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杜荇”是任笃行，不是康生
——兼及康生和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

宫晓卫


2020年12月6日，《文史哲》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他竟然也曾经在〈文史哲〉发过文章？》一文，前面有一段《编者按》：“1963年《文史哲》第4期曾刊发一篇题为《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的文章，署名为‘杜荇’。据徐庆全先生周详考证，‘杜荇’当即康生笔名。如果此说成立，这当是身为高官的康生在1949年后发表的唯一学术文章，值得玩读一番。”之后便是“杜荇”的文章全文，和原刊于《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一期徐庆全先生的文章《康生、齐燕铭关于〈聊斋志异〉版本信跋》全文。
我知道《文史哲》的这篇推文，是得自南开大学的宁稼雨教授。宁稼雨教授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著名学者，也是齐鲁书社的重要作者，我们认识已逾三十年。他熟知齐鲁书社几位从事古代文学类图书编辑出版的老编辑，其中包括上世纪80年代曾任齐鲁书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的任笃行先生。他在看到《文史哲》的推文后，将其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以他对相关人和事的了解，提出了对徐庆全先生文章考证结论的质疑。他认为“杜荇”不会是康生，而应该是长期从事《聊斋志异》研究、并出版了《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的任笃行。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他曾和我通电话询问具体情况。因我不太经常浏览微信朋友圈，是在接到宁稼雨电话后才在手机里看到了《文史哲》的推文。
粗读过这篇推文，个人感觉宁稼雨的质疑是对的，于是在微信中回复他：“兄的猜测应是对的，杜荇肯定不是康生。我记得很清楚，康生在原版本里所记文字仅数条，都极简，有二、三十字的仅两条，和杜荇的文章完全不类。”这段文字被宁稼雨完整引在了他在“古代小说网”上推出的《“杜荇”：你是康生，还是任笃行？——与徐庆全先生商榷》一文中。
我在微信里之所以会说的如此肯定，是缘于自己翻阅过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原版本。2008年，为来年的齐鲁书社建社三十周年社庆准备制作纪念品，其中想做一种纪念版图书，我考虑重印建社初出版的线装影印本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最初的想法是该书的名著和地域特色，以及原版本为收藏于本系统资料室的海内孤本这一特殊版本价值。待拿来初印本看过，才知道该书虽然出版时间为1980年7月，距齐鲁书社建社已过了一年半，却竟然还是在使用统一书号的年代，齐鲁书社正式出版物文学类图书出版序号的第一号。显然，在1979年初齐鲁书社建社之始，就是把该书认定为本社文学类图书的第一种出版物安排的。从社庆的角度考虑，这又平添了另一层纪念意义。于是，我当即决定社庆的图书纪念品就重印这部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了。因该书初版的《出版说明》中对这部影印本与原版本在开本、装订、函册诸方面的异同语焉不详，为做到心中有数，我从集团资料室调出原版本与影印本比照，是知就前述几方面而言，影印本与原版本完全一致。两者所存小异，是原版本中粘贴有少量浮签，因系今人所为，非原版本自有，当年影印时就舍去了。
  


打开原版本，先可以看到粘贴在第一函函套内侧的一则字条，白纸黑字，文字为：“卷一、卷十三、卷二十二、卷二十四中有康生同志校语共五条。”语涉康生这位历史名人，自然让我提高了对这个版本关注的兴趣，也是为了有个记录备查，我就把书中的浮签均拍照留存。只是由于电脑中存的照片太多，在给宁稼雨回复时没来得及上电脑查检，尚不能确定能否找到那些照片，是凭记忆说的。但因印象深刻，确信不会有大的偏差。
  
说来也巧，2009年初齐鲁书社重新影印的建社三十周年纪念版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推出后不久，我看到了徐庆全先生刊登在本年出版的《历史学家茶座》上的文章。盖因我和时任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的金明善先生关系甚笃，他告诉我他们刚出的一辑《历史学家茶座》上有一篇文章和齐鲁书社的《聊斋志异》有关，并安排人送我一册。读过徐庆全先生文章，印证了原版本中字条所写“有康生同志校语”的说法，可知此版本的确曾经过康生之手。不过从原版本所见数量不多的浮签及其文字，感觉不太可能据以完成一篇《校勘记》，而对文章里分析推测的“这个‘校勘记’只有康生才能写了”的结论是心有疑问的。只是刊物所载徐文后并没有如今之网络版附有1963年《文史哲》所刊“校勘记”原文，未得其详；而且个人因长期置身出版管理，无暇顾及个中缘由的深度探究，此事就搁下了。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是齐鲁书社的重点出版物，先后出过多种装帧形式的影印本、标点整理本。对这篇与本社重点图书有所关联的文章，我特意在该期《历史学家茶座》封面所列本期重点文章标题里徐庆全先生此文前打了个重点三角号，标注此刊尚需留存。为写此文，在自己保存不多的刊物中很容易就找出了它。
宁稼雨教授大概是在《文史哲》推文发出后一两天就写出了《“杜荇”：你是康生，还是任笃行？——与徐庆全先生商榷》的文章并推送到网上。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朋友提供的《山东大学校友名人录》中任笃行小传，这部“名人录”系1996年出版，在世传主的介绍文字，通常出于传主个人之手或业经传主过目。任先生的小传里明确说到“1963年在《文史哲》中介绍了《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本”，进一步佐证了他对“杜荇”应该是任笃行的推论。我以为，宁稼雨教授的推论逻辑清楚，举证有力，已可以坐实任笃行才是1963年《文史哲》上发表的署名“杜荇”的《聊斋志异》校勘记一文的真实作者，这件事应该能画上句号了。事后，我在电脑里找到了当年拍的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中浮签照片，其中有的浮签上的字能看出康生书法风格，就择出一张发给宁稼雨清赏，仅此而已。再后来因拟写社史有关的事查阅本社档案，期间特别注意了任笃行先生个人档案中有否反映与《文史哲》刊发“初校后记”文章关联的记录，且不出意外地看到了相关的内容，就没有再向宁稼雨教授通报。
不意过了不长时间，宁稼雨教授在微信朋友圈里又转发了徐庆全先生《“杜荇”：你是康生，还是任笃行，仍应存疑——就教宁稼雨先生》一文。仅看过文章标题，我意识到还是应该把在任笃行个人档案中所见能够认定《文史哲》1963年所发“初校后记”文章的作者即为任笃行无疑的内容告诉宁稼雨，这样通过宁、徐两位先生的交流，平息这场文字公案，也是对该文真实作者、我的老同事任笃行先生负责任的态度。我当即给宁稼雨发了条微信，原话为：“稼雨兄，刚看到兄发在朋友圈里的徐庆全先生‘质疑’一文题目，文太长，在手机上难仔细读，看了个大概。原本我以为经兄考辨“杜荇”，此事已搁下了，所以事后我因他事查阅有关材料时确认了‘杜荇’即老任就没告知兄。今见徐先生对‘杜荇’即‘笃行’仍有质疑，提醒我有必要告知兄，老任在当年申报职称的业务成果里明确说其在蒲松龄著作编辑室时，于1963年在《文史哲》发表了《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用的是笔名。此文著作者当无异议了。谨告。”这段微信文字，也被宁稼雨教授全文照录在了他的《关于徐庆全先生〈“杜荇”是康生还是任笃行仍应存疑〉一文的回应意见》中。随后，宁稼雨在给我的微信里转达了徐庆全先生及有读者提出要看原件图片的要求。接到这个要求，我突然感觉好像自己被推进了一个挺尴尬的境地。因为我无权将个人档案的内容随意拍照外传他人，所以肯定不能满足其要求。
长期以来，由于人事档案管理的严肃性，以致所带来的某种神秘色彩，学者讨论问题极少会想到个人档案。我有查看任先生个人档案的想法，与自己年轻时有过一段人事档案管理经历有关。但虽然会想到这一点，原本也无意拿人事档案说事。是看到用已有的材料并不能完全改变对那篇“初校后记”作者是康生的猜度，要还原事实真相，从个人档案的途径得到求证，乃是迫不得已之举。说实话，在任先生的年代，个人档案里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对组织是否忠诚的重大问题，须经层层审核的职称业务成果，几不容有假。至于我本人，更没有理由去编造此类信息。按说这就是常理，岂料却仍然不被他人尽信；而且照此逻辑，我即便提供了原件照片，保不定还会引出新的关于真伪的推测、质疑、考辨。看来，我在这件文字公案中的角色必须到此为止了。于是我在答复宁稼雨教授的微信中拒绝了这一要求。宁稼雨还是原文照录，用在了自己关于此事的回复。现在想来，当时随手而出的那段回复文字语气上也许偏于生硬，表述也未尽妥当，有些情绪化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近些日子却每每又会想起。这大概是出于本人是徐、宁两位先生这场事实上的文字公案中所涉之人——任笃行、所涉之书——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都有过直接交集、而且与任笃行先生又曾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同事——有此经历的唯一当事人了。既然无意中被牵扯进了这场公案，而且从网上介绍康生的文字里，已赫然可见有“以笔名‘杜荇’在1963年第四期《文史哲》期刊上发表了《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一文”的表述，感觉自己还是有责任梳理一下所见所知与此事有关的历史印记，如实地写出来，提供给有兴趣的读者。由此或可避免任笃行先生这篇文章的著作权日后再被误植他人，既是尽作为任先生老同事的一份义务和责任，也权作就此事给徐庆全、宁稼雨两先生补一个完整的回复。

一、任笃行和《聊斋志异》
任笃行（1923.12-2008.8），山东菏泽人。1946年至1949年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1949年8月在团山东省委主办的山东青年报社工作，1950年始在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编《少年儿童》刊物。1951年9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创建，调该社任编辑。1962年4月山东人民出版社成立蒲松龄著作编辑室，任笃行任该室编辑。“文革”后曾任山东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副主任、主任，改革开放后，山东以山东人民出版社各专业编辑室为基础成立独立的专业出版社，任笃行先是在山东教育出版社任文史编辑室主任，1982年5月调任齐鲁书社文学编辑室主任，至1988年离休。
我1985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齐鲁书社工作，任文学编辑室编辑，在任先生领导下我们共事三年，是以知道工作之余他在一心研究《聊斋志异》。我和任先生年龄差距较大，可能与我的研究生所学专业是明清文学有关，业务上我们还是很有话可聊。我曾多次陪他参加学术会议或访见作者，记得有一次到北京出差，他要顺便去北大图书馆查个《聊斋》版本，那时交通不便，出了地铁站，有一种小公共汽车可搭，他嫌贵，为给单位省钱，大部分路我们要徒步走，很辛苦。他退休后，仍喜欢到社里走走，我们还常见面，有时他会说到整理《聊斋志异》之不易。1994年初我调离齐鲁书社，那时知道他的书稿已近完成，正陆续交付社里进入编辑程序。
1997年初我回齐鲁书社任社长，此时正值这个单位发展的低谷期。因经营管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版社的正常出版秩序大受影响，积压书稿众多，任先生这部书稿的编辑进程也十分缓慢。这期间他来社找我，除了身体有恙需解决医疗费用，其书稿的出版进程也是我们必谈的话题。说实话，尽管当时我面临的管理和经营压力极大，处境艰难，但对任先生这部书稿从开始就是作为本社重点选题安排的。在出版社经营的特殊时期，一部重点书稿的出版安排，我既要负责书稿的终审，其版式、开本、用纸、装帧形式等各个环节的敲定，也都需要亲力亲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从袁世硕先生为任先生这部大书所撰的“序言”以及任先生自撰“后记”里，进一步了解了任先生和《聊斋志异》的渊源。
袁世硕先生与任笃行先生是山大中文系校友，彼此熟悉。袁先生又是《聊斋志异》研究造诣很深的专家，他在给任笃行先生整理本《聊斋志异》写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任笃行《聊斋志异》研究的起始。由这个线索，我查阅了当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文档，其中的蒲松龄著作编辑室《1962年工作总结》，清楚地反映了任笃行和这个室的关系及工作分工。从这份“工作总结”知，蒲松龄著作编辑室成立于1962年3月下旬，编辑室人员组成有任笃行、宋镜蓉、孙克传，又有外聘编委袁世硕、严薇青、郑亦桥等。1962年编辑人员的主要工作是“熟悉、钻研资料，对诗词进行了初选”，“任笃行同志负责编辑诗词，就对有关诗词知识及古典作家诗词选注本做了比较细致的钻研学习”。这一年，想必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张友鹤先生“三会本”《聊斋志异》有关，编辑室还去上海该所“学习了编辑蒲氏作品的经验”。袁世硕先生熟知这段历史，也了解任笃行这位学长，所以他在“序言”里说任笃行“从此便潜心研究《聊斋志异》和蒲松龄的其他著作”。袁先生的“序言”里还说到，虽然“‘文革’中谈鬼成了禁忌，整理蒲松龄著作被迫停止，编辑室解散了”，但任笃行并没有中断对《聊斋志异》的关注。“‘文革’结束后，他积极寻访有关文献资料，凡是我所得到的抄本、刊本，如黄炎熙抄本、钤有赵执信印章的残抄本、王金范刻十八卷本等，他也都一一研读过。他还曾先后参与了二十四卷抄本的编辑出版，发表了介绍康熙抄本的论文——《一函不同寻常的〈聊斋志异〉旧抄》、探讨原稿本的分卷、编次的文章——《〈聊斋志异〉原稿编次初探》等。”讲清了任笃行先生在《聊斋志异》的整理研究上浸淫日久，和已有的突出成果。任先生的这部新的全校集注本《聊斋志异》，是他积数十年之功完成的力作。其资料占有的丰富、扎实和辑校整理工作上的严谨细密，较之前人都有了全面的提升，是《聊斋志异》研究史上的一部重要成果。对这样一部无论是其学术价值、还是整理者与出版社乃至我本人关系都不一般的书稿，在出版安排上我自然不会轻忽，除了对编辑进程的关注，在开本、装帧及材料使用上也给予了尽可能的倾斜。
  
任笃行先生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是2000年在齐鲁书社出版的。图书既已出版，与人们一般都会在自己的作品出版后轻舒一口气不同，任先生到社里跟我说他又要对这部书进行全面修订，因体例上有调整，所以修订幅度比较大。尽管我自信对任先生还算比较了解，但对他这种超乎寻常的执着，还是深感意外，他放不下《聊斋志异》。后来他拿修订的第一册给我看过，每页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笔小字，可知其下的功夫很大。
2007年，任先生旧疾复发，在入院治疗前来社找过我。一方面是跟我聊聊治病的事，谈到自己的病入院治疗费用不低，很不好意思又给社里添加了压力。任先生是离休干部，医疗费全额报销，那时的所谓公费医疗，费用实际上是完全由本单位承担。任先生是个非常自律的人，他知道古籍出版社的经营压力比较大，因自己的治疗会增加社里的负担，看得出他心存此意绝不是客套；另外是说他的修订本《聊斋志异》，说自己还没有完全弄完，还有工作需要出院后完成。我劝他先安心治疗，费用的事不用担心，书稿的事可留待后日处理。
任先生入院手术后的治疗并不顺利，在他转院山东省立医院后我再次去看他，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右腿肿得厉害，十分痛苦，但思路清晰。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主要话题是他的《聊斋志异》修订稿出版事。我在工作日志里作了以下记录：“（2008年）4月25日，下午，到省立医院看望任笃行。……谈及《全校会注聊斋志异》，任不愿卖台湾版权，还是希望在人民文学出、或齐鲁重印。答复：有机会与人文社管士光、周绚隆谈谈，或齐鲁予以重印。2点40到，3点半出。”所记“卖台湾版权”，是指当时齐鲁书社与台湾出版社间版权交流较多，台湾有出版单位提出了购买任笃行这部《聊斋志异》的意向，印象里好像也有台湾出版商直接找过任先生；文中所涉管士光，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周绚隆，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我与两人均熟识。这次探视是我和任笃行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2008年山东出版集团各项改革频繁，头绪纷杂，事务繁剧，置身其中，在正常的出版经营之外，已是疲于应对。分身乏术，对老同志的看望，多是委托社工会、办公室代表的。4个月后，任笃行先生去世。9月3日我到任家看望任夫人黄玉英老师，再次说到任先生的遗愿——其整理本《聊斋志异》出版事。我理解因初版已由齐鲁书社出过，任先生的第一心愿是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如有困难，则仍由齐鲁书社改版重印。而实际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来就有出版古代文学名著的传统，那些年又开始相对集中地推出明清文学的整理本，任先生这部新加修订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纳入该社的出版计划没遇到障碍。其书的人民文学版是2016年推出的，此距任先生去世已经八年，可见排版编校之不易。
由上可知，任笃行先生之与《聊斋志异》，从1962年进入蒲松龄著作编辑室开始即如袁世硕先生所说进入“潜心研究”，直至他生命的终结。在山东出版界，老一代出版人中不乏学养深厚者，但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不多。像任笃行先生这样沉潜在一件事上耕耘一生，且留下了厚重传世著作的，恐惟其一人。作为任先生的同事，我不记得他有什么业余爱好。80年代的文学编辑室，办公室是齐鲁书社最大的房间，工休时社里职工喜欢在这里玩牌或打康乐棋，每每是少长咸集，任先生从不参与；当时室里几位同事手里都承担着一种或数种古小说整理项目，任先生也不掺和；那时文学鉴赏类图书正热，频见各方约稿，稿费收入较之当年仅有的固定工资已是颇为可观，他从不心动。在职业出版的工作之余，他的学术研究事实上只专注在《聊斋志异》，可谓孜孜矻矻，心无旁骛。
与任先生专注于《聊斋志异》的全校、会注、集评相对应，从1962年之后，他发表的学术文章，无一不是从《聊斋志异》所出。1987年山东恢复出版职称评定工作，任先生报的是出版正高职称——编审。其个人档案所存《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表》中的“主要论文、著作、译著及其它作品等目录”栏里填写的业务成果，1962年后共五项，一是“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1963年第4期《文史哲》，撰写（笔名杜荇）”；二是“《促织》（教参），高中语文第三册，教参，撰写”；三是“一函不同寻常的《聊斋志异》旧抄，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期，撰写”；四是“《聊斋志异》原稿编次初探，同上第三期，撰写”；五是“会校会注会评《聊斋志异》（山东省古籍整理项目），整理中，整理”。原表格分三栏，分别为“题目”、“何时在何刊物上发表或出版”、“本人承担的任务”，上列五项引号内的文字均为原文、原貌由三栏录出，括号、书名号等一仍其旧。在其另撰写篇幅较长的《业务自传》中，业务成果的表述与上述表格的列举是一致的。很清楚，他的学术研究没有离开过《聊斋志异》，包括他晚年和他人合作《聊斋志异选》及完成文白对照本《聊斋志异》，他的学术着力点几十年里只在这一件事上。由他亲述自己在《文史哲》1963年第4期上发表过《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一文，时间、刊物、文章标题、作者署名全都对得上，已经说清了这篇文章的作者为谁。
在这里想再说几句的，是关于这篇文章不署本名而用笔名的原因。在徐、宁两位先生的讨论中，曾涉及任先生这篇文章何以用笔名。宁稼雨先生推测或因任先生在50年代反右时被错划右派，以此种身份发文不宜用本名；徐先生认为尚不能确定任先生被打过右派否。在此先须说明的是，任先生在1958年确曾被错划右派，1961年摘帽。他之后的人生经历必然会受此影响。但如说发文章署名会与此相关，却未必尽然。以笔者在山东出版几十年的经历，我更倾向于任先生这篇文章署笔名是出于职务作品所限。见于任先生职称业务成果申报中的还有50年代他在山东人民出版社任编辑时撰写并在本社发表的三、四篇纪实性文字，其中属于自己独撰的，署名“向远”；属于集体完成的，署名“陆仁”。这篇《文史哲》上刊载的文章尽管不是在本单位发表，但任先生当时的身份是蒲松龄著作编辑室的编辑，当本单位得到一部罕见的《聊斋志异》抄本，将其与已发现其他《聊斋志异》版本比较异同，乃是这个编辑室的正常工作。从执笔完成“初校后记”推知，版本的校勘工作主要是由任笃行担当的。但“初校后记”里的人称为“我们”，又能隐见编辑室其他人员也参加了相应的工作，作为编辑室履行工作职责所最终呈现的“初校后记”，理应属于撰写者的职务作品。此类作品的发表，尤其是在当年，不署本名较为妥当。1979年，齐鲁书社影印出版该书，在《出版说明》里大量采用 “初校后记”的内容，却并没署撰者为谁或指出其主体文字出自何方，其原因恐怕也在于此。此时任笃行先生还没调入齐鲁书社，因这些文字的使用，倒可印证袁世硕先生说的他“参与了二十四卷本的编辑出版”。不过发文章将笔名与其本名“笃行”谐音，还是能感知这是任先生在着意为追根溯源文章的真正作者留下了线索，不管是山东出版系统内还是任笃行的母校山东大学，熟悉他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和这个署名，自然知道这是任笃行所写。岂知即便如此，时日久了，竟也险些成为疑案。

二、原本二十四卷《聊斋志异》里的康生留痕
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于1962年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区发现，收藏于当时的山东人民出版社（现山东出版集团）资料室，为海内孤本。该版本发现后，曾送呈北京多位专家过目，过目者包括康生。这个过程在徐庆全先生《康生、齐燕铭关于〈聊斋志异〉版本信跋》的文章中叙述得很清楚，此不赘。这里只谈谈在这部返还到山东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里所看到的与康生有关的痕迹。
前面已说过见于原版本首函函套内侧粘贴的今人字条，其文字系墨笔所写。以我对任笃行先生笔迹的了解，这张字条应出自他的手。字条里提到了康生，这是单从这个版本而言能反映它曾与康生有过关联的关键。因为除了这个字条，版本里并没有诸如个人印章、墨迹署名等与康生相关的其他直接痕迹。没有该字条的提示，后来的翻阅者不大可能将之联想到康生。
与字条所说的“有康生同志校语”可对应的，是原版本中粘夹的一些有文字的浮签。这些浮签分两种：一种为朱笔，计三纸，每纸规格大致为宽约一寸，长约两寸；一种为墨笔，计存十三纸，每纸规格大都为宽半寸，长一寸，仅一纸宽过一寸，长约三寸，但字数并不比其他各纸多。
朱笔三纸，分别为见于卷十三后的“此本阅完”；卷十八目录页的“此本阅完，惟《刁姓》与《章邱李孝廉》则并《鬼隶》一则墨批未有，俟后补之可也。六月初二日阅。”卷二十一末页的“此本阅完，惟《青蛙神》后一则、《外国人》《蝎客》《鸟使》《李象先》《蛙曲》墨批未有，待后日静阅可也。”以上三条，第二条的“六月初二日”的“初二”原不甚清晰，经多人辨析认为似可如此释读；第三条“此本阅完”前有两字，与本条内容不搭，疑为裁切字条时遗留的前文。将此三张字条的字迹与康生存世墨迹比照，能看出康生书法风格。
     


墨笔十三纸，分见于卷十三的《狐惩淫》《梅女》、卷二十二的《乐仲》、卷二十四的《纫针》诸篇，所见卷数基本与书前函套上粘贴的字条写的“卷一、卷十三、卷二十二、卷二十四中有康生同志校语五条”对得上，只缺卷一。而原版本卷一首页《考城隍》篇天头处有一明显的浮签粘贴痕迹，可知此处曾经贴有浮签。是不是因影印拍照时临时将浮签揭去而未能全部归位，或是其他原因遗失尚不得而知。但卷数的完全对应，和浮签的位置恰好见于《考城隍》《狐惩淫》《梅女》《乐仲》《纫针》五篇中，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浮签就是书前字条所说的“有康生同志校语五条”。只是字迹偏正书，个人风格不甚明显。另外浮签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就本页某字的拎出提示、或就本页某字的释读，如见于卷二十四《纫针》篇的“惋，惋，惊叹也”；“褓，保，小儿衣也，小儿被也”，是字数较多、比较典型的两纸，此类内容，或即朱笔浮签所说的“墨批”，却实称不上“校语”。而书中现存墨笔浮签共十三纸，与所谓的“五条”也不符。
  
墨笔浮签之所以会出现与书前字条所述既相符又不相符的情况，笔者以为，这应是字条的记录者记述文字不甚严谨所致。
先说“校语”。所指理应就是浮签的内容而不会是其他，理由有二：一是这些内容的保留不动，恰恰可以说明不大可能另有“校语”却被刻意抽出。二是关于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的文章，除了任笃行先生1963年刊发在《文史哲》上的“初校后记”，还有孟繁海先生1980年8月刊发在《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上的《谈二十四卷〈聊斋志异〉》。孟繁海先生是齐鲁书社建社之初的业务负责人之一，后曾任本社总编辑、社长。他与任笃行先生一样，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是老山东人民出版社的资深出版人。他也关注《聊斋志异》，是影印二十四卷《聊斋志异》的主要推动者。他在后来出版的《王刻聊斋志异校注》的“前言”里说到过自己接触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的经历，他也是认真看过这个原版本的。任、孟两篇文章都将二十四卷《聊斋志异》与世存的其他版本《聊斋志异》作了大量的校勘比较，却只字不提康生的“校语”。两篇文章写作发表时间均在1980年10月中央开除康生党籍之前，康生作为身份显赫、且文化名声甚著的人物，其真有对这个版本的“校语”，是不大可能被二人完全忽略的。
次说“五条”。大概这就是记述者由浮签只见于五篇的笼统一说。从称“校语”的用词并不那么准确，这么推想也是合理的。当年的标注者斯人已逝，留给后人的，难免是猜测了。
今天我们单就版本前提示有康生校语五条，和原版本中实际存留的今人墨迹浮签看，这些都符合徐庆全先生《康生、齐燕铭关于〈聊斋志异〉版本信跋》文中引述的康生信“因无时间，对廿四卷本我没有细看，只将紧要地方略翻一下，写了几点意见”所述，看来康生确实对这个版本只是“略翻一下”就送回了。
至于康生信中的“写了几点意见”，从徐庆全先生文章中引述的齐燕铭、丁树奇两封信知，是另给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我在山东人民出版社文档里没查到此信，徐庆全先生文章提到这“几点意见”的丁树奇抄录件也已不存中华书局，所以其完整原貌暂无从知晓。徐庆全先生文中有对出现在网上拍卖的丁树奇这份抄录件所展现的部分文字的辨识：“手稿本下部也许尚在人间，发现的可能也未完全消失，近来异史本及廿四卷本的出现，使我觉得这种可能更大了一些，我很希望山东同志继续努力搜罗《志异》版本和蒲氏其他著作。”从这段文字，大致能看出康生的“几点意见”应该不涉具体版本的校勘，如若仅就落实康生有没有写二十四卷《聊斋志异》校勘记的角度而言，他的“几点意见”查到与否已不那么重要。倒是信中提到的“希望”，相信山东人民出版社在1962年成立了蒲松龄著作编辑室后就是这么做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在山东出版集团总编室工作三年，集团资料室是总编室的下属部门。我知道资料室有几种线装《聊斋志异》版本，只是我的兴趣不在这里，没有特别关注过。现在因集团办公地点迁址，资料室书籍早已打包封存，恢复无时日，即便还有延深探究的想法，也难实现了。
在完成上面的文字后，偶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原《文物》杂志社资深编辑李力先生撰写的《〈文物〉月刊上的康生印记》一文。文中写到康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物》杂志上用“记者”、“叶余”等署名发表过谈砚台收藏和题为《蒲松龄手稿本农桑经》《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初读零记》的文章，有文有图。据此知道康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如宁稼雨教授在《“杜荇”：你是康生，还是任笃行？》文章中说到的用“叶余”笔名发表过关于《聊斋志异》版本的两篇“科普性质的文章”外，尚撰有其他学术文章。所以即便明确了康生不是《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的作者，事实上仍有出自他手的学术文章存世，而且估计不止一两篇。