罕见，因而被视为洪水猛兽和妖异征兆，而且还往往受到正统主流舆论的严厉谴责，认为它是可与天灾人祸相提并论的“服妖”行为（见《尚书大传》）。从《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五行志》都将“服妖”行为收入其中。班固说：“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从班固的话中可以看出，凡是违反了社会的一般礼仪规定和习惯风俗，其穿戴与自己的身份、地位、场合不符，或用今人话语称之为“奇装异服”者，均属“服妖”行为，均在贬斥之列。不仅如此，人们还将这种“服妖”行为视为天下兴亡、时代变迁的征兆。这反映了汉代以阴阳五行和天命学说为基础的大一统思想作用下社会对个体越轨行为的否定和歧视。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这种“服妖”行为在社会上不再是少数的个别行为，而是比较普遍的社会潮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中列举了许多这种现象。所以近人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中说：“可知当日衣服之好尚矣。然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今观郑康成、韦彪、冯衍、鲍永、周磐、符融，及逸民韩康等传可知。盖轻视冠冕，以洒脱为高，不但开陶靖节角巾之一派，亦魏晋清谈清脱之雏影也。”这个说法看出了东汉后期的“服妖”行为和魏晋名士以洒脱任诞为特征的服饰行为之间的联系，很有见地。
魏晋时期的社会风俗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服妖”即为其中一端。《晋书·五行志》专列“服妖”一项，收录魏晋时期的“服妖”现象，并将其与社会衰亡之象相联系。《世说新语》所记述的服饰故事往往在态度上与《晋书·五行志》背道而驰，对其违反礼制的服饰行为及其内在精神寄托给予了肯定甚至是赞美。如“帢”是曹魏时出现的一种改良的帽子，它曾作为“服妖”，被时人及《晋书》作者的指责为“凶丧之象也”、“劫杀之妖也”。然而在《世说新语》中，这种新奇的帽子却受到另外一种礼遇。山涛的大儿子戴上“短帢”这种便帽，倚在车中。晋武帝想见见他，山涛不敢推辞，就去问儿子，可儿子却拒绝了。当时人们认为儿子的骨气胜过了山涛（见《世说新语·方正》）。
这里山涛为何不敢辞，儿子为何拒绝，时论又为何认为儿子胜过其父？据《晋书·山涛传》及《世说新语》有关内容，可知山涛虽为“竹林七贤”之一，但在政治上却投靠司马氏政权，故为嵇康及时论所不齿。这里所谓“山公不敢辞”，正是这种政治态度的表现。至于山该不肯行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儿子以著帢见天子不合礼制为借口，拒绝与司马昭见面。这正是时论赞美山该胜过其父的真正原因，也是作者将其列入“方正”一门的意义所在。著帢在这里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反而却成了赞美的对象，成了魏晋人表达政治意识的一种工具。但颜帢这种难以为传统人士接受的新潮玩意儿在东晋某些更先锋的名士眼中竟然已经过时，毫无新鲜感可言。据《世说新语·轻诋》，代表新学思想的支道林对保守人物王坦之说：“著腻颜帢，潝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表面上看，支道林也对著颜帢深为不满。但他的指责角度与传统人士及《晋书》作者截然相反。他不是指责著颜帢新潮和违反礼制，而是嫌它已经过于落伍。因为入晋以后颜帢经过改造后成为最新潮的“无颜帢”，而且也被视为“服妖”之列（见《晋书·五行志》）。在支道林看来，有了“无颜帢”这样的最新潮的帽子你不佩戴，却还依旧戴着油腻肮脏的老式颜帢，自然是陈腐不堪了。其实支道林真正看不惯的，还不是王文度的衣着，而是他思想观念的陈腐保守，衣着保守只是其思想保守的外包装而已。
不穿外衣，只穿单衣单衫也被视为“服妖”行为。《晋书·五行志》：“孝怀帝永嘉中，士大夫竞服生笺单衣。识者指之曰：‘此则古者穗衰，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无故服之，殆有应乎！’其后遂有胡贼之乱，帝遇害焉。”但只服单衣单衫的行为在魏晋君臣中都不乏见到。晋孝武帝司马曜十二岁的时候，到了冬季白天不穿夹衣，只穿五六件单衣。晚上却盖上厚厚的被褥。谢安进谏说：“圣上应该保持恒温，白天过冷，夜里过热，恐怕不是养生之道。”司马曜却说：“昼动夜静。”原来，《老子》中有过“躁胜寒，静胜热”的说法。显然，少年司马曜在穿衣问题上不是以礼制的规定为前提，而是把先哲的哲理运用于生活实践当中，让穿衣问题充满理性和精神的色彩。至于魏明帝为了检验何晏脸上是否擦了粉而让他在酷暑之际喝热面汤，何晏以朱衣自拭的故事，则表现出士族文人平日衣着的随便和自由。他们并不在意衣着是否符合礼制，而是求其自由洒脱。
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的很多服饰行为之所以被视为“服妖”，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随心所欲，排除礼教的约束控制，将服饰行为作为抒张个性的工具和途径。如王濛和刘惔一起在桓子野家中畅饮，正赶上谢尚给叔父谢裒送葬回来。王濛想请他过来一起喝酒，就问刘惔是否可行。刘惔自信地说：“谢尚是性情中人，一定会来！”果然，开始谢尚还考虑到自己还在丧期，不便前往，所以婉言谢绝了。但却仍然待在那儿不动。等到人家再次来请的时候便欣然前往了。进门之后，只是去了头巾，戴着便帽便入座痛饮。吃到中途，才发觉尚未脱去孝服（见《世说新语·任诞》）。刘惔可谓看透了谢尚骨髓。他绝对不会因尊奉礼制而牺牲个人的自由洒脱。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刘惔的预见。文中谢尚有两处违反礼制：晋代名士多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荣，在丧葬方面的表现就是“居丧无礼”。谢尚于其叔谢裒葬后三天便到朋友家去痛饮，即为“居丧无礼”的表现。此其一；其二，他喝酒喝到一半，才发现自己竟然是穿着丧服在喝酒。可见礼教所规定的一切，对他都没有任何约束意义。衣着只是其中之一。对于士族名士来说，作为衣着身份地位意义的礼制色彩已经淡化到趋近于无。谢安在桓温手下任司马的时候，一天桓温去看谢安，正碰上谢安在梳头。见到桓温来了，赶忙去取衣服。桓温说何必麻烦？于是两人就一起说话到天黑。离开谢家，桓温对左右说：“见过这么洒脱的人吗？”（见《世说新语·赏誉》）即便是在今天，上下级之间见面时如果肢体没有遮掩，也是不大雅观的行为，何况是在礼教严格的古代。然而桓温所赞美的，也正是谢安这种不拘小节的放达之举。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世说新语》的编者竟然将这样一个细微的生活小节放在《赏誉》一门中，这就明显地表现出编者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与魏晋名士是何等相似一致，而与《晋书》的编者又是何等大相径庭。


·宽衣大袖的潇洒魅力


从前面司马曜冬日加穿练单衫的故事和南朝砖刻壁画《竹林七贤图》中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宽大衣着的风采迷人之处。不过这种博大的衣裳也被视为“服妖”之举，并被认为是刘宋代晋的征兆（见《晋书·五行志》）。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曾经从服药容易擦伤皮肤的角度来解释当时名士喜着宽大衣服的原因。实际上这只是名士穿着宽衣大袖的客观原因，其主观原因还是因为宽大的衣着可以表现出名士洒脱高逸的风采。如孟昶没有显达时，曾看见王恭乘坐一顶高高的车舆，身上披着一件华贵的鹤氅裘。在微微初雪当中，孟昶在篱笆之间窥视王恭那迷人风采，不禁感叹道：“真是神仙中人！”（见《世说新语·企羡》）裘原为毛皮制成的御寒服装，但至魏晋间士族多用来修饰仪表。裴启《语林》载，谢万向谢安乞讨皮裘，说是为了御寒。谢安说：“胡说！你是为了摆阔显贵。如果是为了御寒，没有比棉花更暖和的了。”于是就给了他三十斤棉花。从阎立本《古帝王图》所画陈文帝身着皮裘，坐于榻上的形象来看，皮裘确能给人以状貌堂堂的感觉。陈文帝所穿为白狐皮裘，毛在外，以示雍容华贵。为进一步增强皮裘的装饰感，人们又以鸟羽制成裘衣。因所取鸟羽不同而分别称为“雉头裘”、“孔雀裘”、“鹔鹴裘”。其形制宽大者称为氅。文中王恭所服“鹤氅裘”即以其光彩照人的效果，使得寒族士人孟昶五体投地，赞叹不已。其实王恭被孟昶看重的，并非仅仅是其门第，其神姿风采在很大程度上要得力于他那宽大博敞的鹤氅裘。那个谢万虽然在谢安那里碰了钉子，但他还是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件鹤氅裘，并且穿着它演出了一场十分精彩的热闹剧：
谢万与安共诣简文。万来无衣帻可前。简文曰：“俱但前，不须衣帻。”即呼使入。万着白纶巾、鹤氅裘，履板而前。既见，共谈移日方出。大器重之。（见思贤讲舍本《世说新语》佚文）
谢万所说的“无衣帻”，是指没有符合礼制要求谒见帝王的礼节性衣帽。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意的试探。因为按照常理，既然约定与帝王见面，准备好礼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深知简文帝司马昱也是一位清谈健将，名士中人，所以未必应当以礼制之俗与其见面。所谓有意试探的潜台词是，我们是按照礼制规定的君臣之礼相见呢，还是按照潇洒名士的朋友关系相见？如果是前者，谢万实际上已经拒绝了这样的见面；倘若是后者，则需要得到你的许可。司马昱对谢万踢过来的皮球当然心领神会，于是赶忙答应以后者的礼节相见。这里双方都把服饰衣着作为观念意识和精神家园的外化体，以衣着的雅俗传达其精神的主旋。巾本来是士庶之别的标志。但从东汉开始，戴巾不仅不是地位低微的标志，反而成了高雅的象征。傅玄《傅子》说：“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东汉清议领袖郭泰因途行遇雨，临时折巾遮雨。竟然为众人效仿，人称“林宗巾”（事见《后汉书·郭泰传》）。与此同时，戴巾成为士人表示自己布衣在野的非官员身份的标志。东汉末豫章太守华歆著巾出迎孙策，表示自己已经放弃太守官职，而以士大夫身份迎接孙策（见《三国志·魏志·华歆传》）；西晋征南大将军羊祜在给从弟信中说以后“当角巾东路，归故里”，又是指致仕还乡（见《晋书·羊祜传》）。上引《世说》佚文中谢万有意不穿礼服，而著白纶巾和鹤氅裘，就是有意强调自己的布衣身份和高雅情调。从他此举收到的满意效果中，可以推想他的这身衣着起到的作用大约着实不小。可见鹤氅裘在两个方面满足了士族文人的精神需求，其一是其宽大的形制很好地体现出士族文人飘逸潇洒的风韵，其二则是那羽光闪闪的效果又为其贵族身份增加了份量。至于它是否符合礼制，是全然不为他们所重的。这才是宽大衣服得以流行的主观原因。若单纯此服药角度考虑，尽管皮裘宽大，但皮革和羽毛质地较硬，均易划伤皮肤。恐为服药者所不取。


·木屐的情趣


木屐也是名士衣着特征明显的一项。关于木屐的形状，过去一直认为它与近代的木屐相似。它以木制成，上面系带与脚连接，底部有突出的部分，称为足或齿。但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认为屐齿并非指朝下的两齿，而是指鞋前向上翘起的齿状物。理由是“在大量南北朝画刻上，还从未见有高底加齿的木屐出现”。所以沈氏认为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人临摹顾恺之的《斫琴图》中持杖隐士所穿高齿履就是高齿屐。这个说法恐怕难以成立。因为没见过的东西不等于没有。八十年代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中出土有木屐实物，足可为传统说法增加佐证。
木屐也是传统和主流舆论认为是“服妖”的一项。《晋书·五行志》：“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至太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此贾后专妒之徵也。……旧为屐者，齿皆达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彻，名曰阴卯。识者以为卯，谋也，必有阴谋之事。至烈宗末，骠骑参军袁悦之始揽搆内外，隆安中遂谋诈相倾，以致大乱。”其实他们真正讨厌的，倒是名士脚蹬木屐所表现出来的潇洒飘逸的气度，以及这种气度中所包含的对于传统礼教精神的鄙薄和揶揄。王献之兄弟是郗愔的外甥，由于畏惧郗愔的儿子郗超的权势，见了郗愔都规规矩矩地传上履，行外甥之礼。可当郗超死后，王氏兄弟便如出笼之鸟，都穿上了高齿木屐，仪容傲慢。郗家人请他们坐下，他们一个个都趾高气扬地说：“忙呢，没功夫！”便扬长而去。气得郗愔忿忿地说：“使嘉宾（郗超）不死，鼠辈敢尔！”（见《世说新语·简傲》）王氏兄弟前恭后倨，固然有势利之嫌。但他们以著屐示其轻慢，倒的确是对传统礼制的亵渎。按礼制规定，正式场合必须著履。《释名》：“履，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也”。正因为如此，魏晋六朝时期许多反礼教之士都把弃履服屐作为放达洒脱的行为而竞相追随。《颜氏家训·勉学》：“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就跟高齿屐一项来说，魏晋六朝的情况大致如此。王献之兄弟即是一例。贵游子弟的骄奢风气，使他们视礼教为粪土，穿屐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这对王氏兄弟曾同住一室，房上突然起火。王徽之慌忙外逃，竟来不及穿上木屐。王献之则神色恬然，徐徐呼唤左右，不异于常。人们一下子分出了二人的高下（见《世说新语·雅量》）。 王徽之来不及穿屐说明屐是他们每天必穿之物。因为脚蹬木屐，身穿宽衣，正是标准的名士气派。
与穿宽衣一样，穿屐也与服药有关。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说：“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颇，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作为魏晋时期的天师道世家，王羲之父子均醉心服食采药之事（见《晋书·王羲之传》）。他们以穿屐为习，定然与服药有关。
当然，还有些人好屐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寄托。据《世说新语·雅量》，东晋祖约好财，阮孚好屐，两人都嗜好成癖，共成负担。人们难以分其得失。一天有人拜访祖约，见他正在清理钱财。客人来到之后，祖约来不及收拾，剩下两只放钱的小竹箱，只好藏在自己身后，并倾斜身子挡住竹箱，脸色也未能平心静气，有些局促不安。又有人去拜访阮孚，见阮孚正在往木屐上涂蜡，使其滑润。见到客人，阮孚神色自若地说：“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人们以此断定阮孚的气量胜过祖约（见《世说新语·雅量》）。如果单从嗜好一累的角度，好财和好屐二者的确高下难分。但魏晋品题人物重在以形徵神，从人物的外在行为挖掘和体味其精神内涵和气质风度。在未得其神髓之前，其外在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故而“未判其得失”。而一旦从精神角度，得知二者当中一方为钱财而局促尴尬，一方则投入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流连忘返，自然高下自现。一句“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饱含阮孚对木屐所体现的高远境界和旷达气质的惬意和自得。

（本文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2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