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梁晓萍）

不忘初心得始终
——我心目中的宁稼雨老师

文/梁晓萍


“山中不知岁月长”，大学校园相对于喧嚣纷扰的尘世来说无异于静谧山林，对我如此，对宁老师也是如此。接到老师嘱托写作这篇小文时，猛然回首，才意识到自己与老师相识已经30年，从初见到入门乃至同事，亦师亦友，“而立”之年写出一段文字作为纪念足为幸事。
学生纪念老师，总免不了提及老师著作等身。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学术栏目中已列有宁老师详细的学术年谱，如果我多作赘述难免累赘板滞。三十年间，有许多印象深刻的瞬间，若我将之写出来，方是宁老师的鲜活人生。
作为老师最早入门的学生之一，时有小师妹在我面前感叹老师的博学儒雅，我点头赞同之余也常与人忆及老师年青时的风流潇洒，颇有几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戏谑。少年人大约对于大学总是有很多的想象与向往，我也不例外，我心目当中大学教师是一份任性旷达的工作，上课则来，下课即走，自由无比，而与宁老师的初识则让我的这种想象与向往有了沉甸甸的份量。初入南开时，校园在我眼中是多彩繁华的，因此当我与小伙伴们发现宿舍对面数栋破旧的小平房中总有一个房间灯火半宿不熄时，就难免生出了好奇之心，门前的数次徘徊也继而成就了我们与老师的初见：昏黄的灯光下，于凛冽的空气、堆放的书籍之中，一个清矍的身影伏于案头奋笔疾书，破败的屋宇与年轻的书生对照鲜明，悬梁刺股之感跃然而出。渐渐与老师熟识之后，才知道他那时有意编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文献搜集甚多，整理工作繁重，因家中腾挪不开而移居于教研室。在老师看来，教研室虽条件简陋但足够清静，故不以为苦反以为幸。老师的勤奋打动了刚经历过高考想要肆意释放青春的我们，后来我们也陆陆续续帮老师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抄写工作，也初步体会到了高校教师的艰辛。再次见到老师是在学校工会举办的周末舞会上，灯光旋转中他舞姿翩翩，快三、慢四、伦巴、恰恰无所不精，那一刻的宁老师让我们诧异，也仿佛打破了师生之间无形的隔膜，生出许多亲近感来。大二那年，宁老师担任我们年级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当他身着白毛衣走上讲台，将宋元与明清文学的面貌徐徐道来，我和小伙伴们都自豪于这样潇洒风流的老师恰是我们所熟识的。随着授课的深入，我们愈加了解老师的性情、学养和才艺。宁老师后来还为本科生开设了一门“《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的选修课，我们几人虽然因时间不凑巧未能参加，但有幸买到了老师的两本专著——《魏晋风度》《<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观书识人，略得其中几分魏晋滋味。
研究生的时候，出于敬佩和兴趣，我有幸师从宁老师研究文言小说。那时老师在文言小说研究，特别是《世说新语》研究方面已经卓有成效，不仅以文献功底扎实见长，也能旁征博引、言前人所未言。当时，老师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考，给门下弟子开设了一门特色课程，课程目标是研讨和探索如何创设一种贴合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特征的研究方法。到我入门时，这门课程已经讲授了三轮，课程名称也由“中国文学主题学”正式定名为“叙事文化学”，可见老师对新研究路数的思考已渐趋明晰。我和两位同门恰逢其会，幸运地成为最早接受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系统训练的一代。因此，老师对我们的学业要求甚高，每次课前课后都给我们开设长长的需要课堂检验的书单（检验的条件是所有书目必须摸到纸质原书并浏览大概），多次嘱咐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好好儿读书。我还记得，研一的时候课程满满，叙事文化学的书单几乎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每次课前大家都紧张非常，唯恐因准备不足答不上问题而挨批，也常为谁第一个发言互相推诿。不过，也正因为宁老师“严师”风范十足，我们三人不敢懈怠，认真完成每周功课，不仅跟从老师学会了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而且对电子文献这一新生事物也有所涉猎。课程过半时，老师鼓励我们练笔，我乖乖听话，写作了《韩凭夫妇故事流变中的文人旨趣》《秋胡戏妻、试妻辨析——兼论中国古代女性在婚姻中自主地位的下降》两篇小论文，经老师推荐得以发表，其中一篇还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在写作这两篇论文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利用古今各种类书、丛书、索引、目录学及作品总集查找故事线索，学会了如何对材料竭泽而渔，也初步熟悉了叙事文化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有了以上两次实践经历，硕士毕业论文选题时老师建议我选择一个体量稍大的题目深入开掘。师生两人为此数度商讨，最终择定了西施故事，一致认为学界对西施故事渊源于先秦西汉、定型于东汉六朝谈及较多，但对唐后西施故事面貌的描述却较为笼统，大有可为。为了查漏补缺、穷尽故事相关文献，在老师指导下我翻阅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正史、野史、方志、笔记、诗、词、散曲、白话小说等各类典籍，一一抄录相关文字。当时其中一些大部头著作如《全宋诗》《全元曲》还没有索引，故而只能一本一本逐页查看；还有一些影印版书籍排版紧凑，字号甚小，看得人眼花缭乱、目眩神迷。雪上加霜的是，有些书目学校图书馆不但没有复本可供借阅，即使进入核心书库阅览也受到每日十人的限制。那时，我为了查找资料日日“披星戴月”，忙碌几日一无所获、烦燥欲狂之际每每想起老师青灯翻书的身影，想起老师对我的鼓励与肯定，勉强按捺住自己重新投入到繁琐细致的资料搜检当中。对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来说，文献材料齐备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后还需厘清故事流变线索，对故事流传中的“同”“异”进行文化解读，后续工作对研究者的学养与阅历都有较高的要求，论文的质量与高度也全系于此。老师对我期待甚深，我也有志攀高，因之那半年老师在范孙楼五楼的教研室被我频繁叩关，有时甚至一日数次。我的硕士论文最终能从吴越文化、历史意识、美女祸水、生命情绪、美人幻梦五个角度探求西施故事的文化意蕴，下笔七万言而不能自休，能为答辩老师青眼有加，这一次次的思想碰撞就是幕后功臣。写作硕士论文让我深切体悟到了为学之不易和为师之不易。也正是因为有了老师的“行为世范”，我和两位同门皆没有虚度光阴，读研三年不仅收获了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更收获了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方式和路径。受益于此，我们毕业之后或早或晚、不约而同都选择了以大学教师为终身职业。毕业之后，我常以感激的心情回首这段埋首书斋、刻苦攻读的日子，也常向后入门的师弟妹提及这段光阴，希望他们能不负韶华不负师恩，不断充实自我，现在想来或许也有几分讨嫌。
在老师门下攻读硕士的日子，还使我深刻感受到老师治学“严谨”之外的“开放”心态：在大部分学者还满足于翻找故纸堆时，老师已经开始尝试运用《国学宝典》《四库全书》等电子文献发现新线索；在众人不满于只对文学作品进行“知人论世”的阐述时，老师已经以自己的《水浒传》研究和《世说新语》研究为例引导和启发我们进行六朝小说的深层文化解读；在别人还在为纷至沓来的学术新方法、新名词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时，老师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使其“中体西用”，融会贯通，令其服务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受此影响，我们后几届同门的毕业论文几乎都以“某一故事的文化意蕴”为题，力求做到资料翔实偶有创见，其实已经有了后来“中国叙事文化学”的雏型。如今想来，没有老师的言传身教和砥砺前行，没有那份“师犹如此，生何以堪”的念想，也就没有一代一代宁门弟子的学风传承。
宁老师是位严师，也是位益友。指点学业之余，他也常关心门下弟子的日常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我个人而言，求学期间因为女儿病弱、爱人工作繁忙多次得到老师的关心，有一个学期甚至因为我每周三需要带女儿看中医调整药方，老师还为此调整了自己的授课时间，关爱之情至今感念。生活中的老师是位富有生活情趣的人，多年来他一直热心于举办师门聚会，让离家在外的弟子感受家庭的温暖和同门的情谊。昔年聚会规模较小时，老师每次都亲任大厨，为我们烹制拿手菜，每道菜的掌故和烹饪秘诀都能一一道来，不少弟子曾经笑言“不仅要跟老师做学问，还要跟老师学做菜”。我印象中老师家的糖醋里脊最为美味，糖醋和面粉的配比严格，色香味皆十分诱人，尝上一口就能品得几分老师治学严谨的“精髓”。后来聚会规模渐大，老师不得不带我们转战于各个饭店餐厅。老师生活精致，熟知各类美食，因而每次聚会都是他负责点餐，面面俱到，诸弟子惟大快朵颐而已。饭间闲聊，饭后K歌，老师大展歌喉，红歌、民族歌曲、流行歌曲、俄罗斯歌曲信手拈来，歌声也有几分美声的味道。近年来，老师逸致颇高，专心学书，师门的年终尾牙聚会就又多了一个赠字的保留项目，在座弟子都可以收到老师用私人定制信封装好的福字和对联，纸张也由老师精心挑选网购而得。仔细打听，大家得知老师少年时屡经磨难，曾经学画十年，于逆境中不断求索，初心不改从不放弃，似乎也为老师的持之以恒、生活讲究、多才多艺找到了依据。
后来因缘际会，我师从陈洪先生攻读博士，主攻明清小说与小说理论批评。宁老师十分关心我的成长，多次为我指点迷津。那几年我忙于研读各种理论著作，熟悉新研究领域。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我又花了大量精力研究汉语与汉语教学，常为教学任务繁重以及与专业渐行渐远而苦恼。老师就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从少年坎坷谈到中年荆棘，批评我“儒家有余，道家不足”。不少人看到老师丰硕的学术成果和日益深广的社会影响，就以为老师一路顺风顺水走来，但其实并非如此。老师早在中学时（六十年代末七十年初）就遭受过双亲被关、独自求学、最后失恃之痛，与老师境遇相同的孩子虽被官方视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民间则直接贬称为“狗崽子”，这在唯成分论的年代相当于贴上了撕扯不开的身份标签，进退维艰。老师并未因此消沉颓废，而是由此树立了凭借自身走好人生每一步的坚定信念，并将之一直贯彻始终。高考的恢复为老师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当时文革余毒尚未根除，“家庭问题”又险些使他的向学之心折戟沉沙。老师不肯俯首于厄运，为此上下奔走申诉，最终晚于同级生一个月走进了大学课堂，成为自小梦寐以求的大学生（参见老师博客与微信公众号《我的高考传奇经历》）。老师自己说过，正是因为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他才万分珍惜，并且把学习知识、献身学术作为自己生命的价值追求。也正因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坎坷和打击在老师看来已不再是无法承受的人生重创，而是磨练自己意志和定力、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提升自己的人生精神和境界的推手和机遇。也正因如此，本世纪初老师面临那次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和压力时，能够秉承自己献身学术的生命理念，以合情合理的态度和方式处理问题，终于走出低谷回归正常迎来光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正式亮相学界并逐渐形成气候规模，一个个项目和成果问世并享誉学林，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都是老师没有被逆境吞噬，相反却坚守初心、潜心问学、默默耕耘的一系列喜人成果和证明。时过境迁，老师经历过的这些人生磨难已不为后辈同门所知，他自己也不再萦于心间，可老师处逆如顺、以无为的出世想法过积极入世的生活这种精神，以正确的姿态和积极的行动来化解逆境带来的不利因素、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甚而变为上升之力的做法，都值得我辈效仿和敬重。
工作之后，我所承担的多门课程中与所学专业最为接近的就是《中国古典小说欣赏》。为了讲好这门课中与《世说新语》相关的部分，我重读了老师与《世说新语》研究相关的著作，特别是其中“静观和体味人生”“把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的实践”这两部分，觉得入木三分很受启发：

静观和体味人生就是观看人生的戏剧，咀嚼其中的滋味。而把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的实践则是参透人生妙谛的一种演戏。世上表演也有体系的不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完全进入角色，与角色融为一体，忘记自己是在演戏，观众是“第四堵墙”。布莱希特则追求演员与角色、观众与角色的“间离效果”。中国戏曲表演的程式化，使演员和观众都意识到这是在演戏，因而有更强的距离感。儒家入世精神的人生表演，很像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精神；具有老庄思想特征的魏晋人的狂放表演，则与布莱希特和中国戏曲的表演不谋而合，它比较接近于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在以游戏的态度，来扮演人生的角色。他们没有投入进去，与角色融为一体。说到底，他们在演戏的同时，又能在舞台上抽暇观看别人的表演，并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演员身份。（《<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26页）

我本来将以上阐述列入了讲义供学生课外研读，可是继而发现其中所谈及的西方哲学、美学、艺术等内容，对非中文专业的年青学生来说如同天书，不得不遗憾放弃。失望之余，也颇为老师的所学广泛感叹。那时我与老师的接触不如在学期间频繁，但也知道老师已经另辟蹊径，鲜明地打出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旗帜。这一想法老师其实酝酿已久，至少已经有了十年的潜心思考和教研探索，而2007年《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一文的发表、老师与各类刊物合办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专栏以及2011年《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出版，则标志着中国叙事文化学立足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以故事类型为主的实际情况，打通了中西和古今的学术范式，具有了学术阵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日益受到了学界肯定和瞩目。我欣喜于老师的不改初心与厚积薄发，以为他定然忙碌于新学术重镇的搭建心无旁骛，结果忽闻老师开通了博客，又开设了两个网上论坛，不由为他的精力旺盛、与时俱进叹服。闲暇时登录同门论坛，看到版块设置和贴子分享，才意识到老师开通博客与论坛也是为了联络同好、凝聚叙事文化学的有生力量。对新鲜事物存有好奇之心是人之常情，但多数人不过一时之兴趣，宁老师却与众不同，能沉浸其中、数年如一日。时至今日，微信大行其道，老师也开通了公众号，但仍然不忘打理博客与网上论坛，这份初心、恒心常常令弟子们汗颜。
2019年暑期，老师与《天中学刊》合作，在驻马店黄淮学院联合召开了“中国叙事文献与文化高层论坛”。会上老师就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给与会青年学者做了专题速成讲演培训。时隔二十年，我有幸再次聆听了老师对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整体构思以及采取的全部程序方法，惊讶地发现与入门之初我所接触了解的研究方法相比，如今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无论是在理论高度上还是在具体操程序上，都有了难以想象的提升和完善。会议之后，《南开学报》和《文学与文化》又分别推出由老师领衔组稿的专题栏目以及他亲自撰写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这一系列辉煌之中隐含老师多少永无止境的深入思考和锲而不舍的执着追求，作为一个从师三十年的老学生，我对此深有感触。
近年来，老师学术活动频繁，奔波于各大会场之余，又发展了新的兴趣爱好——摄影与旅游。所谓“新”爱好，其实时间也颇长了，只是相对于绘画这个“老”爱好而言尚在少年。众所周知，摄影与旅游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爱好，老师自从05年拿到驾照之后，对两大“新好”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我印象中，最近十五六年老师每逢节假日必然出游，尤其是酷爱自驾，这些年间足迹所至，诸如“国内最美的十个古镇”“国内最美的十条公路”之类的已得十之六七，当然其中也不乏惊魂时刻。老师有次在聚会上说起自己的云南历险记，有人劝说老师以后不要再一个人出行，老师避而不谈，只是说起自己的初心——七十岁之前走遍大江南北。老师不单自己出游，兴致上来也会组织弟子出游。我读书的时候条件有限，出游就是跟老师一起逛书店，听老师说说天津掌故。我的师弟妹们就幸福多了，老师会驾车带他们去森林公园烧烤，这个活动持续了几年，大家还为此设计了活动旗帜。驻马店会议期间，老师要同时负责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与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中期检查两方面的工作，行程紧凑，负担不轻。尽管如此，由于机会难得，老师仍然在会前带领众弟子出游，手持单反，身手矫健，一马当先，为大家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老师颇有干一行爱一行钻研一行的劲头，看他发的旅行博文，图片取景独到构思精美，文字既有史征又有体悟，与老师的治学一脉相承。
三十年前，我对老师的最初印象来自于昏暗小屋中爬梳史料的身影；三十年后，老师选择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为自己的学术生涯画上圆满的一笔。在我看来，老师的三个研究领域：文言小说研究、文学文化研究、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无论哪一方面都离不开文献考据这一基底，以此开始，以此作结，正可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了。

（本文原载《名作欣赏》2022年第二期，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