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
                               ——宁稼雨教授的叙事文化学研究述评
                                                         万晴川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310000）

内容摘要：宁稼雨教授倡导“叙事文化学”，从概念的辨析到研究原则的确立及研究方法、路径的选择，层层推进，科学可行，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取得了不俗的研究实绩，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仍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关键词：宁稼雨   叙事文化学   贡献

受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及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所开创的结构主义的影响，法国学者托多罗夫于1969年提出“叙事学”一词，叙事学这门学科正式确立，并陆续产生一些影响深远的著作，如法国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立陶宛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法国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等等。其后，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叙事学逐渐风靡世界，成为显学。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译介到中国，接着，中国学者开始借用西方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其后，有些学者根据中国自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尝试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叙事学理论，叙事学研究并由文学向绘画、音乐、广告等领域拓展，叙事学理论越来越丰富。
概而言之，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实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叙事学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陈平原先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罗钢先生的《叙事学导论》、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傅修延先生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等。杨义先生致力于建构中国叙事学体系，思考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对叙事模式形成的影响，比较西方叙事学和中国叙事学的异同。傅修延先生的叙事学研究则突破了文学叙事的狭义范畴，不但研究中国叙事的起源与演进，而且还涉及绘画、说唱、铭文、甲骨文、青铜器、陶瓷等，甚至“表事”的汉字。在主题学方面，王立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主题学》《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等著作，对作品构成、母题演变、文化背景、民族意象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注意到社会制度、民风民俗、正统宗教、民间宗教、神秘思维等对母题形成的影响，视野阔大。在母题与故事类型学研究方面，吴光正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堪为代表，该书对中国古代小说中11个宗教故事类型的原型、发展变化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考查和梳理，进而掘出这些宗教类故事在文化学、叙事学层面的意义与价值。
在上述众多成果中，宁稼雨先生倡导的“叙事文化学”可谓别树一帜，他的研究借鉴吸收叙事学、主题学的理论和方法，将表层的叙事结构与深层的文化内涵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宁稼雨教授及其科研团队，先后出版了专著《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发表了《女娲神话的文学移位》《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何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等系列论文；近年来，他指导的博士论文也主攻这一领域，如《大禹传说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唐明皇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武则天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等，涉及神话、传说、历史、文学等众多题材。这些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引起了广泛共鸣。
可见，宁教授的叙事文化学研究不是玩弄空洞的概念，他有周密的计划和清晰的思路，从概念的辨析到研究原则的确立及研究方法、路径的选择，步步为营，层层推进，高屋建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首先，他认为中国叙事文化学学科内涵涉及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三个层面，然后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予以理论定位，设定操作指南[1]。在与张培峰教授商榷的文章中，他指出“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与“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学意义”之间是辩证关系，在研究中不应将二者对立或隔绝开来，应该对二者进行整体观照并对其内涵作具体阐释[2]。他又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等，特别辨析了诗文典故对于全面揭示研究对象的叙事文化学意义的重要价值，认为不能将其排除在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视野之外，从而保证了研究对象的系统性、全面性与科学性。
其次，是他们的基础文献挖掘和收集工作。宁教授主张叙事文化学研究先要从个案主题研究出发，竭泽而渔，分类统贯，他编制出版的《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多达110 余万言，分为天地、怪异、人物、器物、动物、事件6类。20世纪初芬兰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奈和美国学者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被称为“AT分类法”，但“AT分类法”只关注口头传承的民间故事，而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要是书面文学，宁教授指出：“由于民间故事与中国古代书面叙事文学之间有多种相似性，所以使中国叙事文化学借鉴西方主题学方法成为可能；同时，由于民间故事与书面文学之间存在差异，主题学不能全面反映揭示和解读中国民间故事和书面叙事文学，所以需要在借鉴主题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改造，使之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3]因此，他根据先秦叙事文学发展的实际，吸收西人的成果，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在编制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时，还借鉴了中国目录学的文献梳理、归纳方法，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将话本小说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8类[4]。其实，古代类书、笔记小说对叙事文学故事的分类都有启发作用，如《太平广记》全书按题材分为神仙、女仙、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报应、征应、定数等92类﹐150余细目。《五杂俎》分为天、地、人、物、事5部。《七修类稿》分为天地、国事、义理、辩证、诗文、事物、奇谑7类。总之，这些资料的收集编辑工作，给广大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再次，就是对其中重要个案故事传承演变进行系统的材料挖掘和深入的文化意蕴分析。宁教授指出：相同文献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变化，哪怕是短小的片段，也已融进了时代、作者和作品的新内容，具有阐释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5]。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对叙事文学都会产生影响，挖掘这些材料背后的历史文化蕴含就很有意义，比如西王母故事中的道教与寿庆文化内涵，木兰故事的易装文化内涵，唐明皇故事的帝妃恋情文化等，而且，某一故事类型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其内涵必然会发生或延续或变异的文化现象。
在西方学界，主题学研究一向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因此也可称为“文化主题学”，因为同一主题（母题、原型、类型、套语）在不同时空、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中的流传与变异，与文化的干系甚大。因此，中国叙事文化学明确标举“文化”，并将这一主旨贯穿全部研究之中，便是抓住了关键，因为究其实，正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才导致了各自叙事方式的不同。诚然，叙事学打破了“传统批评过分依赖社会、心理因素和主观臆断的倾向，强调叙事作品的内在性和独立性，恢复了作品本文的地位”，“使人们对叙事作品，尤其是小说的结构形式取得比以往远为深刻的认识。”[6]P19提供了以往中国学者不曾涉及的观察视角，能比较有效地描述中国文学的内在特性，且便于操作运用，但笔者认为，叙事学的研究有走向极端的倾向，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起决定作用的是语言结构等形式因素，作家可有可无，甚至已“死亡”；意义效果也是作品的副产品，不值一提；作品的形式结构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东西。后来虽有布斯、费伦等出来矫正，强调作家和情节、人物的重要性，但笔者总觉得西方叙事学有时就像屠夫的剔骨析肉而不是中医的器官解剖，显得琐碎而毫无意义。特别是国内学术界一度削足适履，“搬运”或“套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显得生硬、滑稽。[7]P1叙事学毕竟是由西方学者创立的，它根植于西方的文化土壤和文学叙事实践，有些不一定切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中国文学叙事有着与西方文学叙事迥然不同的谱系, 但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范式基本上是“全盘西化”作用下“西体中用”文化价值观的产物，因此，中国叙事学研究当务之急是必须从原来的“西体中用”跨越到“中体西用”[8]，把中国文学叙事故事的形成、结构分析和传播与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对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叙事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笔者要补充的是，叙事文化学研究不但要注重揭示同一故事主题及其演变历程的社会文化内涵，提炼或升华出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思考，还要更深入地研究不同的文化形态对叙事人称、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叙事顺序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以往研究者忽略或不曾重视的。笔者因长期从事宗教信仰与古代小说的研究，涉及巫术、相术、谶纬、占梦、占星、占候、房中术等众多民间信仰形态对小说主题、母题的形成及叙事的影响，深感这些民间信仰，是形成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民族特色的最重要元素。下面试举数例说明。
很多小说母题和宗教意象的形成，如降真、遇仙、考验、天书、玉女、洞府等，与道教的孕育密不可分。道教小说的叙事方式很多受到道教修炼观念的影响，如上清派的存思术，修习者在存思过程中与神灵沟通，或想象自己乘云驾龙，直上天庭，谒见神灵，在情节安排上，作者多采用“巧遇神仙”、“误人仙境”的手法来结构故事；或想象神灵为己所感，下降凡尘，向自己传经授道，《汉武内传》《紫阳真人内传》等小说，就是修炼内视过程的故事化，道士在宗教性的幻觉状态下，形成见神或与仙真往返的神秘体验；或梦见神仙降临，并得到神仙修炼的指导或赠与，《周氏冥通记》写周子良感遇神仙事，就是一部道教徒的梦幻记录。而道教纪传的叙述模式，也是在史传和道教观念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另外，古代几乎所有描写人与仙、鬼、狐交接特别是色情小说的叙事模式，都受到道教房中术的影响。
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外貌描写，也迥异于西方。外貌描写在西方文学中仅是揭示人物性格特征的一种艺术手段，而中国则受到相术学的影响，不但突出人物性格，而且暗示人物的命运结局，将人物的命运隐藏在其外貌特征中，从而成为一种非常隐蔽的预叙方式。如《三国演义》中张飞“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按照相书的说法，豹形之人“为将军刺史，好杀中寿”[9]P720。关羽丹凤眼，卧蚕眉，须髯过腹。按相法，须长于发，名为倒挂，必主兵厄。所以，在外貌特征中，就暗示了张飞中年被杀、关羽败死麦城的结局，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外貌描写莫不如此。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常借用命相判语充当作品的叙事纲目。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吴神仙为西门庆及其女儿妻妾们所下命相判词，不仅对西门庆及其家人的性格特点作了高度概括，而且对他(她)们的命运结局作了预示，后来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皆按照吴神仙的判语而进行。因此，这些命相判语，就绘出了小说总体情节发展的宏观框架，也是人物性格命运和故事总结局的高度概括和预叙。这种叙事方式普遍体现在长篇小说的楔子中，楔子“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多以相术、谶应、占星、占梦等故事开头，预叙整部小说的故事内容、人物的命运结局等，是整部小说的叙述框架，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说岳全传》、《女仙外史》等小说皆是如此。
有时小说家借用命相判语的含义隐晦或不确定性特点，增加故事的曲折性，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第一回写相士为幼年时的魏忠贤看相，说他“豺声蜂目，必好杀贪财，先主食人，后必自食。若能慈祥正直，可保令终。”魏忠贤是否会听从相士的劝告就成为一个变数。更多情况下，由于事主后来的行为，导致相士的判语没有兑现，甚至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如《西湖二集》第十五卷《昌司怜才慢注禄籍》写术士相唐朝罗隐有半朝帝王之相，后因借贷不成，罗隐心生恶念，梦中被玉帝削去禄籍，换去贵骨，醒来后变成一付贱相，终于没有做成“半朝帝王”。《初刻拍案惊奇》中《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写术士袁尚宝相王部郎家的小童郑兴儿会妨主，主人无奈将他逐出。后来郑兴儿在外捡到遗金，交还失主，机缘凑巧，被郑指挥收为义子，直做到指挥使。由于事主的积德行善行为，导致后来外貌和命运都发生了改变，作者借以宣扬“相形不如相心”的命学观念。还有的小说，其情节发展完全是靠相术判语推动的，如《聊斋志异·田七郎》等，特别是公案故事，当写到一件命案久拖不决、陷入绝境时，办案者便会得一梦，梦中鬼魂说的话或吟的诗暗藏着破案的线索，如唐《谢小娥传》等，这种叙事方式被公案小说广泛采用，不仅表现了古人的鬼灵信仰，也突出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善恶报应思想。
很多小说还在叙事中借用相术、谶谣等制造悬念、埋设伏线，对小说中的某个情节、某一事件进行预叙，成为推动读者持续阅读下去的动力。如《三国演义》第九回“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下,犹不生!”的谶谣。第六回孙坚“吾若果得玉玺,不将与汝,令吾不得善终,死于刀箭之下”的誓言。第六十三回写刘备把自己的坐骑赠给庞统,庞统感动地说：“深感主公厚恩,虽万死亦不能报也。”《隋唐演义》第十六回写李靖谓秦琼印堂有些黑气侵入，怕有惊恐之灾。《说唐》第九回写罗成教秦琼枪法,秦琼教罗成锏法，两人都担心对方会留有一手,不肯尽心传授，于是相约发誓。这些，都是后续故事情节的预叙，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可见，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预叙与西方小说大有不同。西方小说采用预叙一般是艺术手法的考虑，而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预叙，除艺术设计的目的外，还有宣扬命运观念的企图，使中国文学“不是首先注意到一人一事的局部细描，而是在宏观操作中充满对历史、人生的透视感和预言感”[10]P157.民间信仰对小说的创作进行渗透，制约和规范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趋向及结局。对古代小说的整体构思、叙述图式、伏线悬念的设置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古典小说民族品格。杨义指出：“预叙的功能，如果处理得好，往往能够给后面展开叙述构设枢纽，埋下命脉，在预而有应中给叙事过程注入价值观、篇章学和命运感。因此，最妙的预叙，是诗，又是哲学。”[10]P160
又如西方文学中的环境描写，一般是作为作者情感的一种寄托，而中国文学中的环境描写，则不但渲染出一种气氛，而且是一场大变故到来的预示。如《三国演义》开头描述的青蛇从梁上飞下、雌鸡化雄等怪象，“乃妇寺干政之所致”。《醒世姻缘穿》第十七回描写明水镇夏旱秋冻，冬雹雨雪，这些反常的气候，预示着后来的朝廷内太监擅权、家庭内牝鸡司晨的不正常现象。《隋唐演义》开头以刚开放的玉李和烂熳将谢的杨花，象征李唐将兴隋杨欲灭的历史命运。
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瘟疫流行，死亡相继，产生了大量有关鬼的故事，鬼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威胁，如何解除这些威胁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而小说中有关鬼的故事就特别多。这些小说，主要是向人们普及关于鬼魅的知识及其应对方法，都是围绕着如何“媚鬼”和“制鬼”进行叙事，是某种巫术观念的图解，而且，这些小说创作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因而多采用第三人称的限知视角进行叙事，一般用“视”“见”“闻”“听”之类的词语, 坐实见闻, 表明记述的真实性。
弗雷泽通过对世界各地巫术的考察，总结出“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两大类型，中国古代很多小说都是按照这两个原理进行编撰故事的，但弗雷泽巫术原理远不能完全归纳中国古代巫术的发展现状，除“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外，中国古人还认为有一些物品中蕴含着天然的超自然力量，具有震慑和压伏邪祟的功能，这就是巫术灵物，动植物、手工制品、经典书籍甚至人和动物的排泄物等可以成为巫术灵物，巫术灵物驱鬼辟邪的故事，是古代小说中的常见的母题，作者不但在小说中讲述巫术灵物驱鬼辟邪的故事，而且借用巫术灵物作为故事叙述的线索,使小说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如唐传奇《古镜记》中的古镜、《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等。还有古代小说中智慧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无不受到巫术观念的影响[7]。

概而言之，宁教授倡导叙事文化学，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有重要的意义；他自己身体力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希望学界同仁跟进，为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添砖加瓦。

（本文原载《天中学刊》2017年第六期）

参考文献
[1]宁稼雨.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j].天中学刊,2014(3).P20-23.
[2]宁稼雨.对<关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若干思考>的回应意见[j].天中学刊,2017(2).P11-15.
[3]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异同关系何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二[j].天中学刊,2012(6）.P14-16.
[4]宁稼雨.目录学与故事类型的文献搜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七[j],2016(3）.P10-14.
[5] 宁稼雨.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9(1）.P5-8.
[6]张寅德.叙述学研究·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7]万晴川.宗教信仰与古代小说叙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8]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体西用”范式重建[j].南开学报,2016(4）.P32-36.
[9]宋齐邱.玉管照神局[C].四厍术数丛书第八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