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俐    

  中国古代小说在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世界文学史上极具民族特色。近年来，我国学者立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从理论与方法上对中国古代小说展开创新性研究，提升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与原创性。

  回归中国传统小说语境

  近代以来，以现代学术框架开启的小说学术史研究，以“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科生成和学科内涵相对清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谭帆认为，现代“小说观”是将“小说”与“novel”对译的产物。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需要在清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丰富内涵的基础上，回归中国传统小说语境，形成本土化的“小说观”，反映中国古代小说的本然状态。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宁稼雨表示，中国最早出现“小说”这个概念及相关作品的时间大约是先秦两汉时期。《汉书·艺文志》专门设立“小说家”门类。这个时期的“小说”主要以寓言或故事形式存在，是阐发哲学思想观点的辅助性手段，与今天文学体裁意义上的“小说”相去甚远。从世界文学比较视野看，中国小说虽然成熟时间晚，但却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艺术魅力。与西方小说强调长篇宏大叙事结构观念相比，中国小说强调小说文体的多样化，如《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桂奎看来，中国古代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引人瞩目，不同于西方的写实手法，而是注重通过白描、皴染等笔法，把人物写活，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中国古代小说还特别讲究谐趣，并常常于“游戏中暗传密谛”，给广大读者以人生哲理的感悟与人生角色扮演的参照。

  加强理论与方法创新

  “中国小说一开始就被视为‘小道’，难登大雅之堂。一方面，它被正统文人看轻，备受压制；另一方面，它又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得以生生不息。”李桂奎道出了近代以前中国小说的“尴尬”境遇。20世纪初，梁启超等倡导“小说界革命”，提升了小说的地位。“得力于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先生的筚路蓝缕，中国小说研究才真正打开了局面。在新时代，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论与方法创新。”李桂奎举例说，小说文体、叙事文化、术语考释与理论谱系建构等，都是我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增长点。

  在宁稼雨看来，以鲁迅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除了文献资料整理发掘之功外，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引入西方以文体史与作家作品研究为主要范式的研究方法，结束了此前传统小说研究以评点为主体的零散研究范式，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推进到现代国际背景中，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现代起步奠定坚实基础。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成果主要在于整理挖掘出版了大量古代小说，编撰出版了大量古代小说研究工具书、小说史著作、古代小说作家及作品的研究论著等。

  谭帆认为，小说观念的以“西”释“中”和研究方法、价值标准的以“西”律“中”，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一个非常突出和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我们取用西方叙事文学的研究格局，持“思想、形象、结构、语言”的四分法来评价中国古代小说，而以“思想”的深刻性、“形象”的典型性、“结构”的完整性和“语言”的性格化作为评判路径和价值尺度，这其实与古代小说颇多悖异。所以，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尺度上，不能一味“西化”，而要以贴近“古人”、贴近“历史”、贴近“文体”自身为原则，努力寻求“本土化”的理论方法和“西学”的本土化路径。

  对于当前的研究热点，宁稼雨表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已初具规模，理论和方法也基本自成体系。而目前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古代小说文体内部的封闭研究，缺乏与古代文学中其他重要文体的贯通研究。同时，除白话小说文体外，学界还应加强对笔记体、传奇体等文言小说文体的关注，做好长远规划，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本报记者 张清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10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