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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胜:尝试与创获——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建构
发布时间:2016-12-15  阅读次数:255  字体大小: 【】 【】【

个人以为,在当下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最令学者们感到苦恼或焦虑的,恐怕非“理论困境”莫属。这其实是一个长期困扰着学界的问题,而近年来变得尤为棘手。

特别在最近十余年里,一方面,学界队伍迅速壮大,成果迭出,而另一方面,传统研究范式内的腾挪空间却不断缩小,随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日趋显著,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一个现实:我们仿佛一头体格疯长的蛮牛,正撒欢、任性地奔向一条死胡同,而那可以想见的结局——一副肥硕臃肿的身躯填塞、挣扎于夹角中的痛苦与不堪——不免令人忧心忡忡。

于是,如何打破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为学界寻觅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逐渐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理论工具的问题,自然成为相关讨论的焦点,而此时我们才发现:那头狂奔中的蛮牛,居然没有长成一对长大而锋利的犄角,宛若新笋的两只骨朵,与滚肥的身形严重失衡。根本问题其实不在于体积膨胀与空间限宥的矛盾,而是我们缺乏开拓空间的工具,或者说,根本的矛盾是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实践的庚续发展和中国叙事学理论匮乏与滞后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这里所谓的“匮乏”,并非“理论经验”的匮乏,而所谓的“滞后”,也不是“理论实践”的滞后。一直以来,我们并不缺乏理论经验,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还是西方的,相关领域的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各家观点、学说的发掘、蒐罗、整理、阐释、译介工作。尽管我们依然应该谦逊地表示对过去及外界的理论经验知之甚少,不过拾其万一而已,但绝不至“匮乏”的程度;而我们的理论实践其实也并不滞后,尤其上世纪末西方叙事理论涌入后,学界所陷入的“以他山之石攻玉”的热闹场面,至今让人心生悸动。而近年来,回归理性的学界开始总结教训,在消化、借鉴西方理论以阐释本土古典文本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实践。

但问题是,我们始终未能在相对丰富的理论经验和不乏价值的理论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建构起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普适于中国古代叙事文本阐释活动的理论体系,简单地说,我们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叙事学理论。

当然,这是一个太大的命题,一个耗时巨大的工程,非几代学人的努力而不可成。现阶段的我们所能做的,也最应该做的,恐怕还是继续往山上搬石头,为来哲们做好“理论经验”与“理论实践”方面的准备。虽然只是搬石头,却不能再陷入上世纪末那种狄俄尼索斯式的狂欢,不分瓦砾砂石,一股脑地撮在车里,滚着尘土,朝山顶飞奔,只有冷静分析、科学选拣、按部就班运作的尝试才是有益的。而宁稼雨先生所从事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构建的活动,就是这种有益的尝试。

宁稼雨先生所主张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一种在完成了对西方主题学吸收、借鉴、本土化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研究模式。这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试图引导我们将目光从文本上拉回,而将研究对象还原为故事,这本身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以往学界聚焦文本(尤其个别经典文本)的研究倾向之消极影响。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固然在于阐释文本,但长期存在的文本先行的思维定势,导致不少重复阐释、过度阐释的情况,这对经典作品的阐释其实是无益的。而如果以故事为先,将文本作为故事演化过程中参与主题形成与表达的一系列坐标点,无论是对于文本个体还是彼此间关系的认知,无疑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而这种研究模式,不仅可以重新串联经典文本,更可以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重新整合既有的文本系统,以更高品位的互文视野的讨论。自近代以来,我们在小说、戏曲、说唱等叙事文学形态文献方面的蒐集、整理工作成果颇丰,对各种体式本身艺术特征及彼此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进展,但在三者叙事机制的共性特征及其阐释活动的一般成规方面,我们的讨论依然比较浅显,而深入总结中国古代各叙事文学的一般规律,恰恰是中国叙事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叙事文化学并非以此命题为直接和根本的任务,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入口”,让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维度上去发现、思考问题。某一类型的故事在形成、演化、异变的过程中,小说、戏曲、说唱等不同系统的文本是如何参与进来的,这是一幅怎样的谱系图?而它们各自承担了怎样的功能?在跨时空的互动关系中,又如何在保持自身艺术成规的同时,进行互馈式影响?在这些频繁的、紧密的互动关系中,故事演化行为对艺术体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并进行了讨论。它们固然不是由中国叙事文化学所衍生出来的,却可在该模式的框架下被集中整合,以一个庞大的、有机的整体形象呈现在学界面前。而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讨论,应该能够对中国叙事理论的构建产生积极意义。

当然,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还需要文献基础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深化。比如在主题类型分类这一基础性工作方面,如何在消化、借鉴相关学科成果的同时,结合本土实际,进行相应调整,甚至尝试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分类体系,就要费一番心思;更遑论如何在大量的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一般性的,可用于重复实践的普适性方法,可以想见那将是一项多么繁杂的工作。

可喜的是,宁稼雨先生及其科研团队一直孜孜以求,默默地为这项繁难工程不断添砖加瓦。先后发表了列论文,如《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宁稼雨,《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宁稼雨,《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宁稼雨,《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不仅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还集结出版《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将相关的理论探讨推向了纵深发展。



相信宁先生和他的科研团队,必将在未来有更大的创获,对中国古典文学乃至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个人以为,在当下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最令学者们感到苦恼或焦虑的,恐怕非“理论困境”莫属。这其实是一个长期困扰着学界的问题,而近年来变得尤为棘手。

特别在最近十余年里,一方面,学界队伍迅速壮大,成果迭出,而另一方面,传统研究范式内的腾挪空间却不断缩小,随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日趋显著,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一个现实:我们仿佛一头体格疯长的蛮牛,正撒欢、任性地奔向一条死胡同,而那可以想见的结局——一副肥硕臃肿的身躯填塞、挣扎于夹角中的痛苦与不堪——不免令人忧心忡忡。

于是,如何打破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为学界寻觅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逐渐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理论工具的问题,自然成为相关讨论的焦点,而此时我们才发现:那头狂奔中的蛮牛,居然没有长成一对长大而锋利的犄角,宛若新笋的两只骨朵,与滚肥的身形严重失衡。根本问题其实不在于体积膨胀与空间限宥的矛盾,而是我们缺乏开拓空间的工具,或者说,根本的矛盾是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实践的庚续发展和中国叙事学理论匮乏与滞后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这里所谓的“匮乏”,并非“理论经验”的匮乏,而所谓的“滞后”,也不是“理论实践”的滞后。一直以来,我们并不缺乏理论经验,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还是西方的,相关领域的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各家观点、学说的发掘、蒐罗、整理、阐释、译介工作。尽管我们依然应该谦逊地表示对过去及外界的理论经验知之甚少,不过拾其万一而已,但绝不至“匮乏”的程度;而我们的理论实践其实也并不滞后,尤其上世纪末西方叙事理论涌入后,学界所陷入的“以他山之石攻玉”的热闹场面,至今让人心生悸动。而近年来,回归理性的学界开始总结教训,在消化、借鉴西方理论以阐释本土古典文本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实践。

但问题是,我们始终未能在相对丰富的理论经验和不乏价值的理论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建构起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普适于中国古代叙事文本阐释活动的理论体系,简单地说,我们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叙事学理论。

当然,这是一个太大的命题,一个耗时巨大的工程,非几代学人的努力而不可成。现阶段的我们所能做的,也最应该做的,恐怕还是继续往山上搬石头,为来哲们做好“理论经验”与“理论实践”方面的准备。虽然只是搬石头,却不能再陷入上世纪末那种狄俄尼索斯式的狂欢,不分瓦砾砂石,一股脑地撮在车里,滚着尘土,朝山顶飞奔,只有冷静分析、科学选拣、按部就班运作的尝试才是有益的。而宁稼雨先生所从事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构建的活动,就是这种有益的尝试。

宁稼雨先生所主张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一种在完成了对西方主题学吸收、借鉴、本土化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研究模式。这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试图引导我们将目光从文本上拉回,而将研究对象还原为故事,这本身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以往学界聚焦文本(尤其个别经典文本)的研究倾向之消极影响。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固然在于阐释文本,但长期存在的文本先行的思维定势,导致不少重复阐释、过度阐释的情况,这对经典作品的阐释其实是无益的。而如果以故事为先,将文本作为故事演化过程中参与主题形成与表达的一系列坐标点,无论是对于文本个体还是彼此间关系的认知,无疑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而这种研究模式,不仅可以重新串联经典文本,更可以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重新整合既有的文本系统,以更高品位的互文视野的讨论。自近代以来,我们在小说、戏曲、说唱等叙事文学形态文献方面的蒐集、整理工作成果颇丰,对各种体式本身艺术特征及彼此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进展,但在三者叙事机制的共性特征及其阐释活动的一般成规方面,我们的讨论依然比较浅显,而深入总结中国古代各叙事文学的一般规律,恰恰是中国叙事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叙事文化学并非以此命题为直接和根本的任务,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入口”,让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维度上去发现、思考问题。某一类型的故事在形成、演化、异变的过程中,小说、戏曲、说唱等不同系统的文本是如何参与进来的,这是一幅怎样的谱系图?而它们各自承担了怎样的功能?在跨时空的互动关系中,又如何在保持自身艺术成规的同时,进行互馈式影响?在这些频繁的、紧密的互动关系中,故事演化行为对艺术体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并进行了讨论。它们固然不是由中国叙事文化学所衍生出来的,却可在该模式的框架下被集中整合,以一个庞大的、有机的整体形象呈现在学界面前。而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讨论,应该能够对中国叙事理论的构建产生积极意义。

当然,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还需要文献基础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深化。比如在主题类型分类这一基础性工作方面,如何在消化、借鉴相关学科成果的同时,结合本土实际,进行相应调整,甚至尝试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分类体系,就要费一番心思;更遑论如何在大量的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一般性的,可用于重复实践的普适性方法,可以想见那将是一项多么繁杂的工作。

可喜的是,宁稼雨先生及其科研团队一直孜孜以求,默默地为这项繁难工程不断添砖加瓦。先后发表了列论文,如《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宁稼雨,《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宁稼雨,《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宁稼雨,《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不仅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还集结出版《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将相关的理论探讨推向了纵深发展。

相信宁先生和他的科研团队,必将在未来有更大的创获,对中国古典文学乃至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原载《天中学刊》2015年第三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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