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孙昌武先生的人格印象

宁稼雨

今年适逢孙昌武先生八十华诞，我不免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孙先生的学术文章，高山仰止，海内共知，学界自有公论，但任何有大成就的学者（尤其是人文学科学者）往往不是单纯的学术机器，而往往具有令人感怀敬佩的人品和人格魅力。他们的学术文章是历史文化列车的车厢，会随历史驶向未来。但我深深以为，他们的人格人品也理应与历史文化列车同步，留给历史和未来。想到30年来与先生的共事求学交往，虽然遇事每每心有灵犀，尽在不言之中。但我想有些先生的高风亮节，写下来留给后人分享，也是中华传统美德传承的应有之义。回忆记录先生品德的过程，也是我等晚辈品德精神净化和升华的过程。

佛家最讲缘分，过去我也不尽信。但这些年想起我和孙昌武先生的交往，内心却不能不惊叹缘分之说的神奇。

事情要从34年前我负笈入关，来到津门南开求学开始说起。1982年，我在辽宁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考取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笔记小说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是刘叶秋先生和宁宗一先生。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写明的报到时间是9月1日，此前我没有来过天津和南开，为保险起见，就提前一天来到学校。8月31日下午来到学校后，迎新工作尚未开始，在安顿好宿舍之后，我便赶到当时在老主楼的中文系办公室，想与导师宁宗一先生取得联系。来到中文系办公室后，当时办公室其他老师不在，我在南开中文系见到的第一位先生竟然就是孙昌武先生。

记得当时孙先生身穿一件稍旧的深灰色中山装（这是那个年代的最大众普通的服装），应该是到办公室的信箱取信件。我向孙先生说明自己的身份，并打听宁宗一先生的住所。他没有任何为难和迟疑，痛快回答了我。这便是我和孙先生，也是和南开中文系第一个打交道的故事。这件事过去多年之后我几乎都要淡忘了，但后来和孙先生打交道越来越多，最后以至成为他的授业弟子时再想起此事，便感叹服膺缘分的魔力。

此后不久，在我硕士学习期间，孙先生受命东渡扶桑，赴日本神户大学任教。其间我和孙先生也就没有机会交往了。

我和孙先生的再次交往是从1985年我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开始。当时南开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共有三个教研室：古典文学教研室、小说戏曲研究室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我从受业的小说戏曲研究室毕业之后，来到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与孙昌武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时间很巧，在我留校工作不久，1986年，孙先生结束日本神户大学的工作回到南开。我们的交往也就由此开始了。

那是一个冬日周末的上午，我正在宿舍一边整理内务，一边欣赏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录音磁带，小说戏曲研究室主任鲁德才先生陪同孙昌武先生来到我的单身宿舍找我。这让我受宠若惊，惊慌失措。不要说当时宿舍的狭窄局促甚至难以下脚令人感觉对师长不敬，就是从身份上说，我一个刚留校工作的后生晚辈怎么能承受起两位师长的造访？赶忙请两位先生局促入座，并请示来意。原来孙先生刚刚回国，与教研室诸位同事两年不见，疏于联络，想请诸位同事一起吃个便饭坐坐，联络一下感情。因为我留校在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后受命担任教研室秘书，鲁、孙二位先生便专程找我来联系大家安排一下此事。我当然责无旁贷，联系教研室诸位同事在天南街的文苑餐厅完成了这个光荣使命。当时南开校内和周围没什么饭店，更谈不上包间。十几位南开古典文学教研室同事在文苑餐厅大厅吃了简单便饭（记得到场的先生除了孙先生和我外，有郝世峰（已故）、王双启、鲁德才、郝志达（已故）、朱家驰、杨成孚（已故）、宋绵有、陈洪、张红等诸先生），交流了同事朋友情谊。大家一边感谢孙先生的盛情，一边从孙先生嘴里听到很多海外见闻（1986年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对国门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气氛温馨亲和。

这是我第一次和本教研室同事有了这样近距离的深入接触和了解，也算是融入这个集体的开始。这虽然与学术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好的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孙先生能在学术事业上成就大业，跟这种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说到人际关系，我感觉孙先生在这方面能够在适当的分寸上把握得游刃有余。一方面，他能和系里和教研室的同事们友好相处，相互敬重。对朱维之、朱一玄、邢公畹等老一辈先生，他是敬重有加，经常问候。另一方面，对平辈晚辈同事则是相互关心，相互照应。

这里尤其要说说孙先生与教研室同事杨成孚先生的交往。杨成孚先生出身北大，其学问根底之深厚，在南开中文系有口皆碑。但因身体和生活的困难影响了成孚先生的学术建树。一方面是长期病魔缠身，行动不便。他平常要拄拐杖外出行走，有时病情严重上课都需要学生用自行车驼到教室。另一方面，他家在郊区杨柳青，平常是一个人住在学校单身宿舍，周末回家。这对杨先生住校生活来说，既有生活上的不便，也有精神上的孤独。我作为教研室秘书，平日对杨先生的照顾和联系是分内之事，所以无论是有事上门联系公务，还是私人拜访，都是家常便饭。但我从杨先生的嘴里得知，教研室同事中跟他联系最多，对他最为关心的是孙昌武先生。他们之间大到学问之道，小到生活琐事，无不款洽投机，其乐融融。80年代校园普通教师都还没有家庭电话，相互联系只能步行或骑自行车登门拜访。而那个时候，也正是孙昌武先生处在学术事业建树的高产黄金时期。外人能看见的，只是孙先生的皇皇巨著和大块文章，也许根本想不到与此同时，他与教研室的普通同事（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最没有利益上利用价值的同事）却保持着如此纯净如此圣洁的友情联系（这也正是当今社会和高校学界最最匮乏的东西）。

还应该提到的是我本人与孙先生之间的淡淡如水的君子关系。30多年来，我和孙先生兼有同事、朋友和师生三重关系。这三重关系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中最成功和最值得珍视纪念的关系之一。

从同事的角度说，可以说同事关系打开了我和孙先生联系交往的大门，成为进一步发展成为师生和朋友关系的基础。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同事的交往都只能靠原始的人工手段。不太着急的事情可以用信件方式放在每个人在系里的信箱中。而着急一点的事情就只能靠教研室秘书跑腿来解决了（和现在从院系到教研室足不出户一个邮件就能遍告所有成员相比，那时的教研室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正是这样的工作，这样的联系，却能有效地避免当下同事之间和单位领导群众之间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人际关系冷漠状况，具有一种原始淳朴的人际关系情感。而我和孙昌武先生的关系和感情，正是得益于这样一种工作关系基础之上的。它把普通的同事关系升格为相互照应帮助的友情关系。

随着工作关系的逐渐增多，我和孙昌武先生的交往增多，私人感情也逐渐加深。我们不仅交流学问，还有人生各种问题。巧的是，我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正是孙先生的贤内助高淑珍老师。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又加了一层。每次去孙先生那里，除了和孙先生交流外，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听高老师反馈儿子在学校课堂的学习情况。孙先生也时而插入家庭教育的意见。可以说，我们儿子的成长，也是倾注了孙先生夫妇的心血关注的。所以，由我个人与孙先生的私人关系，已经慢慢发展升格为我们两个家庭的关系。我们很多持家之道和为人处世之道，都受到孙先生夫妇的指导帮助。

当然，孙先生对我学术事业上的关心提携就更是无微不至，不胜枚举了。早在1994年，韩国和中国大陆刚刚建交不久，各种文化教育往来还不多。当时作为韩国大学三巨头（汉城大学（今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之一的高丽大学中文系邀请孙先生前去任教。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孙先生和高丽大学中文系经过协商并得到同意后，竟然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从1995年3月至1996年2月，我作为外聘教授在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其间不仅传道授业，锻炼了对外汉语教学能力，而且还结识了韩国汉学界（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界）的学者，为后来的跨国学术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2007年，浙江台州邀请孙先生参加济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孙先生考虑到济公作为文学人物与我的学术领域关联，主动推荐我参加该会，使我在该领域扩大了学术视野和学界交往，并由此指导博士研究生撰写出《济公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意蕴》博士学位论文。

当然，在学术事业方面让我受益最多，进步最大的还是在孙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士人人格精神》。

1997年，我考入孙先生名下，成为孙先生指导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开门弟子。此前我在《世说新语》和中古文化研究方面有些积累，1996年我又获得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因此，孙先生希望我在利用发挥以前基础上力争在学术上提升一个台阶，并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把博士学位论文范围锁定在《世说新语》的文化研究，尤其是魏晋士人精神史研究方面。为此，孙先生还特地向我推荐了日本学者吉川忠夫的《六朝精神史研究》一书，从而为我在这个领域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开阔了视野，启发了新的研究角度。思路明确后，我每写完一章，孙先生都一一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可以说，这篇论文的字字句句都凝聚了孙先生的心血。论文完成后得到学界的好评，已故著名学者侯敏泽先生和卞孝萱先生欣然作序，肯定成绩。其中主要观点也发出多篇论文，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

如果说以上都是一些现实中摸得见看得着的具体关心的话，那么最令人刻骨铭心，永志难忘的还是那些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由于多年的交往，我和孙先生在很多问题上能够没有任何顾忌地深谈。这一方面表现在很多学术问题和时局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遇到人生重大问题，思想焦虑甚至彷徨时，总能得到孙先生在精神上的开导和宽慰。我以为，人生若能遇到这样的师长和挚友，是人生最重要的宝贵财富，而我则恰恰拥有了这样的幸运。

三十多年来我和孙先生的过从交往，不可不谓深厚。但外人也许难以想见我们之间交往的平淡和纯净。无论是作为同事、师生，还是挚友，发生一些物质往来都是极为正常的。但这方面一直让我对孙先生敬佩并感动的是，他的一贯作风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无论是作为同事、弟子，还是朋友，对长辈有些简单的人情往来和礼貌性的薄礼，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但孙先生却从不接受哪怕是微薄之极的小礼物。记得1995年那次由孙先生引荐，去韩国高丽大学任教一年。这是孙先生对我的提携和厚爱，我感铭无以，思有报答。暑假回国探亲时，我给孙先生带了一盒韩国高丽人参表表心意。但没有想到的是被孙先生拒收了。理由是礼物太重，根本用不着。我虽然十分不过意，但也无法勉强。于是，这些年来我对孙先生的情意心意，只能局限在以一些再简单不过的方式来表达。比如我家里腌制了东北酸菜，送一颗给东北老乡品尝家乡菜的味道，如此而已。这么多年来我只请孙先生夫妇单独吃过一次饭。那是1993年孙先生应邀去韩国岭南大学任教一年。结束回国时从仁川乘船回到天津港。因一年工作寒暑变化，行李较多。在孙先生安排下，我找好出租车，跟车去天津港接他们回家。回到南开校园天色已晚，他们刚回到家里没法生火做饭，那时西南村也没有吃饭的地方。我提前安排在我家简单吃了一点家常便饭。诸如此类，仅此而已。

作为晚辈和弟子，为长辈和老师做些事情本来是理所应当的。但孙先生从来都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做。实在需要别人帮助的，他都将其视为一种人情，要用适当的方式予以回报。1993年孙先生去韩国任教期间，天津家里各种信件，以及托人把孙先生需要的生活物品带到韩国等事务都由我代劳。这本来也都是些举手之劳的份内之事，但孙先生却将其视为重重的人情。回国时特地从韩国专门为我带回来一个当时在中国大陆还是稀缺之物的电饭煲。我们夫妇是却之不恭，但实在又是受之有愧。2005年我买车开车之后，跟孙先生说如果需要用车不要客气。孙先生往往也是遇到重要事情才肯开口。比如有几次有国外重要客人来访，像美国著名汉学家康大维教授来北京访学交流，专程从北京来天津拜访孙先生。孙先生请我开车陪同他和康大维教授游览天津市容。这实际上也是给我提供了和国外汉学家交往沟通的机会。2010年暑假，孙先生的两个女儿都从国外回来探亲，全家难得团聚，很想一起游玩一下。于是要我开车带全家游览了天津市容。这点小事做完后，孙先生全家还特地设宴款待我和一起帮忙的张培锋师弟。2015年暑假，我们夫妇应邀赴日本爱知大学讲学并参加该校孔子学院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孙先生得知后主动与在日本京都的大女儿联系，要她帮我提供一些在日期间的帮助。这些事情虽然不大，但孙先生对晚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情谊，让人难以忘记，难以言表。

我认为：一位学术上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必然有其人格力量的支撑。正是这种杰出人格力量的支撑，才无论是应对人生重大事件，还是面对日常生活琐事，都能够淡泊宁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能够从人生境界上来把握自己，并影响别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孙先生不仅是我个人学术和人生方面的导师，也应该是很多年轻人的人生楷模。孙先生在学术上取得那样的成就，是跟人格上的这种境界和操守分不开的。就在几天前，孙先生在悼念傅璇琮先生逝世的文章中提到，越是在学术窳败的年代，傅璇琮先生的人格也就愈显珍贵。我以为，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孙先生身上。正是傅璇琮先生、孙昌武先生等一批这些用人格实践其学问的学者的存在，才证明了中国当代部分文人在窳败的学术和社会环境下，还仍然坚守一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给学术史留下一丝希望的光亮。

（本文收入《孙昌武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