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之二·购书之缘


情系天津烟台道古籍书店


宁稼雨


一生中光顾最多，受益最多，收获最多的书店便是天津烟台道古籍书店。


壹.
1982年我本科毕业之后，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入学不久，各个方面都逐渐进入正常状态，其中重要的一环便是了解熟悉书店信息。从前届师兄那里得到信息，天津市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最适合文史专业光顾的是烟台道古籍书店，所以我很快就把这个书店作为重点关注目标。
烟台道古籍书店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位置在大沽路与烟台道交口附近，距离大沽路大约二、三百米。那时没有地铁和出租车，只能乘坐公交车去这里。我们哪一届文科硕士基本都住在南开大学十宿舍，从十宿舍步行到学校东门口，穿过卫津路，去斜对面的复康路乘坐94路无轨电车。那时卫津路与复康路交口还没有立交桥。记得路口有个小饭馆，经常还能看到二师兄（猪兄）出没。从那里上94路无轨电车后，大约乘坐二十分钟左右，在烟台道站下车，下车后沿烟台道前行大约三百米便到了那个古籍书店。那个年代除了大沽路口有一个副食商场外，书店周围几乎没有什么商店，所以显得很是清静。
书店分上下二层，一层是平装书，二层基本是线装古籍，刚入学那几年基本不敢光顾，所以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一层的平装文史专业方面图书上。
从大学本科决定报考古代文学专业方向研究生开始，我的书籍采购基本锁定在文史领域，虽然有了初步的小小规模，但距离专业研究需要还有很大缺口。入学后随着专业学业的进步和成熟，对于专业需求的书籍范围也逐渐明确清晰起来。概括起来，大约有三个方面的书籍需要购入：一是文史工具书，二是古籍原著，三是研究著作。这三个方面的需求愿望，烟台道古籍书店都给了我诸多满足和实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图书出版还刚刚从文革的冰冻时期苏缓过来，图书出版，尤其是文史专业方面图书出版距离社会学界需求还有较大缺口。当时图书市场的情况跟今天相比完全是两重天地。大约是以九十年代中期为界，之前完全是供不应求，市场缺口极大；之后则是供大于求，市场剩余图书太多。因为这个缘故，去烟台道古籍书店的频率就必须持之以恒和坚持有规律的周期性。
作为一名刚入学的古代文学硕士学子，对于以上三类书籍的需求简直如饥似渴。所以烟台道古籍书店成为我三年硕士求学期间最大的精神食粮供应处。那时我出校门到市内几乎唯一的目标就是书店，而烟台道古籍书店又是其中首选。三年学业中我几乎雷打不动的惯例就是每周必去一次烟台道古籍书店。以至于逐渐形成这样的定势：每次来到该书店，一眼扫去，架子上哪些书是新添的，我一眼便能认出；书店的那位刘师傅每次看到我来，便主动向我介绍，有哪些新上架的书可能我会感兴趣。如此状况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就是：每次从烟台道书店回来，心里的感觉就如同是下了一次馆子，吃上了一顿美味佳肴。


贰.
除了大学本科期间对文史工具书有过一些基本了解外，我对专业研究层面文史工具书的了解大致来自三个渠道，其一是研一期间，根据导师刘叶秋先生的指点和旁听来新夏先生的“文献学”课程，我在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工具书阅览室和文科参考室对相关文史研究工具书做过几乎是地毯式的搜罗和翻阅了解，对专业研究层面的工具书需求有了基本掌握了解。其中主要包括重要的字书、辞书，重要的书目和索引，重要的政书和类书等。其二是读研期间，曾多次到刘叶秋先生所在工作单位办公室——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辞源》修订组向先生求学，不但能够有幸随便翻阅修订组两间办公室周围靠墙通天书架上的诸多工具书，而且还能有机会去商务印书馆的资料室看到更多的工具书和其他文献书籍。《辞源》修订组作为国家最高级别古代汉语工具书编纂单位，那里的相关文史专业工具书堪称应有尽有。尤其让我震惊的是编辑室里屋对面一面墙的卡片柜。里面是修订版《辞源》第一主编吴泽炎先生半个世纪以来一张一张手抄下来的八十万张卡片，全部都是吴先生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为修订《辞源》所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勤努力，它为《辞源》第二修订版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这件事情对我本人的启示，除了那种矢志不渝的意志力量之外，从文献搜集掌握的技术层面角度，让我直接具象了解明白制作学术卡片的学术研究作用价值及其与索引编制的内在关联。其三是从读研开始，陆续走访过一些师长前辈的书斋。各位先生中工具书相对比较齐全的是朱一玄先生。朱先生一生从事古代小说资料编纂，对各种文史工具书十分娴熟，并主编过《文史工具书手册》，所以他书房工具书的数量种类在个人书房中算是比较齐全的。另外，当时与我们同住南开大学十宿舍的师兄李剑国教授的私人藏书书架也很有启发价值。
以上这些不同角度对于文史工具书的了解，对于烟台道购书而言，具有双重作用和价值。一方面，通过课程、读书、图书馆和相关单位的见闻，从全局角度全面掌握了解相关文献全貌情况。但从购书的角度看，受财力情况，书店货源，以及存放空间的限制，不可能悉数购入。于是几位学者的个人藏书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为对相关文史工具书各方面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所以到了烟台道古籍书店选书时心里就比较有底，能够根据书店书源情况，准确下手买书。我手里几种最常用的工具书，都是那时在烟台道古籍书店买到的，有的一直用到今天。如最常用的《中国丛书综录》，从各种渠道确认这是一部案头必备工具书，但195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后，一直没有重印，直到1982年重印时，我又没能赶上入手，只能一直翘首以待。直到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该书原16开本改为32开再版重印，我那天赶到书店，一眼看到新上架的新版《中国丛书综录》，喜出望外，赶忙取下浏览。书是原版文字，但因改为32开，字就有点小。本来还犹豫是不是还要再等16开大字版重印，但以常理推测，既然刚出了32开本，恐怕短期难以再出16开本了，而且该书又是常用工具书，经常使用，所以就当即决定拿下。该书装订很结实，从入手到现在，快40年了，虽然经常翻阅使用，但仍然完好无损。再如最常用的《四库全书总目》，从研究生入学起就把它列入必备工具书，但此书从1965年初版后一直脱销，专业使用者只能对其望洋兴叹。值得欣慰的是，1983年，中华书局将此书重印。当我到烟台道书店看到此书上架，如获至宝，赶忙买下。不过，与1965年初印本相比，这次重印本有个缺点，就是没有使用字典纸，而是使用了普通纸。这样，原本大约8厘米的一册厚度，就变成大约16厘米厚的两册。这不但过多占用书架空间，而且使用起来也不方便。多年之后，本系郝志达先生临去新西兰定居之前，将他的部分藏书赠我，其中包括1965年初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我才把那个两册本送人，用上了单册本。其他像字词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阮元《经籍纂诂》，梁章钜《称谓录》，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顾学颉《元曲释词》，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等，书目类除了《四库全书总目》之外，还有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等，类书类有徐坚《初学记》，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吴淑《事类赋》，李昉《太平广记》等，都是在烟台道古籍书店入的手。
我对古籍原著的认知和购入是随着学识增长不断扩大展衍的。大学本科时段这方面主要还是在文学史上经典作品中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经济实力有选择地入手。不过从大二时确定报考研究生开始，我对于古籍原著的采购已经逐渐开始围绕报考专业来调整扩大了。进入读研阶段后，古籍原著的采购方向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增补和扩展的。而这些内容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烟台道古籍书店完成的。
因为从大二开始，我就基本决定报考中国古代小说方向研究生，所以在购书方面已经开始围绕这个方向做准备，但规模力度有限。从读研入学之后，这个方面才逐渐扩大，形成规模。这些古籍原著的内容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古代白话小说部分，二是文言笔记部分。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和社会条件限制响，小说、笔记之类的古籍出版情况远远不能和诗文等传统文学主流形式相比。除四大名著等重要作品外，大部分二三流作品尚未重新整理出版过。而社会上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古代文学爱好者，对这些书都趋之若鹜。所以，当时这两类书都是紧俏图书，我每周必去一次烟台道书店，就是为了避免与自己需要的上市新书失之交臂。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下来的结果就是大部分需要的上市书籍基本能够如愿以偿。白话小说除了补足四大名著中的缺失外，主要有几个关注点：一是“三言二拍”，其中“三言”部分主要就是等待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五十年代许政扬校注《古今小说》，严敦易校注《警世通言》和顾学颉校注《醒世恒言》；“二拍”则是章培恒整理的日本内阁文库藏尚友堂本《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另外还有几个出版社开始陆续整理出版一些二三流的小说作品，开始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整理出版“中国小说史丛书”，春风文艺出版社陆续整理出版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等，后来江苏古籍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中国话本大系”，巴蜀书社整理出版“明代小说辑刊”等。因为我一直对笔记感兴趣，硕士学位专业方向就是“笔记小说研究”，所以从大学本科起在购书方面就对笔记类文献格外关注。读研之后专业方向已经确定为“笔记小说”，对此类书籍就更加留心了。所幸从八十年代起，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一些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上马各种题材和类型的笔记（含笔记小说），像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古小说丛刊”，以及“唐宋笔记丛刊”，“明清笔记丛刊”等，上海古籍出版社也组织出版“宋元笔记丛刊”和“清代笔记丛刊”等，齐鲁书社出版“清代笔记小说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明清文言小说丛刊”，黄山书社出版“笔记小说名著精刊”，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历代笔记小说精华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明清稀见珍本小说名著丛书”，重庆出版社出版“笔记小说精品丛书”等等。这些书因为不定期进货，间隔时间或长或短，但因为我坚持每周去烟台道古籍书店，所以多数没有遗漏。另外还可以特别说明的是，恩师刘叶秋先生受文化艺术出版社委托主编“历代笔记小说丛书”，我有幸能够得到馈赠样书，所以免除了书店购入通道。除了以上这些单篇小说笔记和今人编辑丛书外，当时还有一些出版社重新标点或影印出版部分古代小说笔记类丛书。1983年，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当年进步书局石印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我在烟台道古籍书店看到此书上架后，因为从当时市场看，似乎价格不菲。带着犹豫心情写信请示恩师刘叶秋先生是否要买。先生回信指示要买，而且好像看出我的犹豫，随信还附上现金20元资助，鼓励我坚定拿下。受到先生的鼓励，后来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说郛三种》，中国书店影印出版原本《说郛》，天津古籍书店影印《说库》，都被我不加思考入手。
其实，从古代历史文献的实际情况看，古代小说在传统古籍文献的整体营盘中所占比重份额相当有限，只能属于边缘部分。经史子集才是其主体部分。但经史子集体系庞大，数量众多，如果按比例购入，无论是经济财力，还是存放空间，都难以支撑。所以只能精益求精，选择最经典，最常用，最实惠，体积相对小的此类古籍原著。经部方面选择了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出版的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索引），史部方面选择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出版的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五史》，子部方面选择了中华书局1954年初版，1986年重印的世界书局版《诸子集成》。集部文献更加繁富众多，只能择优选取历代各种文体总集作为基础使用本：诗歌方面选择了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逯钦立整理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扬州书局本《全唐诗》，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标点整理本《全宋词》等。此间还有幸得到恩师刘叶秋先生赐赠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洪兴祖《楚辞补注》。散文方面选择中华书局1958年初版影印，1985年重印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扬州书局官刻本《全唐文》，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涵芬楼清抄本《明文海》等。这些古籍原著基本文献都是从烟台道古籍书店购入的。
除了以上工具书和古籍原著，一些重要的古代文史研究论著也是文史专业必须关注和阅读使用的。这方面虽然不是烟台道古籍书店的强项，但那些年因为光顾这里频率较高，所以往往也能遇上一些此类佳作，也就能随手购入。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钱钟书《管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八十年代初出版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及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李泽厚《美的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顾颉刚《古史辨》，中华书局1963年初版，1977年重印《余嘉锡论学杂著》等，也都是来自烟台道古籍书店。
烟台道古籍书店的二楼主要是线装古籍和书画特藏品等。那时经济实力有限，不敢时常问津，但有时还是上楼看看，过过眼瘾。不过那里主要留下的还是遗憾——因为囊中羞涩未能购入的遗憾。比如当时我有个学生就在那里工作，她向我推荐一部没上架的重要古籍，明刻本《绿窗女史》。这部书不但内容丰富，对古代叙事文学研究至关重要，而且传世版本极少。可那时就索价一个W，只能令我望而生畏。还有一部清末石印本《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对我研究很有用，价格也还不算离谱，一函四册一百五十大洋。可当时还是迫于财力和整体购书计划的考量，还是忍痛割爱。多年以后，我在孔网花了千元才买到这套书，而那套《绿窗女史》，别说根本再也见不到了，即便能见到，其高昂价格同样也是不敢问津的。


叁.
大约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藏书积累有了一定规模，购书方式途径也开始有些变化，烟台道古籍书店才开始慢慢淡出我的购书渠道。烟台道古籍书店购书主要时间大约在1982-1995年，其间有几点值得铭记和说明的事宜。
一是购书经费问题。我读研期间每月有46元的助学金收入，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这个收入基本够一个人的正常学习生活支出。但读研入学前我已经结婚成家，转年儿子出世，我就不能只顾自己，需要为家庭分担一些财务支出。但还要求学和购书，这样财务压力就比较大了。可求学购书又是我生命中最珍视和向往的事情，无奈中只能从自己生活费中来节省。本来计划是每月留出10元补贴家里，10元留做买书。其余26元作为生活费，但因每年寒暑假回家需要给家里老人和亲戚带些礼物，还有往返路费（除掉学生票优惠部分），还是需要不少银子。于是也就只能尽量压低伙食费的标准，大致按每月15元标准执行。每天五毛钱的伙食费，早点大约1毛钱（一碗粥，一个馒头，一碟小菜），午餐大洋1毛5到2毛，三两米饭加一份1毛左右的菜（当时食堂没有油水的素烧茄子5分钱一份，过油的烧茄子2毛一份），晚餐一份2毛左右的菜，加两个馒头。因为晚上读书就寝晚，需要加夜宵。我也只能把晚餐的菜留一点菜底，再留半个馒头。夜里在电炉上加热一下，用来解决晚上夜宵的问题。
硕士毕业留校工作之后，工资虽然比助学金多了十几元钱，但随着家属调入天津，饭桌从食堂改换到家里。我一个人吃饭可以在嘴上节省，但和家人一起，尤其是和孩子一起吃饭，就不能像从前自己吃饭那么克扣了。所以从购书经费角度讲，毕业工作后并没有太大的增加。直到后来工资调整和一度出国工作有了一定收入，尤其是开始承担各种科研项目，有了科研经费之后，购书经费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是藏书空间问题。读研期间四人一个房间，每人占一个角，一套上下铺。中间两张桌子，两人对面使用。床的上层放生活杂物，下层用来就寝和桌前看书。所幸的是，房间靠窗编与隔壁共用的那面墙，开了一个窗户大小的一个凹进空间，中间隔板外，搭建一个四层书架。我的床正好靠窗，算是得天独厚享用其利。不过随着购书日益增加，那个四层书架也渐渐不够用了，我只好原地继续开发，二层床边，下层床下，都逐渐被塞满。直到毕业工作之后，居所和办公场所都为藏书存放缓解了燃眉之急。不过，对于藏书人来说，或许藏书空间永远也跟不上进书的体量。
三是关于部分文献的版本问题。烟台道古籍书店购书的时段，大致是我在南开读研到留校任教任讲师的时段。受当时书源、财力、存放空间乃至客观需求限制，有些书的版本不是最佳版本，所以后来在条件改善之后，便逐渐做出了一些调整替换。像上述提到的武英殿本《二十五史》，已经为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所取代。扬州书局本《全唐诗》，也已经为中华书局标点整理本所取代等等。不过这个过程也是不断增加学养学识，提高版本知识和辨析能力的过程。
四是烟台道古籍书店对于我本人与书结缘的意义。烟台道古籍书店是我从大连来到天津读研之后光顾频率最高，购书数量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书店。我从一个本科毕业生开始着手进入专业研究购书藏书领域境界，烟台道古籍书店是最佳的演习实践场地。十多年，大约600多次光顾，也是我此生驻足最多的书店（没有之一）。如果说，成为一个从事专业学者应该拥有的藏书体量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彼岸，那么烟台道古籍书店就是驶向这个彼岸的良好舟船。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博览群书》2025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