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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物谈 | 阮籍(3):阮籍对“瓦全”型人格的吸纳与扬弃
发布时间:2020/11/25  阅读次数:113  字体大小: 【】 【】【




三、阮籍对“瓦全”型人格的吸纳与扬弃
      阮籍以反礼教为名,行对抗司马氏政权之实的把戏,明眼人不难看出来: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情自若。(《世说新语·任诞》)
既然这位何曾看出来了,那么作为当事人的司马昭当然不会看不出来。可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司马昭本人也心知肚明,何曾也当面向司马昭进了谗言。那么为什么司马昭不但不借此机会严惩阮籍,反而要替阮籍打圆场,竭尽保护之能事呢?

司马昭当然不是傻瓜,他非常清楚阮籍心里在想什么。但身为门阀士族利益和进入士人文化历史舞台之后皇权一方的代表,司马昭又非常清楚处理与士人群体关系的分寸:既要杀一儆百,维护统治,又要笼络有影响有地位,但又“知趣”的名士,为自己的政权撑门面。而阮籍正是司马昭给自己撑门面的“知趣”名士。



司马昭相中阮籍的首要原因是阮籍在政治上的谨慎和不多说话: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臧”是褒奖,“否”是批评。说人坏话要得罪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为什么连别人的好话也不能说呢?因为你无论说别人好话还是坏话,都很难确定听者与被说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你说某人好话,可听者却是被说者的仇敌,那一样还是要得罪人的。所以老练的阮籍干脆只是“言皆玄远”——只说“今天的天气……哈哈哈”了。
      关于司马昭对于“至慎”二字的极度重视,上条故事的刘孝标注有详细的描述。司马昭认为,在“清廉”“勤政”“谨慎”三者当中,“慎乃为大”,“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李秉《家诫》)可见在帝王皇权那里,“清廉”“勤政”都要让位于听话和守口如瓶。而阮籍则是他心目中“至慎”的典范。所以这是阮籍入选司马昭的门面招牌的关键一条。
除了“至慎”这个基本却又关键的条件之外,阮籍成为司马昭的门面招牌,得到司马昭的保护,还因为他向司马昭递交了一份分量很重的投名状——《劝进表》。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本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司马昭在晋封文王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影帝般的表演天才。他一边几次公开拒绝晋封,可另一边又不断暗示下属暗地里多做工作,多谢《劝进表》,于是便造成这样的态势——我本人对晋封文王毫无兴趣,可是无奈广大人民群众实在是太拥戴我了,我可是盛情难却啊!在诸多呈献《劝进表》的文人中,就有一个叫阮籍的人: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世说新语·文学》)


这是一笔交易:阮籍用这份《劝进表》向司马昭献了一份大礼,换来的是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这就是阮籍实践“瓦全”式人格的成功之处。这也就是嵇康对阮籍的服膺之处:“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与山巨源绝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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