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全国范围的“评《水浒》”运动。作为这场运动号角的，就是毛泽东在逝世一年前发出的两段关于《水浒》的评语。
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侍读工作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的记录，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评语主要有：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这些谈话内容经过组织程序送到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手里后，作为政客的姚文元从中发现了可以利用的政治价值，于是绞尽脑汁，怂恿毛泽东将其发动为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运动。

     今天回头看看，这场运动已经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运动，是把学术研究政治化的标本。对于运动发动者的政治目的和有关的政治背景，我们且不去管它。这里只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谈谈当时这场政治斗争从分析论述问题，讲道理的角度所涉及的一些学术道理何在。    
评《水浒》运动中心矛头对准的是宋江，他们从政治斗争角度观察审视问题，把宋江看成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形象。其理由是：宋江上山后推行的是一条十足的投降主义路线，把等待招安作为农民起义的理想归宿。为此，他实施了一整套投降主义路线。在政治上，他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篡权夺位，并把晁盖“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政治纲领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而暴露了他的封建王朝爪牙和鹰犬的阶级实质；在组织上，宋江大搞招降纳叛，网罗和重用一大批大地主、大恶霸和反动军官，改变了梁山泊头领中的阶级成分，使投降派逐渐占了上风；在思想上，宋江以孔孟之道作为理论基础，大造投降舆论。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字之差，就改变了农民起义的思想观念实质，把农民起义由团结好汉聚义造反篡改为忠于皇帝的尽忠之举。  

  
除了批判宋江的投降派面目外，评《水浒》运动还从其他方面批判了《水浒》的所谓反动之处。比如说《水浒》竭力以唯心论的天命论来解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歪曲农民革命。它把历代帝王说成是“神仙降世”，把农民革命领袖说成是“魔君下凡”，把宋江接受招安说成是退净“魔心”，终成“正果”。《水浒》还大肆宣扬地主阶级人性论，抹煞人们的阶级界限，为投降主义路线辩护。
  
可以看出，当时的大批判运动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喜欢用大帽子压人，用大棍子打人，而缺少真正有份量的理论批判锋芒，所以这些所谓学理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是非常鲜明的。如果能从探求真理的角度来讨论分析问题的话，的确可以指出很多这些说法的荒谬蛮横之处。不过，对于荒谬的论敌不应该从历史的痕迹中将其抹去，而应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它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让后人了解知晓那个不正常的时代曾经有过的一场不正常学术历史，避免悲剧重演。这也是学术良知者的责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