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帝王之梦的彻底碰壁
二十年的政治成功使王敦产生了错觉，他认为按既定道路走下去，就会无往而不胜，包括实现帝王之梦。但他没有意识到，帝王阶层对士人参与政治的容许，仅限于此了。超出这个范围和程度就需要严加控制限制。
随着东晋王朝的稳定和兴盛，王敦、王导兄弟在朝廷的权力已经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他们两个，一文一武，一内一外，几乎控制了东晋王朝的军政要冲权力。而且，王敦本人这一切引起司马睿的忧虑和忌惮。他开始处心积虑地考虑控制二王的权力，防止他们权力膨胀后可能的政治威胁。其重要举措就是重用丹阳尹刘隗、尚书令刁协等亲信，疏远王导和王敦。
已经被成功冲昏头脑，权势欲望已经膨胀得不可遏制的王敦，无法忍受他曾经辅佐支持的君王如此冷酷绝情。他本来已经隐匿消失的“厚颜无耻”性格，至此发展膨胀成为问鼎皇权的权力欲，为此不惜让国家和民族陷入战乱和灾难。从永昌元年（322）到太宁二年（324），王敦分别针对晋元帝和晋明帝，先后两次发动武装叛乱，最终被司马绍带兵剿灭。这两年多的内乱是东晋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灾难，给当时社会和各种社会人际关系都带来严重的阴影和后遗症。同时，在王敦暴乱的发生过程中，社会各色人等的不同表演，也像是一面透视镜，折射出在强势暴乱者面前，人们内心深处的五色心态，更能看出王敦本人被权势私欲控制后完全失去理智的顽固性格。
在采取反叛行动之前，面对司马睿采取的步步紧逼，王敦曾向司马睿上表，试图感化他，未获实质性效果。同时也曾想尝试知会社会，希望能够起到威慑作用，或许可以避免兵事：
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世说新语·豪爽》）
另据《晋书·周访传》：“闻敦有不臣之心，访恒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 因为惮于祖逖和周访的英名威望和军事能力，王敦暂时搁置了叛乱计划。可是到了太兴四年（321）祖逖和周访皆已去世，王敦认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自己野心实现了。

经过密谋策划，永昌元年，王敦以“清君侧”（诛杀司马睿用来制约自己的刘隗和刁协）的名义发动叛乱。事情发生后，立刻遭到朝廷正义人士的声讨：
王大将军当下，时咸谓无缘尔。伯仁曰：“今主非尧、舜，何能无过？且人臣安得称兵以向朝廷？处仲狼抗刚愎，王平子何在？”（《世说新语·方正》）
周顗的话代表了社会主流看法，他提到的“王平子”即为王澄，他希望能够出现王澄那样的王敦克星。据《晋书·王澄传》：“时王敦为江州，镇豫章，澄过诣敦。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士庶莫不倾慕之。兼勇力绝人，素为敦所惮，澄犹以旧意侮敦。敦益忿怒，请澄入宿，阴欲杀之。” 可见王敦叛乱的确不得人心。直到王敦杀入石头城，打算对周顗兴师问罪，周顗还是这个态度：
王大将军既反，至石头，周伯仁往见之。谓周曰：“卿何以相负？”对曰：“公戎车犯正，下官忝率六军，而王师不振，以此负公。” （《世说新语·方正》）
面对周顗的义正词严，王敦竟然“惮其辞正，不知所答”。面对他人善意规劝周顗躲避王敦的锋芒：
顗曰：“吾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与戴若思俱被收，路经太庙，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灵；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灵，当速杀敦，无令纵毒，以倾王室。”语未终，收人以戟伤其口，血流至踵，颜色不变，容止自若，观者皆为流涕。遂于石头南门外石上害之。（《晋书·周顗传》）
就连王氏家族成员，也不满于王敦的倒行逆施，决意与其划清界线：
王敦之反也，刘隗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帝以导忠节有素，特还朝服，召见之。导稽首谢曰：“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执之曰：“茂弘，方托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晋书·王导传》）

同样遭到司马睿的猜忌和疏远，王导和王敦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和风范。王导不仅对司马睿怀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尽忠态度，而且就在司马睿死后，王导对元帝的继承者晋明帝司马绍及其再传继位者晋成帝司马衍，始终一如既往，维护顾全大局：
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稍严，以备不虞。”王公曰：“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何所稍严。”（《世说新语·雅量》）
庾亮借助妹妹庾文君为司马绍之妻，司马衍之母的位置，权势日涨。但王导却把庾亮的强势视为门阀政治延续的需要来理解，愿意以“角巾径还乌衣”支持庾亮来接替自己门阀政治代表人物的位置。此举与王敦的倒行逆施，不啻天壤之别。
王敦进入石头城后，不顾他人规劝，始终不去朝见晋元帝司马睿：
谢鲲为豫章太守，从大将军下，至石头。敦谓鲲曰：“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鲲曰：“何为其然？但使自今已后，日亡日去耳。”敦又称疾不朝，鲲谕敦曰：“近者，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内，实怀未达。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仗民望以从众怀，尽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则勋侔一匡，名垂千载。”时人以为名言。（《世说新语·规箴》）
王敦不但不听谢鲲的善意规劝，反而率军离开石头城，返回自己的根据地武昌，遥控朝政。此间晋谯愍王司马承在湘州起兵反对王敦叛乱，魏乂攻破湘州，擒获司马承后将其押送至武昌，贡献给王敦。没想到王敦根本没让司马承进武昌，而是派荆州刺史王廙在半路将司马承杀害（见《世说新语·仇隙》）。
王敦叛乱节节胜利，更加助长了他的狂妄野心。在逼死元帝司马睿之后，他又第二次起兵，把矛头对准司马睿的继承者晋明帝司马绍：

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温尝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 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 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 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 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 （《世说新语·方正》）
以不孝之名废晋明帝不成，导致王敦与晋明帝司马绍最后的摊牌决战：
王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才，犹相猜惮，乃著戎服，骑巴賨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世说新语·假谲》）

因人心所向，不但国人对王敦叛乱早已深恶痛绝，就连王敦信任并依靠的温峤也背叛了他，把王敦行动计划向司马绍告密，导致晋军准备充分，士气高昂，指挥得当。王敦身边虽然还有王含、王应父子勉强协助支撑，但王敦本人已经重病在身，几次带病出战都无法支撑，终于以愤恨之心于太宁二年（324）七月毙命军中。此后晋军更加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完全平定王敦叛乱。王敦的尸体被掘出后斩首戮尸，头颅悬挂城南朱雀桥示众。一代风云人物至此身名俱败。
      对王敦其人，史家基本肯定其前期稳定东晋局势起到的积极作用，否定其晚年叛乱之举。在我看来，王敦之乱是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社会文化主流过程中一个特例现象。这个特例现象反映出一位士人因为个人性格原因，试图背离自己的士人文化本色，转型为帝王地位努力的失败。从与此前帝王与士人关系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曹操、曹丕，还是司马昭、司马睿，这些帝王所能允许和支持的，仅仅是士人阶层从文化方面对帝王文化的调整和更新，但在政治权力方面是绝对不能容忍其染指半分的。这一点本来在帝王和士人之间已经形成默契（王导就是典型案例），只是王敦因为个人性格原因非要突破这个默契，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这对于历代士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

（全文完）

       

（本文节选自宁稼雨《魏晋人物谈》之十七《王敦的帝王之梦为什么归于失败？》，《文史知识》2021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