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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才情之美(魏晋人物品藻活动从实用到审美的评价转变之二)
发布时间:2020/12/28  阅读次数:59  字体大小: 【】 【】【
不过,魏晋人物品藻活动中人们的最精彩的表现,还是他的把人物品藻由社会的实际政治需要转入一种审美的活动,从而体现鲜明的时代色彩。
      汉末以降,社会统治阶级及其集团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央政府的集权力量大大削弱,曹魏政权在政治、经济上不得不依靠门阀土族的支持。因为分散的、地区性的世族地主庄园经济,是当时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魏初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很快被门阀世族阶层所把持和垄断。《晋书·刘毅传》所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状况,说明当时大族已经牢牢操纵了人物品评和官吏任用的大权。在这种情况下,九品中正制不过是门阀世族结党营私的美丽装饰和例行程序,而人物品藻也就失去了它对社会政治生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这一变化,迫使人们把对人物品藻的目光由实用功利转向包含在政治品藻中的对人物的个性、智慧、才能的高度重视和观察批评,从而使魏晋两代的人物品藻,更多地带有超功利的审美色彩。从郭泰开始,东汉人物品藻已经注意到人的才能与品德,并形成一股追求与众不同的“异操”的时髦潮流(参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魏晋玄学论稿》)。这些本可以直接演变为注重个性的审美品藻,但遗憾的是,这种对才能与异操的追求仍然是为了接受统治者的选择,没有也不可能甩开奴役自己的绳索。而相比之下,魏晋人的人物品藻则显得潇洒和自由,使人们在对自身的审美中得到超脱的愉悦。
      ——个性的才情之美


东汉“清议”前后对人物的品评是重德行的政治性人物品藻,汉末魏初在曹操“唯才是举”原则指导下的九品中正制是重政治之才的人物品藻,正始以后的人物品藻则把与人的主体个性及其相关的情感和才能放在首位,并且十分注意从美的观念出发,对人的个性、情感和才能加以品评。对个性和自我的强调,使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代把个性从属以至牺牲于名教的传统观念已经为士人所不齿。王坦之与支遁的关系不好,王攻击支遁只会耍嘴皮子,没有真本事。支遁反驳道:“难道穿着布单衣,戴上油腻帽子、夹着一本《左传》,跟在郑玄车后,这才算有本事吗?这种垃圾袋(尘垢囊)我才不希罕呢!”(见《世说新语·轻诋》)在儒家一统天下的汉代,无论是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都要求人们服从社会,听任其安排。作为文化士人,就要皓首穷经,不仅学术思想不能有异端奇想,连自己的生命本身,也必须奉献给奴役自己的社会。一代儒学大师郑玄,便是这种人格的规范。然而到了魏晋,追随郑玄的人竟被骂作“尘垢囊”,那么郑玄这种人格规范及其所代表的汉代士人的人生价值观念,自然也就完全倒塌,分文不值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充分体现人物个性的才能和情感。



《世说新语·赏誉》中记述了一个风恬月朗的美好夜晚,许询在晋简文帝府中大逞才学,以清婉之辞,作襟怀之咏,竟使筒文帝“尤相咨磋。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又发出“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的赞叹。可见重“高情”和爱“才藻”,是魏晋人在人物品藻中追求个性的重要表现。汉代礼法统治束缚人的思想和个性,扼杀人的真挚情感,把人变成虚伪矫情的玩偶。魏晋人的“高情”,说明了这种取向的更新。尽管这种才情中也还包含着伦理和道德之情,但主要还是对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的追求。荀粲与妻子感情至深,一次冬天,妻子发烧,荀粲便到院中冻冷自己的身子,回来用身体给妻子降温。妻子死后,荀粲也很快就死了,因此而遭到舆论的讥讽(见《世说新语·惑溺》)。当时的医学,决不至于没有治疗发烧的办法。荀粲采用这种近于原始的治疗方法,完全是出于对妻子的休戚与共的深挚痴情;从这位为情而死的情种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李贽追祟的“童心”和杜丽娘为情而死的先兆。晋人认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见《世说新语·伤逝》)就是不同流俗,尽其所哀,尽其所乐。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见《世说新语·伤逝》)伤逝中渗透着对美的破灭的哀惋和热爱。桓伊每当听到清歌,便陶醉其中,连叹“奈何”。谢安听说后便评论道:“子野(桓伊字)可谓一往有深情。”(见《世说新语·任诞》)王濛登上茅山,大声恸哭道:“琅琊王伯舆(濛字),终当为情死。”(见《世说新语·任诞》)则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深挚之情。


宗白华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酥、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见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话说得畅快,而晋人则是做得畅快;“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见《晋书·王羲之传》)喜怒哀乐本是人类的专利,但汉代礼法却把它封闭、窒息起来。晋人返朴归真,痛快做人,不啻是对人性异化的反拨,也不枉为人一世。  


      晋人所祟尚的“才藻”,也包含着曹操所要求的政治之才,但更重要的,却是能够充分表现人的真情实感的文学艺术和日常琐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智慧才能。《世说新语·豪爽》记载:“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桓温所谈论的“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的内容,即与政治军事相关,但最后的落点在“人”、“才”二字.,本身已经说明对人之才能的注重。况且人们所感兴趣的,主要还在于桓温那磊落之状,雄情爽气,以至使“一座叹赏”。很显然,这里美的取向更胜于实用的政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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