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迫切希望得到社会承认这一点上，魏晋文人并不亚于东汉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东晋温峤自认为在过江大族中，是第一流人品，但舆论却认为他是第二流中的高者。一次在名流们谈论第一流人物快要结束时，温峤竟骤然失色（见《世说新语·品藻》）。还有一次，桓温问刘惔：“听说会稽王司马昱的谈话(指清淡)很有长进，是真的吗?”刘惔说：“是很有长进，不过他仍然是二流中人。”桓温问：“那么谁是第一流呢?”答道：“正是我辈耳！” （见《世说新语·品藻》）当晋简文帝问殷浩比裴頠如何时，回答是：“故当胜耳!”(见《世说新语·品藻》）当时社会舆论对殷浩和桓温的评价差不多，认为二人齐名。但他们二人却互不服气，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回答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见《世说新语·品藻》）而桓温又对别人说：“少时与渊源(殷浩字)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见《世说新语·品藻》）

       可是，并不能因此而认为东汉和魏晋的人物品藻中人们的希冀和追求完全可以同日而语。从上面几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表现欲，这与东汉人的虚假做作和欺世盗名是大相径庭的。而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又是产生并影响不同时期人物品藻精神差异的根本原因。

       经过汉末的动乱，人口流离严重，原先的州郡“察举”或“清议”程序和机构也随之破坏，难以承担以往品评推荐人才的工作。至曹氏统一北方后，其任人方式便改用“九品中正制”。“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鉴识（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见《通典·选举典》）。这种方法在形式上官办与乡里评议相结合，但在评选原则上却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东汉人物品评受时代思想的约束，其首要标准是德行。而“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却完全体现了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这种思想，对汉代以德之共性为美，束缚个性的思想是一个大胆的冲击。而对“才”的强调，实质上是对人的个性的尊重和承认，它为人仍在思想上尊重个性开启了大门。集中体现曹操这一思想的理论著作是刘劭的《人物志》，他认为：“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于聪明” ，“智者，德之帅也” （见《人物志·八观》）。其基本思想就是从儒家对“德”的强调，转向对“智”的青睐。由此出发，刘劭注意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以及它们与社会需要的关系等，都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这些不仅是汉末以来人们品藻风尚的理论总结，也为魏晋人物品藻的审美化，作了价值标准和方法论上的充分准备。

       魏晋时期的很多人物品藻实际上是刘邵所归纳总结的品藻方法与途径的具体运用。如根据外形来评价人物的方法，虽然脱胎于相术，但这时的人物品评更加注意人物的外形所显示的内在精神。刘劭认为：“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又说：“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 （见《人物志·九征》）刘劭用五行说中的金、土、水、木、火与人体的骨、筋、气、肌、血相比附，并又区分出仪、容、声、色、神等五个方面，最后提出包括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在内的所谓“九征”。也就是要运用这些理论去进行人物品评。如《世说新语·容止》载：“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嵇康别传》也说嵇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见《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引）。这就是说，刘伶和嵇康的体质是以土气和木气为主。而当时任嘏在《道论》中认为，木气之人勇敢，土气之人智慧而宽容（《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引）。二者的结合，就是在二人的体态中，表观出一种既有对自我命运的主宰和自信，又不过于外露的含蓄之美。所以人们认为刘伶“悠悠忽忽”，嵇康则被目为“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见《世说新语·容止》）。又如刘惔从仪表入手，看出孙权、司马懿和桓温三位开创帝业的英雄人物在容貌上的相似之处：鬓毛象刺猬皮，眉毛象紫石棱，体态魁伟（见《世说新语·容止》）。潘滔在王敦年少时便从他目如马蜂、音如豺狼中看出其野心家的本质（见《世说新语·识鉴》）。王浑的妻子钟夫人在为女儿择婿时，从形体和督相中，看出此人虽有才干，但寿命不长，故不能嫁女（见《世说新语·贤媛》）,都是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交谈来认识和评价人物。刘劭认为，依言知人也是人物品藻的重要途径，他说：“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见《人物志·接识》）在玄学兴起，清谈盛行的年代，一个人的言语谈锋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一次，王衍问阮修孔子重名教和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的异同何在，阮修用三个字回答：“将无同。”王衍很喜欢这种玄妙的应对，立刻辟阮修为掾(幕僚)。社会舆论称阮修为“三语掾”（见《世说新语·文学》）。当庾亮问孙齐庄的名字含义，为什么“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时”，孙齐庄答道：“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受到庾亮的特别喜爱（见《世说新语·言语》）。至于《世说新语·文学》所记吴人张凭访刘惔时，先受冷遇，继以清谈获重誉，不仅使刘惔、王濛等清谈大蹄震惊，而且连晋简文帝经过亲自谈话后，也称之“勃窣为理窟”，且用为太常博士的故事，尤能说明依言知人，因言获显的情况。

       还有一种途径是根据人物行为本身去考察或评价人物。由于汉末以来名实不符、欺世盗名的伪名士大有人在，玄学家们都注意到名实，以名实相符来评价人物。刘劭有感于相人之难，言语形容均有伪似，故提出必检之行为，他说：“故必待居止，然后识之。故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此又已试，非始相也。”（见《人物志·八观》）华歆与王朗的名声本来差不多，一次他们一同乘船避难，有一人想搭船，华歆面有难色。王朗不假思索地说：“还有地方，为什么不行呢?”就带上了这个人。后来强盗追得越来越近，王朗便想以抛弃他人的办法来使船加快速度。华欲却表示，自己开始犹豫，正是为此。现在既然已经带上人家，就不应抛弃人家。于是继续一同逃难。社会上便以此确定二人的优劣（见《世说新语·德行》）。另如华歆与管宁在锄菜和读书时逢乘轩者的不同表现（见《世说新语·德行》），桓温欲诛谢安、王坦之时二人的截然不同神态（见《世说新语·雅量》），都表现出人们如何根据人物行为本身进行品评。这样的方式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本文摘录于宁稼雨《魏晋人物品藻活动从实用到审美的评价转变》，《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