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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小俊:博观约取 厚积薄发——宁稼雨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及其成就
发布时间:2020/12/14  阅读次数:87  字体大小: 【】 【】【

博观约取   厚积薄发——宁稼雨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及其成就

[摘 要]宁稼雨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古代文言小说研究,二是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三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他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杰出代表之一。


[关键词]宁稼雨;文言小说;文学与文化;叙事文化学


  每个时代的学术都需要有代表这个时代学术精神和学术成就的卓越人物。就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笔者认为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是这个领域中令人瞩目的卓越人物之一。



笔者是宁稼雨教授的同行和后学。据笔者所知,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三个,每一个领域都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他是古代文学研究界成就卓著的杰出代表之一。

一、古代文言小说研究

宁稼雨教授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

文言小说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文言小说研究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其中南开大学的文言小说研究一直在国内外受到瞩目。宁稼雨教授自硕士研究生起,一直把文言小说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言小说史研究。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的基础上,宁稼雨教授于1992年出版了《中国志人小说史》。该书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吴云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一书认为:“纵观百年魏晋南北朝的小说研究,在前50年,贡献最大的首推鲁迅;在后50年,以李剑国、宁稼雨的成就比较突出。鲁迅的研究比较简略,从大处着眼,要言不烦,在总体上有开创之功;李剑国在志怪小说研究方面,宁稼雨在志人小说研究方面,具体的研究比较深入,有自己的见解。”该书还认为:“宁氏的志人小说研究,比较细致深入,有些方面填补了学术研究上的空白。此后也有一些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总的来看,还没有超出宁氏的成就。”


第二,文言小说目录学研究。从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宁稼雨教授参与了若干种古代小说辞书的文言小说条目撰写工作。这些条目共约上千条,50多万字。在这些积累与《中国志人小说史》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宁稼雨教授于1996年出版了《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该书被学界视为文言小说研究的重大成果,成为文言小说研究的必备工具书。朱一玄先生、卞孝萱先生等均撰文盛赞此书于学术建设之功。黄霖、许建平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认为:“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性质的文言小说目录学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文言小说研究的新进展。”当然,作为独力完成的2000多条近百万字的工具书,其中的舛误失察在所难免。学界对此也有过批评指正,宁稼雨教授本着对学术负责、对真理负责的态度,认真吸取了这些批评建议的合理部分,同时自己也不断发现该书的若干可以修订之处。这些修改内容已经表现在他与朱一玄、陈桂声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一书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三,文言小说的文献整理研究。2017年,宁稼雨教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该项目的任务指标是:在科学界定“魏晋南北朝小说”文体界限的基础上,整理出《魏晋南北朝小说全目》,依据全目对所有作品一一进行文献综合整理,包括辑佚、校勘、汇注、汇评、笺证等全部工作;项目最终主体成果为《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力求为学界提供汉魏六朝小说研究和阅读的权威范本。目前该项目正在稳步进行中,按项目设计完成了部分阶段性成果,一些辅助性成果也在研究中,可以期待在设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工作。

二、古典文学与文化研究

宁稼雨教授的研究领域之二是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文学与文化研究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之一。它将研究的视野从文学自身引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重从历史、思想、宗教等各个方面去挖掘文学的文化蕴涵,以期对文学作出更为深切的诠释。关于这一领域,南开大学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罗宗强先生的士人心态研究和孙昌武先生的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是南开大学的代表性成果和实力所在。宁稼雨教授在这一领域也创获颇多。具体地说,又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从文化的一般层面上研究文学的文化蕴涵。20世纪九十年代初,宁稼雨教授出版过《魏晋风度》《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等论著。这两部书是较早的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在学术界有过一定影响。


第二,从文化的某一特定视角进行文学的深层研究。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宁稼雨教授承担了教育部“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试图从更广的层面和更深的角度来研究六朝小说。该项目的两部成果是《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和《魏晋士人人格精神》。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中,除了在深度上有所推进外,特别注意选取魏晋士人人格精神这一特定视角,展开对魏晋士人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深入发掘。这里笔者以《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和《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二书为例稍作阐释。
以往研究《世说新语》,多在考案史实、训解文字、校勘版本和批点评注等方面用力,而对其文化内涵,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演变史上的作用研究相对不足。缺乏系统、流于驳杂、方法陈旧等古代学术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世说新语》研究中。20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世说新语》研究也走上了现代学术健康发展的轨道。宁稼雨教授着眼于新的角度,对东汉季年至南朝初期的士人精神风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宁稼雨教授早在1984年,已率先就“世说体”小说体制的形成渊源、体制特征及其思想文化内涵以及“世说体”小说的命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后,学术界开始就“世说体”作为一个文体现象集中进行研究,并不断取得成果。宁教授率先提出:“《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观念成熟的标志。”“《世说新语》中以单篇丛残小语的故事为基础,按内容分类的体例,就是志人小说观念外在形态的集中表现。它不仅是志人小说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记录知识分子事迹为主的志人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显著标志。”专著着重探讨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小说所蕴涵的魏晋士人文化精神,也有许多创获,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做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关于魏晋士人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魏晋时期统治者的佞佛态度、佛学各流派人物和学说、佛学与玄学的合流对士人的影响等方面,专著中的《从〈世说新语〉看士族佛学的学术精神》《从〈世说新语〉看维摩在家居士观念》等文,则对佛学与玄学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门阀士族利用佛教《维摩诘经》为自己的腐朽享乐生活张目等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同样能够给人以启发。至于专著中的《从〈世说新语〉看玄学“有无”之辨与士人名教自然之择》《〈世说新语〉中的士族婚姻观念》《〈世说新语〉中的“服妖”现象》《从〈世说新语〉看围棋的文化内涵变异》《〈世说新语〉中樗蒲活动的文化精神》等文,或是对以前人们研究过的课题提出新的见解,或是对以前人们较为忽视的一些课题进行研究,都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因而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
著名学界前辈敏泽先生在给《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一书所做序言中说:“稼雨从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世说新语》的研究,长年累月,孜孜以求,广搜博纳,多方开掘,终于使他能够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宗教艺术、学术文化、生活习俗及审美风尚等等的深入而广泛的历史考察中,对士人人格精神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深刻的剖析。每一问题的提出,都是参古酌今,建立在坚实的论据和细致的分析基础上的,且考证详切,辨析精当。在当前佣耳租目、拾人牙慧、浮光掠影、凌空蹈虚之风弥漫成为一时风尚的情况下,读到这样扎实并富于创造精神之作,是不能不使人感到由衷欣喜的。”
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在给《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所做序中说:
在这篇序言中,我也用四个字——“专、通、坚、虚”来评述稼雨十几年的学术历程:
专 稼雨从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一直以六朝小说为其主要研究范围,已出版学术著作八部,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其中关于《世说新语》和六朝小说文化者约占一半,可见其专。
通 稼雨力求超越以往文学研究的某些框框,从文学与历史、哲学、文化学研究的结合上来思考和研究问题。例如对六朝小说的生成原理,他分别从诸子文章的“舛驳”走向,史传散文的“凭虚”流向,神话传说的社会化走向,诗赋文章的散体化倾向等四方面,对六朝小说的起源问题进行挖掘和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起源问题的认识。
坚 稼雨于1984年撰文,对“世说体”小说体制的形成渊源、体质特征及其思想文化蕴涵以及“世说体”小说的命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后继续钻研,提出系统看法。在这本新著中,对“世说体”的论述更为完善,体现了锲而不舍的精神。
虚 稼雨自序以“学无止境”为题,表现了不自满足的谦虚态度。举一个例子来说,关于魏晋士人服药的问题,他认为过去由于学力的原因,没有深入涉及到魏晋士族道教神仙思想的重要内涵,是一个遗憾,在这本新著中着重予以考虑,并力求加以解决。
“专、通、坚、虚”四字是范文澜先生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用来衡量稼雨十几年的学术历程,可谓不谋而合。范老早年曾在南开大学执教,这也可以说是“流风余韵”了吧!范老还说过:“做研究工作,做了一辈子,也只能在知识海中取到一小杯水……但是,这一小杯水,必须经过辛勤的工作才能取得……任何一点知识,都是值得尊重的。”面对稼雨的新著,我衷心尊重,而他仍然心虚,并以这种心虚作为激发学问长进的动力,实在是难能可贵,我期盼着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陆续问世。
宁稼雨教授以《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为基础的魏晋文学与文化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把这方面的研究与大学课堂教学结合起来。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他就以最早出版的两部《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的专著为基础,在南开大学开设“《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选修课。在该课连续开设30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宁稼雨教授将30年来的讲稿与其相关著作相融合,出版《〈世说新语〉与魏晋风流》一书(商务印书馆2020年5月版)。此举对于学界把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大学课堂教学内容,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图片


从文化角度关注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宁稼雨教授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作为南开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整体实力的体现,从90年代末期开始,南开大学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和教育部集体合作项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编辑出版了由罗宗强、陈洪先生担任主编的,以强调文学与文化关系为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宁稼雨教授在这些项目中承担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同时,宁稼雨教授还主编和参与了其他类似工作。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二两册),宁稼雨教授担任下册第七编明代文学和第八编清代文学的撰写工作;《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上、中、下三册),宁稼雨教授担任下册第七编明代文学和第八编清代文学的撰写工作;《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上、中、下三册),宁稼雨教授担任魏晋南北朝散文、赋、小说部分的选注工作;《名著漫话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共五册),宁稼雨教授担任丛书主编;《水浒传漫话》(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宁稼雨独著。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宁稼雨教授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看法,这些看法集中表现在最近出版的他本人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这部文学史的突出特点是以宁稼雨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化“三段说”为纲领,将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诸多线索和现象,梳拢到“三段说”的理论体系中来,为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和撰写提供了新的视角。
宁稼雨教授关于中国文化“三段说”的观点体现在《中国文化“三段说”刍论》一文中(《求索》2017年第3期)。该文认为:中国文化按时间顺序,分为三个相互区别又有联系的段落:第一为先秦两汉,曰帝王文化时段;第二为魏晋至宋代,曰士人文化时段;第三为元明清,曰市民文化时段。在这个理论背景下,宁稼雨教授又发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用“三段说”理论系统梳理中国文学嬗变轨迹。该文为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总论,是集中体现这部文学史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三、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

宁稼雨教授的研究领域之三是中国叙事文化学。

这一领域的研究,旨在把文学的文化研究与古典文学主题学相结合,创立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体系。主题学研究是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题材沿袭的广泛性,是将主题学的方法移植于古典文学主题学研究的客观基础。宁稼雨教授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由此计划进行重大项目“中国叙事文学的主题类型研究”的研究工作。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他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朝小说的主题类型研究”,先对六朝时期的叙事文学进行类型的梳理。具体做法是,在已经掌握的各种材料的基础上,先将拟要梳理的故事做一大的类别划分,然后在各个类别中,对相同情节和人物类型进行梳理,既而尽最大可能阅读所有有关材料,使每一情节和人物类型的主题单元材料尽量充实和完整。每一主题单元包括该单元故事在六朝典籍中的演变状况,既要详细交代该单元每一变化的材料出处,又要比较各单元情节因素变化的异同。在研究过程中,这一项目的研究范围有所拓展,最终形成《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一书。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与“AT分类法”及以此为蓝本所编制的丁乃通和艾伯华索引的不同。


首先是分类。按照“AT分类法”编制的丁乃通和艾伯华的索引,共分“动物故事”“一般的民间故事”“笑话”“程式故事”“难以分类的故事”等五类,总共2499个故事类型。很显然,从这个类目、子目和各个故事类型中可以看到,这个分类法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民俗性,二是西方性。民俗性是指作为民间故事索引,其中包括的内容自然是以民间文学为主。这自然无可厚非,但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之“履”未必适合书面叙事文学之“足”。西方性是指把中国的民间故事套进西方人所设定的框架中,这也就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而且,就这两个索引所使用的文献材料来看,有许多精彩的收录中国民间传说故事的文献,他们并没有使用,如《坚瓠集》《遣愁集》《尧山堂外纪》等。正因为如此,也就自然会有许多精彩的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情节模式,无法被套进“AT分类法”中。至于中国民间文学之外的叙事文学作品,这两个索引更是无法囊括殆尽。因此,要编制以中国书面叙事文学为主的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在体系框架上不能照搬“AT分类法”,而是需要另起炉灶。
金荣华的《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分类索引》在分类上也是另起炉灶,并确实以中为体,但由于该索引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类书以名词为单元的类目名称,因而在反映作为叙事文学的故事属性方面有一定局限。宁稼雨教授在此基础上又做了新的探索和尝试,《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共分为六类:天地类、怪异类、人物类、器物类、动物类、事件类。下面一边和“AT分类法”做对比,一边逐一介绍各类设类的理由和子目安排的考虑。
在编入索引的所有主题类型中,其规模大小、材料分布很不均匀。有的故事类型只有一两条故事材料,难以构成一个故事主题演变的系列,也难以对其进行主题演变的对比和分析。宁稼雨教授认为不是所有的主题类型都具有个案研究价值,他把具有研究价值的个案故事类型大致限定了三个方面的条件:其一,在文本的分布上应该有一定的数量规模,一般来说应该不少于三、五个带有故事性的文本;其二,在文体的分布上应该不少于三种,其中至少有两种以上的叙事性故事文本;其三,在时间的跨度上应该不少于三个朝代。如果能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那么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系列足可以构成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对象。
按照宁氏的研究,对于具备条件的故事主题类型,其个案研究操作程序大致有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调动一切文献考据手段,对该故事主题类型进行地毯式的材料搜索。就其文体分布状况来说,应该以小说戏曲为主,同时兼顾史传、诗文、方志、通俗讲唱文学等一切与该故事主题类型相关的材料。在这个方面,“竭泽而渔”也许只是理论上的奢望,但却应该是此项工作不懈的坚定目标。这是个案的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全部基础,好比是厨师把需要烹饪的原材料采购进货到家。
其次,在对已经掌握的所有材料进行充分阅读的基础上,对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进行要素解析,包括外显的结构层面和内在的意蕴层面。
结构层面是指那些通过文字阅读可以直接了解认知的外部可见的结构要素,包括情节、人物、背景与环境等等。所谓要素解析工作,主要是就某一要素(如情节或人物等)在该主题类型不同文本中的形态流变进行细致勘比。具体梳理出在同一要素线索中,相同者有哪些,相异者有哪些。比如在情节和人物的演变中,哪些成分为一成不变,哪些为前后相异等等,均须细致勘比清楚。这一步骤是对材料挖掘搜集工作的清理,也是为内隐层面的清理铺路奠基。
意蕴层面是指在对结构层面诸要素的观照把握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对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耙梳厘定。一般来说,一个故事主题类型在其演变过程中,往往也涉及几个方面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往往随着文本形态,在不同时代和作家手中的变化而呈现出动态的演进。研究者既要对该文化侧面的全貌有基本的了解,更需要对这一文化侧面在该故事主题发展中的呈现有清晰的辨认。到了这一步骤,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基本上已经呈水到渠成之势了。
第三,对该故事主题类型的特色和价值做全局的归纳和提炼,并进入到具体成文的收尾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对该故事主题类型进行故事演进过程所蕴含的核心意蕴进行归纳概括,提炼出能够贯通该故事全部材料和要素的核心灵魂,用以统摄全部研究过程,把握全部材料。
从编制中国特色的故事类型主题索引,到各个故事主题类型的个案研究,这只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后续工作仍然十分庞大和艰巨,其中最亟需的就是运用这一方法的实践操作。这一工作实际上多年以来很多学者已经作出很多成绩,这些年来宁稼雨教授所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选题,也大致在这个范围之内。
经过二十多年锲而不舍的摸索和实践,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并且逐渐在学界产生影响。其主要成绩有:先后在几家学术刊物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持续发布研究成果。其中《天中学刊》从2012年至2020年已经连续八年每年四期开办专栏,迄今已经三十多期,发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论文100多篇。在此基础上,南开大学与《天中学刊》于2019年8月举办全国范围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高层论坛。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了论坛信息。嗣后,《天中学刊》正在计划将专栏全部论文结集出版。与之同步,南开大学也正在安排将宁稼雨教授团队编写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年度报告》(第一册)列入资助出版计划。
2020年7月,宁稼雨教授带领的团队出版《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中华书局)一书。该书采用中国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方法,并吸收西方原型批评方法,对中国古代神话进行个案类型研究,一改以往神话学研究的历史学、人类文化学视角,把神话学研究拉回到文学研究的本体轨道,被蒋述卓教授称为可与文化人类学研究两翼并行的神话学研究新视角。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的方法应用于中国神话的成功尝试,对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和神话学研究都将产生重要意义。

尽管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已经取得可喜成绩,但笔者还是愿意提出一些建议和希望:一是如果能将其总结、集中和纳入到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研究的整体当中,其学术价值应该更加突出;二是如果能在类型索引和个案分析实践摸索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撰写《中国叙事文化学》一书,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概念定义、方法使用、对象范围,以及对于中国叙事文学故事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整体关照,将会使该领域取得更加重大的突破。尽管这一工作目前尚在准备阶段,但中国叙事文化学能否建设成功并且成熟定型,最终却要取决于它。笔者相信稼雨教授会锲而不舍,取得成功。



(本文原载《关东学刊》2020年第五期“学者庄园”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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